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身价二百万

张葱玉的父亲张乃骅是近代藏书家、张氏家族掌门人张石铭的第四个儿子。他不仅继承了祖父嗜古如命的特性，工诗文书画，又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还继承了祖父反清、维新的革命细胞，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浪潮。可是很不幸，1918年张乃骅在从上海乘船去杭州的途中不慎失足溺水而逝，年仅26岁，这时他的独子张葱玉才4岁。

张乃骅去世后，祖父张石铭对张葱玉这个孙子就格外疼爱，整天把他带在身边跟进跟出。张石铭的晚年是在书房和古董中度过的，来往的朋友不是到张家来欣赏新得手的字画和古籍版本，就是怀揣着珍籍秘宝前来共同鉴赏。张葱玉整天泡在古董堆里，日夕熏陶，加上祖父在旁亲自指点，其练字、读书、品画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

张葱玉5岁就开蒙读书，十几岁时，对中国古代绘画已经很有心得。他对古代书画艺术的热爱，使得他没有时间和兴趣跟小朋友玩，而喜欢跟一些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交朋友。

张葱玉14岁的时候，祖父也去世了。17岁那年，张葱玉继承了祖父留在父亲名下的遗产，小小年纪一夜之间有了200万身价。这一夜间的暴富，既为他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使他后来的生活格外跌宕起伏。

引人注目的青年收藏家

张葱玉20岁的时候，已是诗书棋画，无所不能。他藏书固然不少，古钱古瓷也都玩过，而最有成就的还是古画。

张葱玉最初的藏品是他祖父传给他的一批字画，祖父去世后就全靠自己给自己“掌眼”了。他开始买画时常上人家当，广东路上的古董商见他年轻，手里又有的是钱，就拿假货欺骗他。

张葱玉性格倔强，明白真相后从不认输，他发愤研究，刻苦磨炼，广交朋友，真货假货都拿来比较，全部的心思加上全部的钞票，终于练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1934年他20岁的时候，就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

张葱玉的藏品最负盛名的有：唐代张萱的《唐后行从图》轴（绢本设色）和唐代周昉的《戏婴图》卷（绢本设色），以及大宗元人绘画。其他著名的古画还有：宋易元吉的《獐猿图》、金刘元的《司马槱梦苏小》卷、元钱选的《梨花鸠鸟图》卷、元李珩的《墨竹图》卷、元赵雍《清溪渔隐图》轴等。这些画卷处处朱印累累，有的还有历代古人题识长达数尺，皆为流传有绪的珍品。至于明清沈周、唐寅、文徵明、王时敏等人的作品就更多了。

郑振铎曾为张葱玉编印了他的藏画图录，名为《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宣纸精印，彩绫装潢二巨册，共著录其藏画中的精品70幅，由此可见他的收藏品位及规模。

与郑振铎的交往与友情

与郑振铎的交往，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据他妻子顾湄女士回忆说，张葱玉与郑振铎早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婚后不久，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家里楼下的客厅，先独自翻看报纸，喝点茶，等待张葱玉下楼来。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的教授，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

抗战初期的几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与徐森玉、张铸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文献保护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张葱玉利用自己在上海滩的名声，帮郑振铎介绍了一些藏家，并且把自己的一批历代古书珍本总共261种、1611册，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同时还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将上千部善本售给了中央图书馆。

当时郑振铎在社会上的联系面非常广，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总是“OK”。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了租界，郑振铎等在沦陷区抢救珍贵典籍的工作陷入停顿，必须转入地下。而这时他与重庆失去了联系，正在困难时期，急需用钱，张葱玉二话没说，马上拿出3000元资助。在那时，3000元绝不是个小数目，因为那时一担米只需10元钱，一家人一天的菜金也只需2元钱。

解放初期，国家筹备开放故宫博物院，还要建立国家历史博物馆，当时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对张葱玉的鉴赏才能评价极高，力荐他到北京，担任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让他充分发挥专长，为国家服务。

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张葱玉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子，抽水马桶变成了“蹲坑”，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他那本来就单薄的身板经常生病。但是张葱玉的精神生活却格外充实，他觉得能把自己的经验和本领贡献给国家，比什么都重要。

