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为汉字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创作自然离不开生活，而日常书写无疑是书法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沈曾植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师，不仅在学识上博古通今，同时还是一位集大成的书法家，沙孟海曾评价他“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沙孟海论书文集》）。他的书法造诣与学业德行、日常交友、时代特征等息息相关，前人已多有详述，不乏精论，而日常书写作为书写的常态，对其书法的影响却鲜有人问津。故笔者从日常书写的角度，重点阐述不同的日常书写对沈曾植书法创作的影响。

影响沈曾植书法创作的日常书写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个人日常书写，以手札为主，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与书写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日积月累的“万卷”日常书写，又何谈“字字蕴神”的书法创作呢？另一类则为中国古代日常书写，其中以唐人写经和流沙坠简为最。沈曾植弟子王蘧常在阐述其师书风巨变时曾说：“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忆沈寐叟师》）

《寐叟题跋》节选

手札作为书家日常书写的重要表现形式，必然与书家创作有难以割舍的联系，可以说，两者之间犹如鱼水，无鱼水不活，无水鱼不生。作为一位书法大家，沈曾植的日常书写即使肆意超然也不失创作法度，纵是随心随性的手札之作，也时时刻刻将创作意味融入其中，相互影响，非那些胸中所藏有限而笔底无穷生“花”、杂拼杂凑者所能比。同样，他的书法创作也是真性情、大智慧的体现，是融入自身情感内涵、学识素养的体现。

金蓉镜曾评沈曾植云：“先生书早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吾，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王蘧常《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可见沈曾植书融南北，下笔时如有神助，随心而行。手札作为这种“心行”之作，与其创作之时无异，足见二者之间互相影响至深。手札对其创作的影响，我们从他作品中也可得到佐证。观其日常行书手札与其专门的行书团扇屏等创作作品，二者用笔极近，碑帖相融的特点一览无遗，日常书写的个中影响不难看出。

沈曾植一生交友甚多，与翁同龢、李慈铭、康有为、郑孝胥等皆有来往。这些人都是学术超然之辈，于书法理解各有独到之处。与志同道合之人相交，书信往来，其手札受众人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沈曾植广纳众人之长融于手札，再影响到自己的书法创作，是他兼容并包之书学思想最有力的体现。

“趋时贵书”的说法早已有之。翁同龢作为沈曾植会试时的副考官，二人有师生之谊，他的书法也受到沈曾植关注。翁同龢在日记中曾说起与沈曾植一起谈碑论帖，欣赏书画，显示二者关系密切。关系密切则常通书信，耳濡目染之下，沈曾植手札不受其影响也是说不通的。而在所交往者之中，沈曾植与郑孝胥可说是最为投机，二人皆是碑帖相融的大家，书学思想相近。郑孝胥在日记中多次谈及与沈曾植研究书法，如“过沈子培，观包慎伯对、吴让之《临郑文公》”“子培来借包慎伯联”等。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沈曾植平生交友，手札无疑是其最大的助力。因而，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手札的影响也一点点渗透到其创作之中。

如果说手札对沈曾植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日常点滴细微之处，那么唐人写经可谓是贯穿其习书前后、力筑其书风成熟之基之不可不言的大功臣。沈曾植向来推崇唐楷，在其子沈慈护12岁生日时曾指导其学书“楷法入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海日楼题跋·宋拓〈阁帖〉跋》），足见其对唐楷之爱，而唐人写经作为唐楷中常见的一种民间日常书写，更备受沈曾植青睐。他是最早将写经书风融入创作的书家之一，对唐人写经用功之深、时间之久，令人叹服。

郑孝胥在1890年3月9日的日记中说：“与可庄谈久之，观其为子培作临唐写经一幅，乃似赵吴兴也。”从王仁堪（可庄）为沈曾植临写唐人写经可见，沈曾植关注唐人写经最早可追溯至1890年。“《寐叟题跋》中有一则夫子自道称：‘光绪壬寅正月，重入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生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暮云四合，矮窗展玩，怊怅移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持卿记。’这可以说是他较早投身于书画之娱的自白。也许，真正从事书法的时间当更早于此，只不过那时他仅仅以此自遣，未必以之作为正经事罢了。”（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这里所说的光绪壬寅年即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可以说沈曾植接触唐人写经比正式从书之日更早。

《寐叟题跋》节选

从1890年起，沈曾植研习唐人写经，其心之恳切从缪荃孙日记中可以得见：“子培乞唐经乙片去。”（《艺风老人日记》）沈曾植为一代硕学通儒，学高位重，但在求唐人写经时却屈身用一“乞”字，完美刻画出对唐人写经渴求的一位书家巨匠的形象。在这以后，他对唐人写经的热情依旧不减，在《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中，所作唐人写经跋有四篇，并为罗振玉所藏唐人写经作跋（见《论语孔式本郑注跋》），而缪荃孙也受其委托收购敦煌写经卷，并送他敦煌写经石印本（见《艺风堂友朋书札·沈曾植（第十九函）》）。而沈曾植对唐人写经的关注也影响到身边的人，其夫人也终日临写唐人写经。

沈曾植推崇唐人写经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时代风气的影响。沈曾植出生在清代官宦人家，自小受“科举入仕”观念的影响，而馆阁小楷作为登科入仕的“敲门砖”，必然是沈曾植从小研习的对象。沈曾植于光绪六年参加会试及第，是时30岁，可见其研习小楷时间长久，如此长期的小楷学习早已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也是其后期对唐人写经极其用力的原因之一。

