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此为关于大学博物馆答《华西都市报》记者问之二】
4、您在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大学博物馆是大学的一面镜子，照一照就知道大学怎么样”，您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国外大学博物馆做得比较好的范例，能否放眼国内介绍一些我国自己的高校博物馆比较成功的例子呢？陈履生：大学博物馆是大学的一面镜子，我们来对照就能看出我们的大学的状况和综合实力，以及我们称之为大学的这样一个教育机构所存在的问题。现阶段，我们的很多大学还没有一个与大学相称的大学博物馆，虽然，国内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博物馆，比如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都已经建立了与大学相应的大学的美术馆，而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新建的大学博物馆也有一定的规模。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这样的老牌的艺术院校，依附于自己长期的积累也有一定的收藏，而且他们的藏品与学校的教授、著名画家等等相关联，显现出学校美术馆的特色和特点。而过去的一些老大学，如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为1914年开始筹建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葛维汉博士到成都接任馆长，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二楼辟为陈列室，这就成了“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1952年，因华西大学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该馆现共有各类文物53000余套，合84000余件。还有南京大学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所藏南唐王齐翰的《勘书图》是其唯一的传世作品，其他收藏也很丰富。这些收藏都是基于长期的积累所形成的，尤其是他们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开始就累积了许多藏品，这些藏品的重要性也在中国的文博界享有威望。和西方很多国家的大学博物馆一样，依附于考古的累积和捐赠所形成的藏品体系，是特定时期的产物。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物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大学博物馆通过考古来获得藏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虽然大学中依然有历史系、考古系，文博专业也非常发达，他们也参与了各地的许多考古发掘，但是，发掘的成果往往归之于地方的文博机构。如此来看大学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的法规或者国家的政策来协调文物资源，让更多的文物资源能够进入到大学博物馆。大学博物馆作为一面镜子，也能映照出国家文物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现在一方面是很多的文博机构库房中的文物堆积如山，库房远远不够用，很多藏品长年累月不见天日，很多藏品难以与公众见面，而国家如果能够协调这些文物的库藏，让它们进入到大学博物馆之中，充实大学博物馆，让大学博物馆能够在地区的文化建设，或者在培养新人方面有积极的作为。这样的文物政策的调整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您之前在文章中分析过，许多高校领导没有去看过几家博物馆、美术馆，审美教育缺失等问题，那么您认为，高校博物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掌舵人？陈履生：对于每一家大学博物馆来说，馆长都是非常的重要，一馆之长至少应该是受过专业的教育，或者是有着专业管理的经验，最起码应该有专业的精神和专业的敬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去管理博物馆，而管理的前提是认识自己的博物馆，尊重历史与发展。但是，现实中有许多大学博物馆的馆长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经验，往往是考古专业转行而来，或者由主管机构任命而出。当然，他们有一定的文博知识，但不具有博物馆管理的经验。其中还有一些兼职的，还有一些因为有了博物馆的建置而成为馆长。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在大学博物馆中，因为有与大学的关系，馆长一方面需要和大学最高领导的默契，更重要的是要磨合与大学相关专业的关系，比如说在艺术院校，美术馆的馆长要和艺术院校中的数十个专业相联系。而综合性大学的大学博物馆和大学中的很多专业也都有关联，这是和城市中的博物馆所不同的。那么，面对这种关联，需要有很好的协调能力。在专业方面，大学博物馆的馆长在建立和维护专业特色方面要不断努力，不能是有一任馆长就有一个特色，各做各的。大学博物馆的馆长除了首任，其后的接续很重要。西方的一些大学博物馆正是在百年的接续中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使博物馆成为大学的骄傲。大学博物馆的馆长可以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也可以在博物馆中表现出自己的专业特长。馆长如同伸出手来的五指，又长又短。如果没有专业而有为博物馆发展的心血和努力、热情和作为，那也是博物馆的幸事。不管怎么说，对于大学博物馆的馆长来说，就是要尽责尽力。基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大学博物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健全相关的联系，使得大学博物馆在一个相互的关联中能够显现出大学存在的特色。大学博物馆的特色很重要，能够创造和维护特色的馆长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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