南锣鼓巷北屋轶事

张葱玉1950年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时，先吃住在郑振铎家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局里就把他们安顿在南锣鼓巷胡同的北屋。

那时张家的特点是朋友多，只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宾客盈门，有时一拨还没走，另一拨又来了。平时晚饭后也是朋友们上门的时候，大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围绕一两件字画，有时是交流情况，有时就是谈天说地，因为张葱玉见多识广，待人又随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长）、周贻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伯驹、张学明（张学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学家）、杨仁凯（辽宁博物馆馆长）、谢稚柳、黄永玉、黄胄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围着火炉不出门了，而他戴上棉帽、围巾和棉手套，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他说话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离张家较远，总是骑自行车来。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还很讲究美食，能烧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极为讲究。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到山上采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有时他有了什么美味好菜，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过年了”……

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还记得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了北京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里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

​在文物鉴定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葱玉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为我国文物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那时白天的工作已是非常繁忙，晚上张葱玉总是还要看书、写作到很晚。一旦发现一件有特殊价值的字画，他就会高兴得不断地摩娑，连连赞叹。一个看院子的老职工曾说，整个院子就属张葱玉的屋里熄灯最晚。

1952年，东北发现了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佚目》书画，张葱玉立即组织调查，参与制定政策，设法征购，组织鉴定，充实到已经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中。1953年故宫绘画馆正式开放时，已经有了自隋朝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500多件。张葱玉为此激动地写下了《古代绘画的厄运和幸运》一文，回顾了历史上古画的历次劫难，介绍目前在绘画馆里这些展品的意义和价值，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感情。

1950年初，从大陆去港台的有钱人，带走了不少古代珍贵书画。几年后，他们中有些人有意出让，而国家正在筹备成立国家历史博物馆，也需要把这些文物买来，于是就派了一位资深干部前往广州，鉴定字画。不料，香港商人使出美人计和糖衣炮弹对这位干部进行拉拢，此人经不起诱惑，明知是赝品，仍花重金买了下来，使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那个干部回到北京后，知道骗不过张葱玉的眼睛，就对张葱玉打招呼，叫他不要吭声。张葱玉一看果然是假的，他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说？”由于他的坚决抵制，挽回了国家的损失。

196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存国内的书画家底，决定由张葱玉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对全国文博机构所藏书画进行一次普查。他和谢稚柳、刘九庵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北京、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东等地，鉴定分布在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近十万件，从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及时地抢救了国家的文物财产。

一路上各地邀请张葱玉作学术讲演，他在向大家传授鉴定经验的同时，重点强调：鉴定的主要依据是“时代的风格和画家个人的风格”，给大家很大的启发。这些讲演后来被编成《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于1964年出版，并多次再版，还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

在北京工作期间，张葱玉一手绝妙的瘦金体字还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在解放初出版的一部介绍敦煌壁画的书中，有一篇郑振铎先生写的序言，毛笔字是请张葱玉代书的。书出版之后，****也得到了一本，看到序言的毛笔字写得这么好，就记住了，以为是郑振铎的字。

后来在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公约时，****就提议让郑振铎来抄写正式文本。郑振铎得到通知后才知道是主席误会了，于是让张葱玉进中南海执行任务。张葱玉为此专门准备了笔墨，到中南海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当时他书写时用的毛笔和砚台没有让带出中南海，后来就与书就的《和平公约》原件一起，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次，张葱玉陪客人参观该馆，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笔墨也被陈列在玻璃橱里，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

张葱玉曾立志把自己的鉴赏经验和心得进行总结，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从1960年开始，他数年夜夜笔耕不辍，先列目录，再逐项介绍，计划要写二三百万字。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连像样的稿纸都不易觅到，只能用像草纸一样粗糙的纸张，而张葱玉那蝇头小楷却一笔一划毫不马虎。可惜这个宏大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张葱玉在48岁时就因患肺癌告别了人世。

令人欣慰的是，张葱玉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煌煌13巨册，成为张葱玉留给后人的宝贵学术财富。

摘自《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 宋路霞 著 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