二是家学渊源。沈曾植家世虽不算显赫，但其祖上皆在朝为官，其母家也为官宦世家，自幼受其家学影响。沈曾植少年时期曾因家贫所迫，将其父所藏《明初拓〈灵飞经〉》“易米”。沈曾植幼年知书，全凭其母。从其家贫卖书可以想象，他幼时学习不可能常从老师，而在其《家传稿》也有言：“祖父、父皆居官廉，至是益困，家无恒师，鞠于母氏。”其母对其书法影响甚大，“曾植自十二岁时受之先太夫人，晨夕几案，未尝离去”（钱仲联《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六）·东川公手录评本精华跋》），而据其本人在《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账册》中记叙其母“书甚速，笔下若有飒飒声”，而王蘧常言沈曾植“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忆沈寐叟师》），不难看出其母影响所在。另外，沈曾植常年寄居舅父家，也受到其舅父馆阁小楷的影响。

三是从师之道。沈曾植为官前师承甚多，对其影响极深的有启蒙恩师高韦曾。高韦曾作为科举考试授业之师，写得一手熟练的馆阁小楷。沈曾植回忆说：“先生多交游，暇则蝇头字钞张天如《通鉴纪事本末》”（《家传稿》），可以说早年的沈曾植受“蝇头字”影响极重，记忆犹为深刻。

《寐叟题跋》节选

时代风气、家传渊源、从师之道长期对沈曾植的影响，致使其以后于唐人写经用功最久，对其书法创作影响重大。

沈曾植晚年书风巨变，写经意味骤减，潇洒飘逸的章草逐渐成为他书法创作中的主流。究竟是何种缘故使沈曾植的书法创作有如此大的变化？沙孟海认为沈曾植“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而可以肯定的是，沙孟海所说的这种秘奥无疑与流沙坠简有很大关系。

流沙坠简书体内容丰富，书写自然天真，随性而不流俗，且以民间书手居多，其中有不少章草。罗振玉在《流沙坠简考释》中对《公辅》一简就曾言：“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沈曾植碑帖相融的书法崛起于那个极其崇碑的年代，所以他以一种包容兼并的书学思想能更加敏锐地发现流沙坠简的可取之处，并创造性地融入其书法创作之中。他致力于取法流沙坠简中的章草，以其为范本加以临摹揣度，临自流沙坠简的《临木简急就章轴》就是典型的代表。

沈曾植对流沙坠简中不拘一格的章草情有独钟，除他自己的章草创作多取法于流沙坠简，还指导自己的学生。他曾对谢凤孙的流沙坠简作品评而建议“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海日楼遗札·与谢复园》）。另外他品评他人作品时也好与简牍相连，如评李瑞清小字“居然汉代木简风格”（《清道人遗集》），可见其对流沙坠简倾心之至。作为寐叟晚年主要书法取法素材之一，流沙坠简对其书法创作之影响不言而喻，可以说无流沙坠简就无沈曾植晚年“极缤纷离披之美”的行草书。

寐叟一生挚爱书法，其创作之风多变不羁，受到日常书写手札、唐人写经及流沙坠简的影响，更以取法流沙坠简的章草成就最高。

欲探求流沙坠简对沈曾植书法创作之影响历程，需看其写给罗振玉的两封至关重要的信：

汉竹简书，近似唐人，鄙向日论南北书派，早有此疑，今得确证，助我张目。前属子敬代达摄影之议，不知需价若干，能先照示数种否？此为书法计，但得其大小肥瘦，楷草数种足矣，亦不在多也。（《海日楼遗札》）

今日得正月廿七日书并《流沙坠简》样张，展示焕然，乃与平生据金石刻金文悬拟梦想仪型不异，用此知古今不隔，神理常存，省览徘徊，顿（复）使灭定枯禅复返数旬生意。《坠简》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隶否？续有印出，仍望示数纸。余年无几，先睹之愿又非寻常比也。（同上）

以上为沈曾植得知好友撰写《流沙坠简》后寄出的两封信。第一封信中，沈曾植表达自己想先睹为快的意愿，以解多年之疑。沈曾植一生不崇碑不抑帖只扬书法的书学思想，使其在碑帖融合的书法道路上成就极高，但这种书学思想一直缺乏古法的指导支撑，使一向尚古的沈曾植有所疑，而今幸得见流沙坠简助其张目，兴奋之言溢于言表。第二封信讲到沈曾植观流沙坠简，感悟颇多，更加肯定了自己平生书学研究，欣喜之余却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余年无多，继而询问章草今隶之有无，想以余年致力钻研。

《寐叟题跋》节选

沈曾植穷余生之力开始于流沙坠简的精研，尤其喜爱其中的章草，可说是如痴如醉，其晚年章草创作主流便是以流沙坠简为基。他以一个书家最包容的心态和对学术的敏感，开创出独属自己的书风。

综上所述，日常书写对沈增植书法创作影响颇深。以小见大，日常书写在书家书法创作影响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作为维系书法深层文化性质的重要力量，日常书写不仅无形中感染着书家创作，而且揭开了研究书家创作又一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对于书法创作研究、书法史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研究影响沈曾植书法创作的日常书写可以看出，手札、唐人写经、流沙坠简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日常书写对沈曾植的书法创作影响极大，手札对创作的影响在其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对唐人写经致力之久占其习书生涯半数有余，唯有流沙坠简为其余年所取，用时虽短，却是将他书学发展推向巅峰的基石，更造就了沈曾植抑扬翻覆、重势横生的传世书风。三种日常书写贯穿其书学前后，发展成一条完整统一的脉络，助其成为继往开来之书法大家而享誉后世，这便是日常书写对沈曾植书法创作影响意义之所在。

（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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