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夜来信

　　辛梧你好：

　　收到一封从伦敦寄出的长夜来信，让我倍感时代的巨变。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读者和作家朋友，都在我的城市距离以内;当我开始发表作品时，我的读者和作家朋友扩大至国内范围。而现在，地理上的距离对我们而言，已不成问题。连朝辞彩云都不用，拇指一点，来信已过万重山。看，这就是互联网的便利。我们共享了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无法与你共享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我思考与你相同问题的年代，那是中国女性诗歌发韧、激宕、渴求长存的年代。

　　你在信中说“作为读者与女性诗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和您对话”，你将自己定位为“女性诗歌创作者”，我感到意外和惊喜。因为在国内，大部份女性写作者，女艺术家都会回避这种身份认同，取而代之的是“超性别写作”。

　　今天，我读到一位我喜欢、看重的女性批评家的文章，她说：作女性研究，好处是自我发现、自我反思;坏处是别人会觉得你只能作女性研究。最后她声明：没有一定之规，女性写作者并非只能作女性和性别研究。我读后非常悲哀，因为，这个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女性诗歌”的崛起，就伴随着这样的分类。我们的性别处境在四十年内，并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倒退。而女性写作者们，为了避开这样的“只能作女性研究”的男性思路，还是只能选择弱化自己的性别。这也是众多女作家拒绝贴上“女性写作”这个标签的原因所在。“女性写作”受到双重歧视：来自男性惯性思维和女性自身的回避与妥协。

　　你还说“当女人有了期待，萌发了自我，觉醒了意识，男人与拥护男性话语的女人便厉声苛责”，感觉你对女性意识是有很深的认知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性别的生理含义，在定义我们的性别意识;而是意识形态的最深处，那些在我们出生之即，就开始对我们进行的规训，在主持我们的日常思维。所以，我既遇到过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男性，也看到过更多的“拥护男性话语的女人”。这的确取决于我们对这样的规训，是服从还是反抗。

　　女性天生的思考，也许是与男性完全不同的结构：它也许是直觉的、即兴的、瞬间的、迸发的、顿悟的。那是纯女性的视觉和观点;是细节和敏感，很细微的观察和思考，是很女性的个人体验，有着某种东方式的哲学向度，但不一定在过去即定的框架里面，而是在一种特殊的女性写作中，发挥作用。女性难道不能自己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理论系统;有可能跟男性完全不一样，但却是与之相互呼应?我们不应该回避性别带给我们的优势，而应该去拥抱它，以它为基石，来开创新的文学标准。我觉得，你在信中用九个“渴望”词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迸发式的思考。我从中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像蚕茧一样包裹我们的束缚，既有可能是黑夜的压抑，也有可能是集聚力量的蝶变之初。

　　是的，在写作之初，女作家们都会而临那样的焦虑，“女性写作”的标签，或多或少地遮蔽着女作家的才华，她们感觉到被归类到一个较低层次中。所以试图挣脱它、超越它。就如你所经历的压力，它让你试图以“铿锵的笔法与强硬的主题将自己与男性作家同化”。不，我们并不需要“文学花木兰”，那个女作家没有签名权，只能模仿男性声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许多女性(尤其在西方)事实上已经进入涉及到“国家、历史、战争”这样公共事物的范围里，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一定是艰难和稀少的。正如我刚刚看到的一部女性电视剧里，一位男士将自己形容成西西弗斯，抱怨自己推着一块巨石，在斜坡上来回地蹒跚;旁边的女士无情地说：你穿上高跟鞋试试。

　　就是这样，女性想作一件过去是男性作的事，比如研究思想史;你必得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证明性别不是你的短板。你可以参考电影《隐藏人物》里的女主角。哪怕你是天才，你也必须为了你的性别，争取你自己的卫生间。也可以参考近期疫情中出现的乱象：哪怕你以赴死的决心，准备冲上抗疫的最前线，有人仍觉得必须为了你的性别，奉上象征女性特质的祭品——长发，以“去性别化”的方式，来证明你也有与男性一样的决心和能力。虽然中国的性别处境已有很大改善，但仍是进十步退五步的艰难前行。所谓的激宕，便是在这种挣扎和冲击中，挺身而出，参与其中。

　　你来信最后说：“女性作家应当更加注重自身，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在不断的矛盾与激宕中挖掘我们作为女性的潜能。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太多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但至少，文字，会让更多的女性看到真实的自己”。如何在激宕中长存?我想你问我的问题，你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我期待读到你的诗歌，以及其它文字;我期待你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个特殊的、不妥协的、独具魅力的声音。

　　翟永明

　　2020年3月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