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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号·观点】杨天歌丨“佛系青年：冷漠与共”策展手记

2020-05-13 15:11:25 杨天歌　

展览的作品导视图

“佛系青年：冷漠与共”是我和策展人雅思敏·凯斯肯特普（Yasemin Keskintepe）在北京的歌德学院联合策划的一个群展，从2018年10月12日至11月10日。展览的缘起是歌德学院2018年年初针对“灰盒子空间”的公开招募，面向中国的年轻策展人，给予空间的场地支持，还慷慨地提供展览的全部预算。以此为契机，我和雅思敏在3月份提交了“佛系青年与温柔抵抗”的展览方案，并在4月欣喜得知，我们的方案最终脱颖而出。

在这之前的2017年末，我和雅思敏在上海一起上了为期一个月的策展课程。我们时常交流，如任何年轻人的谈话一般，话题往往漫无边际，也总是试图落脚于世界局势的变动和我们各自的位置——于是这也意味着，我们最终找不到任何结论上的立足之地。那种面对巨大未知的惶惑，夹杂着些许的坚信和笃定，是我们共享的情绪。

我们谈生存状况，谈缥缈理想，谈一代人的心绪和难处，谈策展和当代艺术的工作，这些貌似有力，但又更多的是虚无的工作。我们也许是在交换愁绪，以此换取一点安慰。我们又彼此鼓励，总觉得有事可做、有事必做。

自然地，申请歌德学院的展览时我们一拍即合。“佛系青年”虽然是中国舆论界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心态，我们都觉得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状，即“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共有的态度。甚至多多少少的，我们自己不也是“佛系青年”吗？

展览海报

这种自我的寄情与自我的类比，体现在一开始的展览主题的定义中：我们不想因循官方对“佛系青年”的定性，即“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借这个符号，讲一种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人民日报》）；相反，在以部分作品勾描出“佛系”的社会现状后，我们更看重那些“佛系”地后退一步之后，在不为主流关注的角落中，个体发出的有力的声音。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佛系”表面自我放任的背后所蕴含的有力的自我表达，而这又反向构成了对导致如此心态的社会重压的一种消极抵抗。

从3月投递展览申请、4月获得入选通知，到最终10月呈现展览，我们经历了长时段的研究考察与作品选择。当然，一些变化也在过程中出现。比如，因为处于特殊的时期，展览名称从“佛系青年与温柔抵抗”更改为“佛系青年：冷漠与共”；比如，艺术家的名单和作品有所调整，最后选择了尤瓦娜·莱辛格、日本放送协会、山河跳！、杨圆圆、佩恩恩、王玉钰和李爽的作品。

展览开幕式，策展人雅思敏•凯斯肯普特和杨天歌，©歌德学院

展览现场©歌德学院

展览的实际执行，自然是常规的路数，但也有专业的要求，好在我们有各方的帮助。我们有两位策展人，此外，还和歌德学院的项目负责人何健、解开缙，设计师杨桂聪以及布展的工人师傅们紧密合作，克服了制作过程中的困难，及时完成了展览的最终落地。

回想起来，我们基本实现了整个展览的最初构想。展览空间虽小，不过60平方米，但我们精选的作品及其彼此的呼应，基本叙述了展览的逻辑。大体而言，展览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中，展厅中央的两部影片聚焦了中德青年的就业问题（日本放送协会和尤瓦娜·莱辛格），一旁则有摄影、互动装置和综合材料作品（杨圆圆、李爽、王玉钰），它们共同勾勒出“佛系青年”的社会状况、生存空间和情感关系；第二个模块，围绕“佛系青年”退守至亚文化领域的创作展开，分别聚焦于民间信仰（山河跳！）和电子游戏（佩恩恩）；第三个模块，则是展览的文献区域，它位于展厅之外，既是展览的开始，又可作为其终点。

《如果云知道》，李爽，互动网站、数据信息，2005-2018年©歌德学院

《混迹在人才市场的底层生活》，日本放送协会，纪录片，2018年，©歌德学院

《深渊-2》，山河跳！，签占视频系统装置，2019年，©歌德学院

这个文献区是我们由歌德学院的阅览区的环形座椅“改造”而来的，专门配上小桌，上面摆放了展览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由我和雅思敏在几个月内陆续收集，主要是对于以“佛系青年”为代表的全球千禧一代人的相关报道，有中文、英文和德文，并经设计师汇总排版成集。

布置展览文献台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深知，“佛系青年” 的这一概念源于社会现状，而非艺术世界本身。当然，我们既不想隐藏展览的起因，亦不想回避我们试图对话的群体。因此，我们选择文献台作为一个更加公开的场域，试图扩大交流的对象，希望展览开始于艺术，也由此提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汇编的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能看到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一种隐隐的张力：如果说自媒体多少有点以“佛系”取乐的调侃态度的话，那么官媒对于“佛系”这种不上进的态度多是批评的。在展览中，我们也保持了这样的张力，尤其通过艺术作品之间的对话形成。

只是很可惜，我想我们还是难以弥补已然形成的鸿沟，或是以展览的形式达到对社会问题的反馈。我虚心地接受批评，即这样一个关于“佛系青年”的展览无法回应如此宏大的社会问题。在展览同期，我发现，类似的社会关注以及对于青年群体的关注，不仅限于我们这一个展览。与此同时，在北京和上海的其他美术馆也出现了关注小镇青年（“寻异志——人迹、城际与世变”，策展人：王欢、王子云）和社会边缘人（“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策展人：沈宸、王欢）的展览。我一方面欣喜于同辈人不约而同的社会关注，似乎是一代人对一代人饱含同情与理解的注视；另一方面，又着实感觉展览难以引发真正的改变，因而在消耗着自己的热忱。尽管乐见不同策展人有类似的抱负，但当我发现不同展览中艺术家名单的重复之时，我意识到我们手中的牌其实并不多，而且我们的听众可能就那么几个。当然，作为策展人，我们的职责是为艺术家搭台唱戏，不过，当戏曲唱罢，当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抒发是否有疗效时，又难免陷入深深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使我至今难以激起策划下一个展览的冲动。我于是再次旋进了“佛系青年”的二律背反之中——一面是自我放逐，一面是温柔抵抗。我在逃避什么？我在抵抗什么？我试图找寻中间的地带摸索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