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fǔ）（1254年—1322年7月29日），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的11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其父赵与訔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南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

世人只道赵字婉转流利，

却不知其外秀内刚，

六十岁以后作品更是老辣厚重，

绝无柔媚之气。

我们今天主要从赵孟頫年迈作品中

截出最老辣的单字，供大家欣赏，

也可作为单字选临之参考。

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 

我们看到上面的“想”字，很明显笔法出二王。但是对于临摹学习，赵孟頫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 

关于书法学习，赵孟頫还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他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对于赵孟頫的书品从古至今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极力推崇者有，褒贬兼之者有，恶之者也有。明朝的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自王右军(即王羲之)以后，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宋米南宫(即米芾)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与神韵而得之者，唯赵子昂一人而已。”

明朝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品评赵孟頫的书品时说：“……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赵孟頫)稍厚而软;唯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此论既指出赵书的优点，同时又指出其不足之处。总观起来，对赵书的评价上此两类居多。

而贬赵书者，大体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就书论书，一种是就人论书。前者如李桢伯称赵书为“奴书”，意思是说赵孟頫不过一味模仿古人，并没有自己的创新。后者如明朝的张丑，他曾说过：“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又如清人傅山对赵孟頫因“薄其为人”，因此更“痛恶其书浅俗”，他说：“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

总之，贬赵者是将赵孟頫的书品与他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品评的。持此论者，认为他甘事新朝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表现，“为人少骨力，故字媚俗”。

而董其昌在《画禅室随集》中提出了赵体“因熟而俗”的观点，而且推出“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的论断。这就是说赵孟頫书法在用笔结构两方面的技巧层面都达到了精熟秀润的极致，在“熟”于“二王”这一层面上，中国历代书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赵孟頫，恐怕就连其本人也无法超越，也正是赵孟頫对自身的无法超越决定了其书法境界不能“至生”反而“近俗”的可能。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正是赵孟頫本人内在的性格、遭遇及儒家的道德规范决定了其艺术造诣所不能再到的境界。明代汤临初言:“书必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

康有为也曾评价说：

吴兴、香光，并伤怯弱，

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

妍妙可观念更新，若举石臼，

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

自元、明来，

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之不兴也。

赵孟頫的书画成就极高，

被称为“元人冠冕”，

书法善篆、隶、真、行、草书，

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创“赵体”书，

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对后世尤其乃至今天中内外的书法界

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来源：书法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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