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来，发轫于五个世纪以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一直深刻影响着一大批中国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大多出自是中国第一流的美术学府，擅长于写实风格的油画，这和中国当下独特的艺术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关系。那些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欧洲各大美术馆里的伟大珍藏，往往让中国艺术家们叹为观止，他们甚至比任何一位西方当代艺术家更熟稔，常常一打开这方面的话题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事实上，这种影响基本上是处于技术层面的，中国艺术家们可以轻松地以娴熟的文艺复兴时期技法创作出有关中国的写实主义风格肖像作品，这类作品或适应体制的需要，或适应市场的需求。而关于文艺复兴精神层面呢？多年来鲜有人涉及。这其中，石良无疑是少有的一直执着其中的艺术家。

从左起中国艺术家石良先生、意大利艺术家托马索·卡谢拉（Tommaso Cascella）、中国策展人田恺先生

　　纵观石良从创作之初延续至今的所有作品，均围绕着人的主题。从早期探索人的生物属性——惶惑、倦怠的男女，空洞的眼神，画中的人物呈现的特质完全是文艺复兴绘画的对立，人文精神的反面，在这两者之间，石良似乎在有意识地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连接起来，从欧洲人走出黑暗中世纪之初充满了世俗快乐的面容，到现实挤压下中国男女的众生态。自古以来，人们经常会问出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好了吗？答案基于回答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也基于回答者对人性的洞察和对人文关怀的立场。乐观者会以“螺旋式上升”这个哲学命题来作为依据，而悲观者则认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性并没有进步，甚至没有改观，与远古的先哲智者比起来，今天的人并没有聪明多少，无论中国还是意大利，每个文化中都有表达这个论点的成语和民谚。文明的消长从来不会以历史作为依据，今天人类的愚蠢行为历史上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

　　石良就是这样的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人性的悲观立场也是他创作的先行主题。他本人像一个信息接收器，深度贴合着现实世界。大到欧洲的衰落，基督教文明的无助，中国重商主义趋势下人文精神的缺失，小至点点滴滴的社会新闻。都是他所关心的，他对事件或者事物中的象征性深度着迷，这种曲折的表达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完全契合。比如，变形十字架上的孱弱的男人，作品的材料，是北京高碑店工作室附近得来的旧门板，石良将其改造后，画上一个无法确定身份的男人形象。后来石良将这个装置放置在意大利一个中世纪洞穴教堂里，十字架的斑驳质地和洞穴的历史感浑然一体，整个场景传递了一种宿命的气息。另一件作品，用马桶圈装帧的新生婴儿肖像，手里紧紧攥着母体带出的节育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及人生存的权力和尊严。这两件意象对立的作品，一个死一个生，一个无力，一个倔强，石良用这两件作品的并置表达一种广阔的维度，试探信仰的边界。

　　绘画以外，石良新完成创作的装置作品，用几十个中国宗祠文化的置于供案上的案上案排列组合，立于墙面上，就像西方的家具一样，所有的家具都有某种象征意义。案上案也是如此，从地面空间的摆放变成平面悬挂排列后，分离了同宗祠文化的关系，剥离了人的因素，反而放大了人的存在。中国文字中案件的“案”字同家具条案的“案”是同一个字，在这里，石良用从明代至民国四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家族、不同风格、不同样式和材质的165个小案上案组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历史感的装置，用挪用文字转换内涵的当代方式，批判和暗喻司法的黑暗。

　　从对人精神的关怀上讲，石良是文艺复兴的传承者。他渐渐不拘泥于创作的媒介、形式，冲破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历史文化樊篱。他将作品放在意大利的多个城市，教堂里，广场中，甚至古城街道旁，他把作品带到文艺复兴的发生地，像是要来证实和确认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像是来延续某种可能性。在文艺复兴的现场，石良用模拟出来的历史遗存，连接了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