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对人类社会的波及面和影响程度究竟之大，目前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无疑已经成为百年来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灾害之一。在这个重大而危难的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战胜疫情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美术界，也在这场全民抗疫战役中努力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正像过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次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情况一样，这次疫情出现以来，美术界迅速创作了一大批描绘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人物形象的作品。虽然艺术作品对于防治和战胜疫情能做的实际事情即能起的直接作用，远远无法与那些奋不顾身、忘我工作在治病救人第一线的白衣战士相比，但是无论是对防疫治疫的各类宣传信息做功能性的视觉美化设计，还是通过形象再现来发挥鼓舞人心和教育引导的独特视觉表达作用，都传递出这样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在危及社会和人们生命的重大灾害面前，所有直接或间接有益和有助于抵制和克服灾害的支持、努力和美好的愿望，都是人们同心协力、相互支持的最好体现。

无论病毒的源头何在，它能够对人类造成危害，与人类自身的行为紧密相关。谁是罪魁祸首恐怕难以溯源和判定，但是人类的行为以及支撑着这些行为的固有意识，却是值得所有的人严肃认真研究、检讨和重新评估的。这次波及全球的疫情不仅需要我们用艺术的方式去再现抗疫防疫，而且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艺术与人的关系，思考艺术与生命的关系，需要我们对人类行为方式展开反思，找到艺术对人类的认识方式和固有意识更有效的挖掘路径。

众所周知，艺术作品的主题总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艺术中的人的形象，很多情况下出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原型，需要艺术家进行概括、提炼和加工，需要经过典型化的处理来满足人的普遍的情感认同和生命意义。简单的图像复制和移植，无法满足人们对艺术的视觉表现的审美趣味的期待。在更多的情况下，艺术作品中未必直接出现人物形象，比如风景画，比如抽象画，比如结构雕塑或空间雕塑，等等。但无论怎样，艺术作品探索和歌颂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作为艺术创作的底色和归的而存在于不同的艺术媒介、形式、题材和视角之中的。

艺术当然是为人的，即为人服务的，因此人的生命当然而且必然在艺术的视野之中。但是关注和表现人的生命，在艺术上有着千姿百态和多种多样的角度、方式和媒介语言。这其中，挖掘人的生命的存在条件和状态，挖掘作为这种存在条件的外在体现的人的行为以及存在状态的内在征候的心理欲望，加倍地反思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已经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检讨这些行为和欲望背后的社会伦理、自然伦理和生物伦理，重新认识人与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以及整个宇宙自然的关系，并且努力用新颖别致的方式表现出来、传递给人们，才是艺术以人为本的重中之重。

这就是说，回顾艺术的历史并且从艺术自身的规律来看，一方面艺术对人类社会和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与表现，对人类生命和个体命运在这些困境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屈精神的挖掘与表达，在强度上和深度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时至当代，视觉艺术不只表现众人所看见的，更呈现出自己所看见而别人难以看见的内容。视觉艺术的要义是“见所未见”，是挖掘常人视觉难以捕捉更难以表现的新的视觉形象——它也许是写实的，也许是抽象的；也许是平面的，也许是立体的；也许是静止的，也许是动态的……无论如何，它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和模式化的。只表现众人所看见的，等于你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表现。

艺术来自于人，艺术有生命是因为有人，但是艺术的生命并非是通过必须且只有去（直接）表现人而获得。艺术对生命的理解和表现有形而下的现实人物，更有形而上的抽象自然；有宏观可视的山林，亦有微观未见的娑婆。

这就是说，真正的艺术从来都关注人的生命，更准确地说，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条件、环境和状态。对现实中具体人物的描绘，是对人及其生命存在的关注；对现实中非人的其他生命物种的表现，也透露出人对生命的所有形态的关切；而对包围并且支撑着所有生命物种和形态的自然界各种条件与环境的反映，则更折射出人对生命存在的本源的追问。

莫奈 《垂柳与睡莲池》 1916-1919年

雷诺阿 Bathers 1918

蒙德里安格子画 1921

如此，我们就能深刻地理解艺术表现社会和自然，其应接和存在的方式其实是多样化的。我们也就能由衷地欣赏那些艺术家，他们虽身处命运多舛的动荡年代或恶劣自然的灾难时期，但仍然一如既往地通过自己特有的视觉表现方式来挖掘常人难以企及的世界（视觉）的深处，唤起并鼓舞人们对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心存敬畏和感激。比如，一百年前的一战期间，西班牙流感横扫欧洲，莫奈经历了丧妻和丧子之痛，但他没有去直接表现战争和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而是一如既往地用自己最钟爱的荷塘睡莲来表达对宁静和梦幻的追求。再比如，雷诺阿在此期间，经历了丧妻和两个儿子参战，但仍然创作自己的主题。又比如蒙德里安，1918年直接感染了西班牙流感，而他这时的画作也没有去表现战争场面或疾病本身，而是“全神贯注”于自己既定的抽象艺术创作探索：“当我染上流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可以多么极不情愿地变得全神贯注，而且随之而来将有更好的艺术作品出现。”

如此，我们看到了最近十几年一种逐渐明显的变化，我们的艺术开始有了人物和事件之外更大的视野——自然，支撑着我们生活和创作、作为我们生存的物理条件和物质环境的自然，越来越多地成为了艺术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而熟悉过去四十多年艺术的人知道，我们的艺术在前三十年（1978-2008年）表现题材和对象，始终没有离开人物和事件。

自然作为所有生命的载体，作为所有生命形式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底，其本身就是生命律动的最本质的体现，是终极意义上生命的存在方式。对自然的生命存在做形而上思考、追问与视觉表达，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终极追问的必然，因为人、自然、生命的具体样态和永恒形态，这四者之间是相互融合、高度重叠和密不可分的。引用一句佛家用语，即“万物一体”。

艺术的生命，不仅来自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而且来自于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和形态的关注。从单向度的表现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到多向度的表达对人与所有生命体的共生共处，走出单纯以人为中心看待、处理和建构周围世界的二元模式，在生命同价和万物一体的本源意义上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使我们的艺术之维更加丰富和绵延，也会让我们的艺术在肯定人的存在之合理性的人文主义色彩的同时，透射出更加深邃和广袤的自然伦理和生物伦理的光芒。

隋建国的《中国制造》 恐龙雕塑

事实上，自2007年我策划“动物凶猛——动物艺术的中国方式” （墨画廊，北京）和2012年第四届广州三年展第二回项目展“第三自然——中国再造”（广东美术馆，广州）这两个大型展览以来，我多次撰写展览文章和其他理论批评文章，强调当代中国艺术重要转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即以自然为对象、关注生命的全面样态的存在条件和状态，而不仅仅是以中国社会为对象、再现中国人的具体生存样态，将成为中国艺术在当代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关详细论述均有发表，在此不复赘述。

非典和新冠肺炎，十七年间两次危害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疫情，足以一再让我们认真思考，艺术应该怎样担当起对个体的人以及整体的人类的生命存在的关切。而要担此大任，艺术必须从形而上的角度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反思人类的行为，尊重自然，尊重大千世界不同生物物种和生命样态，让人与人赖以存在的自然和谐共处，让人的生命之花与自然的生命律动共生绽放。如是，艺术的生命才真正究竟到人的生命。如是，艺术的生命才能够获得新的力量，艺术的形式才会有新的创造。

2020年2月19-23日初稿

3月3日修改

（来源：《中国美术报》，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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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岭简介：

　　1964年7月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攻读中国绘画美学方向研究生，2005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术学博士学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被国内美术出版媒体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26位艺术批评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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