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西方说“风格即人”，两种说法字面上所有不同，但意思基本一致，那就是艺术一定得跟艺术家本人密切相关，艺术作品的风格就是艺术家的风格，因此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说，我们既可以说贝多芬的音乐“雄强”，也可以说贝多芬“雄强”，既可以说莫扎特的音乐“欢快”，也可以说莫扎特“欢快”，这里不存在词语搭配不当的问题，用一句比较学究的话来说，不存在本体论的错位问题。

　　但是，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够做到“风格即人”。有些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的风格，都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艺术家的作品如同他们本人一样，很快就会被历史所遗忘。没有形成自己风格的艺术，如同没有活出自己面貌的人生一样，从美学上来讲是失败的。每个人获得美学上成功的途径也不一样，有些顺利，有些曲折。

　　任哲非常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也许有偶然的原因，也许是必然的结果。从学校毕业不久，任哲就潜心于以古代武士为题材的雕塑创作，对于任哲作品的风格，我想借用《二十四诗品》中“雄浑”和“劲健”来形容。由雄浑与劲健所造成的古代英雄主义，让任哲的作品在当代艺术界中独树一帜。这正是任哲能够很快在当代艺术界中崭露头角的原因。

　　从西方艺术界来看，自从上世纪中期抽象表现主义由波普艺术取代之后，英雄主义就已经是日薄西山。从中国当代艺术来看，英雄主义也是批判、解构和调侃的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起源于对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反叛。反叛虚假的英雄主义的最好方式，就是展示真实的犬儒主义。中国当代艺术中盛行一时的泼皮、艳俗等等，都是因为解构虚假英雄主义有功而受备受推崇。然而，当虚假的英雄主义成为历史之后，犬儒主义就会因为缺乏靶子而失去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由于简单的样式模仿和重复，犬儒主义本身变得虚假起来，具有犬儒主义色彩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必将为新的艺术风格和样式所取代。

　　任哲从一开始就没有步犬儒主义的后尘，没有在对当代艺术的流行风格的模仿消耗时光，而是明确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英雄主义道路，这可能与他天生的气质和后天的环境影响有关。尽管任哲长得并不高大威猛，但他的眉宇间有一股英气，目光专注，面庞坚毅；，由此可见任哲选择武士作为题材，并非偶然，完全是天性使然。也正因为如此，任哲能够顺利地与他的作品融为一体，用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对于生活在样板戏、朦胧诗、调侃文学等等之中的艺术家来说，任哲雕塑的古代武士似乎过于做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哲是80后艺术家，前辈艺术家心醉神迷的那些文化样式对于他只是传说，相反武侠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代艺术家的成长。就像众多的古装戏只是在借古喻今一样，任哲也在借助古代武士的形象表达他真实的心理诉求。与经历过全盘西化的艺术家不同，任哲这一代艺术家在文化上多了一份自信。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任哲所塑造的人物显得意义饱满，而不只是空洞的符号。

　　从开始创作起，任哲就找到了符合自己精神气质的风格，这是任哲幸运。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精神气质都可以外化为成功的艺术风格。任哲借助中国古代武士形象所传达的精神气质，不仅具有他个人的生存论上的真实性，而且因为与源远流长的文化发生关联而意涵深远。今天有不少艺术家在强调真实感受，毫无疑问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以为只要表达了真实感受就是好的艺术，那就不一定正确。在这个日益民主和扁平的时代，个人的真实感受已不足以感动他人。只有当个人的真实感受与深远的历史和广大的社会发生关联的时候，它才有足够的力量引起他人的共鸣。更加幸运的是，任哲的真实感受并不是他个人的呓语，它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内在的关联。任哲以他的个体真实感受，将遥远文化精神带到了当下，赋予了抽象的文化精神以鲜活的生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任哲的作品时，并不感到任何的矫情和无病呻吟。

　　任哲的作品不仅在纵向上与悠远的历史发生了关联，而且在横向上与广大的社会密切相关。经历现代性洗礼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英雄落寞、众神远去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大众时代。但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对具有深度、高度、力度和广度的意义的探寻并没有终结。艺术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就得跟真实事物有所不同。这就是威尔什（Wolfgang Welsch）所说的艺术的相异性原则。希腊艺术之所以美轮美奂，并不是像温克尔曼（Johann J. Winckelmann）和席勒（Johann C. F. von Schiller）等启蒙思想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希腊人美好生活的反映，而是像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所发现的那样，是希腊人现实生活不堪承受的证明。为了让不堪承受的现实生活值得一过，希腊人发明了梦幻的造型艺术和沉醉的悲剧艺术，通过它们来消解或者麻醉现实生活中的痛苦。根据这种相异性原理，在英雄辈出的时代，艺术需要一点犬儒精神；在犬儒横行的时代，艺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任哲的作品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原因在于它跟表面的大众生活拉开了距离，唤起了人们内心的精英需要，从而给人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非常欣赏任哲作品中的力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来说，由于成长在经过革命了的文化环境之中，再加上中国人固有的谦卑，当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书法、戏曲、太极拳等等文化形式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别扭和羞涩，好像有一种拿不出手的感觉。经过近来的不断矫正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书法和太极拳中的魅力。一旦我们的文化记忆被唤起之后，就会心醉神迷，从中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因为它们毕竟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美的样式，渗透在我们文化基因之中。中国美学特别重视宇宙的动源，重视气韵生动，不太欣赏呆板的形式。不过，中国美学推崇的动不只是简单的运动，而是富有内在力量的动势、节奏和韵律，这在中国书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任哲酷爱书法，对中国书法中的这种律动之美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他的雕塑虽然从罗丹等西方大师那里吸取了不少养分，但他的作品中蕴含的那股力道，则明显是中国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任哲的作品走出了西方雕塑的影响，同时借助西方现代雕塑的助力将中国传统雕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近，任哲以不锈钢为媒材创作了一批武士雕塑。除了保有以前用青铜为媒材创作的雕塑的各种优点之外，这些不锈钢雕塑又多了一层意涵。与青铜相比，不锈钢具有更加强烈的当代气息和波普意味。在以青铜为媒材的作品中，任哲是依靠夸张和变形让作品摆脱写实的局限，强化作品的意义张力，拓展作品的阐释空间。在以不锈钢为媒材的作品中，由于媒材与主题之间某种程度的相异性，作品的意义张力被进一步放大，中国与西方、传统与当代、崇高与波普、力量与优美等各种矛盾的因素所激发出来的力量，被任哲巧妙地驾驭和利用，成为拓展和丰富作品意义的动力之源。

2010年1月27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