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够代替抄袭中国的。”

　　——刘国松

　　“模仿新的，不能够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够代替抄袭中国的。”反过来道理一样：重新模仿“旧的”，不能够代替“模仿新的”，抄袭中国古代的不能代替抄袭西洋的。也就是说，当下中国人对近代以来自己“抄袭西洋”地深刻反省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又应该回归，重新开始抄袭中国古代。原因很显而易见，从模仿到模仿、从抄袭到抄袭压根就构建不了更高意义上的适时适地的价值，其压根就是原地踏步、自娱自乐。倘若说中西交流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洋文明地极力模仿是由于无知所致时，那么今天人们很容易理解、原谅近代以来“国粹派”与“西化派”分裂、对峙的举动。但是，当下时代已非“中西交流之初”，信息的共享已为中国人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思考自己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当下中国人的思维系统中应该将奴才与反贼、国粹派与西化派、理性人与感性人、保守派与激进派等的对立思维样式抛弃，因为从根本上说，奴才与反贼、国粹派与西化派、理性人与感性人、保守派与激进派等皆为一丘之貉，中国人无论是其中的任何一类，其都是扭曲的人格。一言以蔽之，纵观当下中国艺术界，人们无法在众多的艺术“超级巨星”那里发现能够调和中国与西洋(既能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真精髓而又不拒斥西洋文化并对其有深刻领会)的划时代的“天才”，因为当下中国需要的不是那种仅仅能够继承文化传统中的糟粕的“思想者”，而是能够作出划时代、跨越中西文明的“思想者”。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三日上午于黄桷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