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梁启超游历至镇江焦山定慧寺，面对书法宛转遒逸、如仙鹤振翅般的南朝齐梁时期的《瘗鹤铭》，不禁思绪万千。76岁的高僧鹤洲见梁启超钟爱此碑，就把用日本雁皮纸零拓法拓成的《瘗鹤铭》相赠。

梁启超在“瘗鹤铭跋”题道：“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俟穷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拓，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即若星凤矣。鹤洲拓技如神，其本极可宝贵。”梁启超更将鹤洲所赠《瘗鹤铭》拓本定为“出水后第一精本”。

《瘗鹤铭》讲的是一位叫华阳真逸的隐士某个壬辰年在松江得到一只仙鹤，携鹤云游四方。又到了某个甲午年时，仙鹤死于镇江，主人哀伤之余，遂用黄缎裹鹤而葬，并作哀辞铭祝，刻于葬所焦山西崖之上。然而《瘗鹤铭》的故事并未由此结束。

在几百年后的一个风雨交加之日，《瘗鹤铭》被雷击后一部分的铭石坠落长江，直到北宋庆历年间，郡守钱彦远从江中发现了一块残石，遂命人运至山上，筑“宝墨亭”保存。

此后，焦山宝墨亭里的《瘗鹤铭》吸引了无数的文人雅士前来观摩，赋诗赞美，随着拓本的广泛流传更使《瘗鹤铭》名声大震。

​《瘗鹤铭》的铭文顺序从左到右阅读，文章优雅，文风飘逸，书体为楷书，却带有隶书和行书的意趣；文字大小不拘，自由舒张，格调高雅，故而倍受历代文人书家推崇。“大字无过瘗鹤铭”是北宋著名书家黄庭坚对《瘗鹤铭》的书法艺术作的高度评价。董其昌称“山谷老人得笔于瘗鹤铭其欹侧之势，正欲破俗书之媚”。清代龚自珍更赋诗赞曰：“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术此权与。”“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可见古人对《瘗鹤铭》书法的崇拜程度。它既是书家习字的重要范本，也是金石考据家关注最多的刻石。

由于《瘗鹤铭》只书撰写者的字号不书姓名，只书干支不书朝代，而且没有完整的文章内容留下，宋代以来众多文人学者对其撰书者、制作年代、文章内容、书法风格等方面的论说颇多却无定论。大家主要依据文内“上皇山樵”“华阳真逸”和“壬辰”“甲午”等支离的文辞和其它内容传递出的信息进行推断，于是众说纷纭，便有了王羲之、陶弘景、顏真卿、顾况、皮日休、王瓚以及镇江无名氏所撰书等多种说法，其中又以陶弘景所撰书于粱天监年间者为主流，另外，随着梁天监年刻制的两个石井栏铭文的发现，也似乎旁证了《瘗鹤铭》书于南朝梁期间的说法。

但不管《瘗鹤铭》是谁撰谁书，笔者以为，我们所看到的《瘗鹤铭》文已非原作者的书迹，而是经过了刻石匠人加工而成的文字，文字中融入了刻石匠人对书法的理解和审美观。所以《瘗鹤铭》与《天监井栏铭》书法的类似性，一方面反映了铭文书法的时代风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朝时镇江地区刻石工匠的流派风格，二者归一，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对《瘗鹤铭》的断代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