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哲的雕塑作品，以夸张、粗豪却注重气势、神韵的造型，对雕塑语言的娴熟把握，对中国传统的深入关照而先声夺人，并从形态、神气上与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都保持了适度的距离，从而散发出了一种较为成熟、大度的气质和蕴涵。但按生理年龄来划分的话，他是不折不扣的“80后”青年。于是，在作者与作品之间，似乎有一种令人惊异的“不相称”。

　　这种“不相称”心理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人们先入为主的某种文化观念。1980年代出生的人，被比自己年长的人用“80后”等历史决定论乃至生物还原论色彩浓厚的外在标签来加以规范，在后者们对于这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化描述中，无历史、无深度、无责任、无宏大视界、嬉戏成性等超平面语汇成为高发词，名为“80一代性”，实为80症候。其实，80一代的生存境况、文化背景和认知差异、价值取向等何其众多，甚至是绝对的、无法通约的差异。而且，既然是正在成长中的艺术，那么它的青涩与稚嫩甚至浅薄无知也暗含其中，一切都有待成长，并有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这一切都有待继续锤炼，并被历史所过滤和拣选。所以，对于80一代而言，最重要的其实是在现场中不断推进自己的体验和思索，从而不断磨砺自己的主体性，不断超越旧有自我，从而逐步成长。

　　任哲则以他的敏感和多思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历史意识和宏大视界方面，他继承了前辈知识分子惯有的传统，并以自己的独特禀赋和优势，在这个文化谱系下寻找他的切入点来持续推进。

　　任哲自小有良好的环境和浓厚的兴趣来汲取中国文化传统，他长期地沉浸入其中并乐此不彼，但这并未让他成为一个食古不化的遗少。恰恰相反，作为一个鲜活的当代人，他熟悉当代文化，并以传统文化为背景来反观当代文化，有意地对后者的得失进行个人化的严肃、宏观思索。在他的多向思考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代文化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在他看来，是精神品格的降减、低迷与消解、沦丧。因为，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是人的信仰、价值观基础上所生成的品格的问题。这是一个终究无法逃避的本源性问题，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自我的种种“病因”推卸给各类结构、系统和他者之后心安理得地维持原状，抑或犬儒式地放纵，但深究之下，其实往往首先需从自身的品格切入，非此则无它途。

　　任哲的这种认识，正是立足于对当下文化中之“人格”的观照和反思。中国自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国门后，被动而生的现代性追求就成为核心欲求。从此，至上而下的现代化举措就处于不断推进和修正之中，人们籍此来向现代性迈进。但是，现代化应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否则，即使外在的现代化躯壳再发达，依然是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而现代性的根基则是主体性，主体性无以建构，其余都难以为继。也正因此，对个人而言，任何深刻的观念或精致的话语，只有真正内化入身体之中，才能真正生效，否则，再貌似宏大或激越，也只能沦为一种乌托邦式文化皂泡或机会主义者获取世俗利益的博弈工具，以致高洁大义结出腐臭的果实。

　　任哲的这种认识，其实触摸到了当代文化的症结所在。毋庸讳言，在多年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热潮中，资本增值和大力消费成为社会主导欲求，人们的物质消费水准在不断提升，但与之伴随的却是信仰的缺失和品格的低下。这种状况如此普泛，乃至，在曾经一直冠以“先锋”、“前卫”的当代艺术界，价值观的含混乃至缺失，也是最大的问题。但如何生成和建构、以及生成和建构什么样的当代中国人品格或主体性，则有待商榷。现代性是一个有着相对确定内涵的概念，主体性也与之相似，所以，西方文化有大量可资借鉴、参照之处。但全然以西方为范式而照搬，难免流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因为，西方的“主体性”，是在其本土的复杂情境和文脉中生长起来的，发展至今，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却无法与中国本土实况一一契合。而且，关键是，中国本土传统中，既有糟粕的积淀，也有精华的留存，弃之不顾，是对丰厚思想遗产的废弃。生成和建构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应该是立足中国本土现场，在了解、吸取中国和西方现存、往昔“人格”内涵的基础上，自由借鉴和转化、更新，为我所用。

　　在任哲看来，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品藻，是有其深意并可为当代所用的。为此，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沉浸入中国经典文化中来寻觅和提炼可资当代性转化的资源。虽然，他的雕塑作品之形态是传统的武将、文官，但其动机和最终目的是充满当代性的。因为，当代艺术与僵滞的本体论和狭隘的学科规诫无关，它是一个其语义结构随历史语境的变迁而随时调整方向与范围、不断重写与刷新的建构性概念。如果要对当代艺术的内在冲动加以基本的规范，应是以当下现场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所进行的种种探索、研究与批判。因此，随着当代问题情境的转换而改变自己的关注领域、思考方向与创作手法，以求切实有效地切入当下问题，并希冀良性地解决，是艺术家感时忧怀的文化责任感所在，也是艺术保持当代性的标识。立足于当下的现场中，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那些沉迷于历史、传统本身，在故纸堆中不辨来路、归途的艺术，因其脱离现场问题而不具备当代性；但那些以历史、传统的厚实精华来弥补、修正当代文化的浅薄、贫乏症的艺术，则因其借古以开今而具备当代性，并且，目光更为深远悠长，在过去、未来之间有更稳健的承续性。这种事例在中外文化史上都屡见不鲜，比如中国元代赵孟頫所倡导的“复古”和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回到拉斐尔之前”。相反，在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充斥着大量徒具当代艺术的形色，却因其内核的虚伪、矫饰、媚俗而流于伪当代艺术的话语和作品。

　　任哲希望能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提炼出具有大善、大美的人格楷模来，并以当代的文化需求为坐标，对其进行转化。所以，他的传统人物雕塑，其实不是传统的复制，而是更多地融合了他个人对当代主体性方面的希冀在其中。选择武将、文官为主要母题，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政治结构中肩负明确职责的。“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岳飞语），无论武将、文官，其高度的政治、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体现为对其职责的全力以赴，并恪守大善、大美的原则（否则，将因缺乏个人的判断力和主体性，而沦为仅是高度顺从的工具而已）以全其气节，甚至明知赴死而在所不辞。为了凝练地传达内在风骨、神韵，任哲从造型、动势方面予以夸张，并删繁就简，不尚琐细，唯求传神。因这种内在的表达欲求，他的作品突出线条的力量，并将块面以蕴涵激越情绪的手法“挥洒”、“涂抹”、“泼溅”，强调纵横捭阖的抽象性气势。

　　他所塑的武将，其强健的雄风一扫传统文化中的柔糜之气，寄托了他对中国人之强力意志的渴盼。与血脉贲张，蓄势待发的座骑和鼓荡、飘扬的衣带、袍服相联接而形成逼人的气势，慷慨激昂的力量喷薄欲出。他所塑的文官，则以刚毅的风骨和既尽忠职守又不卑不亢的气节散发出一种磊落的风范和凛然正气。他所追慕和推崇的这种种品格，无论雄强、刚毅、磊落……归根是以坚定、崇高的价值观为内核的。而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恰恰是极为匮乏的。正因主体性方面的这种匮乏，种种犬儒、虚无、卑琐等症候普泛化并被默认甚至获得不言而喻的合法性。

　　所以，任哲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对崇高人格的呼唤和弘扬。为此，他才沉潜入传统文化中，对古典人格的神髓进行招魂和再造。这种行为，可谓浸透了他的文化苦心。而他的感时忧怀和顾后瞻前的历史、未来意识，也凝聚在这一座座看似古意盎然的武将、文官雕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