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诞生背景

　　在红山文化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4000-3000B.C.），与其并行及交叉发展的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考古的事实所表现的中华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古史传说皆能相对照，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区。红山文化代表了东北文化区，仰韶文化代表了中原文化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东南沿海文化区。①三大文化区又都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的前后期相对应，红山文化的时代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前期。这一发现表明，早在中华开国史之初，东北地区就是我们的祖先创造文明的重要区域之一。

　　在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玉雕作品。其中动物形玉，勾云形玉，筒形玉和玉璧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四大类型，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玉雕作品构成了史前时代丰富的图腾文化。在红山文化时期，中华各地区的玉雕艺术都具备着同样的功能，即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由于地域和创作群体的差异，便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艺术特征，也在不同的范围内影响着后代的玉雕艺术。

　　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所有的造型艺术中最为独特，工艺最为繁复，最具神秘色彩的玉雕形式。与玉雕龙一样，勾云形玉器也经历了从简约到复杂，从拙劣到精细，从意象到具体的过程。红山文化所有的玉雕造型，都源自于红山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体味，他们把记忆中的形象用漫长的时间琢磨出来，体现出他们对物象的感受与认识。他们在保留物象造型特征的基础上，对物象的特点加以夸张和简化，把具象和抽象的形态相结合，实现一种意象的状态。甚至把不同的精神符号契合在一起，表达更为丰富的精神依托。值得关注的是，红山先民把对玉雕龙、玉鸟、马蹄型玉器、玉太阳神的造型元素融入到勾云形玉器中，长期并行的发展，共同承载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实际上红山人对自然的表达并不仅是在模仿它们，而且还是在沟通天、地、人的各种关系。从辽宁牛河梁一号墓、二号墓等多处的积石冢出土的大量玉器来看，随葬的有玉雕龙，勾云形玉器，马蹄型玉器，玉环等，说明这些玉雕的造型样式是长期并行发展，相互融合的。

　　二、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分类

　　从国家出土和各地征集到的红山文化的玉雕造型风格来看，勾云形玉器可以分为以下A、B、C、D四大类：A类是最简约的勾云形玉器，学术界称其为云形勾云形玉器（图1牛梁河遗址第十六地点2号墓出土）。国家考古发掘品有5件左右，其他多为出土收集品。其造型风格基本一致，只是在器物的大小和局部的特征上略有不同。都是在比较重要的积石冢出土，可见其身份象征比较尊贵，应该是巫觋沟通神灵的必要法器。玉器体呈长方板状，其正面造型特点呈现出庄重沉稳、飘逸内敛的符号特征。中间有一卷曲式勾云造型，四边出角，体面随线条之处都琢磨出若隐若现的浅瓦勾纹饰。反面对应造型一致，有些会钻上4组8个牛鼻孔，以挂带用。整体造型简练，饱满大方，有外拓张力，充满半抽象半具象的神秘之美。横看犹如一朵飘起的卷云，优雅端庄。笔者发现其神秘之处是正面逆时针竖起来观赏时，更有多种造型指向。可以明显感觉出勾云形器中间的卷勾形是玉雕龙的平面化造型（图1），且龙头有冠冕，背后有附甲，底下有支撑的双脚。笔者还发现在红山文化的一些玉雕里，有些太阳神的侧面也表现出共同的造型特征（图2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品），这些玉雕也有卷曲的身躯，头戴冠冕，有支撑的双脚。这些足以说明勾云形玉佩可能是崇高的祭祀法器，它包含着玉雕龙、太阳神、马蹄型玉器等造型元素，传达出了更加丰富的造型内涵，是红山先民崇拜的图腾和身份象征。

　　B类勾云形玉器，学术界称其为兽面形玉器，民间称为天地神佩（图3凤翔县上郭店出土），国家正式考古发掘品有3件左右，其他都是收集品。此类勾云器是和A类并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造型语言，是红山勾云形器的经典之作。其造型特征和A类相比，形质有所不同但内容更加丰富。从图3凤翔县上郭店出土的勾云形器来看，红山人把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寄托的象形符号用平面浅浮雕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反两面的造型基本一致，中间呈一对锐利的兽眼，下方有一排牙齿，两边如鸟类飞起的双翅，上方有一斜穿孔。整体造型呈现出一种威严和神秘感，其眼部特征和红山玉雕龙的眼部有类似，都具备传神和威慑感。眼部和底下的牙齿构成了类似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在竖置时，眼部的位置也呈现上下两个相反的玉雕龙的造型特征。笔者还发现此类勾云形器的左右两侧的上下似为一对飞鸟（或凤）的侧面，这也呈现出地上的兽和天上鸟的二者融合一体的飞翔形态，也许正是民间命为天地神佩的缘故吧。

　　C类是红山勾云形器中最为活泼、灵动而有张力的，可称其为凤鸟形勾云形器，民间戏称为鸡爪佩（图4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C类造型的玉器，国家没有正式出土记录，但各地博物馆有征集到完整器物和残件。其造型和A类、B类有明显不同，呈现出独立的造型风格，但也融合了A类、B类的某些造型元素。比如中间的玉雕龙和边上的飞鸟形象都有类似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此类器型应该是和A、B两类并行发展起来的视觉符号。笔者发现把C类的勾云形玉器竖起来欣赏时，中间主体的卷曲造型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玉雕龙的平面形象，头上有飞鸟的侧面形象或叫羽冠，底下有类似龙头的双足，背腰部也呈小号的龙头。整体的视觉感呈现出龙凤同体的复合形象，视觉张力极强，有一种不可触碰的外拓美感。此类勾云形玉器多数都有共同的特征，说明红山先民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为了某种精神理念故意设计的复合多种形象特征的造型语言。它对商代的羽纹玉神人的造型是否产生了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D类勾云形玉器，可称为复合形勾云形玉器（图5震旦艺术博物馆《红山玉器》P191页）。国家出土和征集到的数量不多，但世界各地博物馆及民间收藏均有出现，其形态差别比较大。有双勾形玉器，三勾形玉器，梳形玉器，蝙蝠形玉器，还有随意复合造型玉器。从图5来看，此器用兽面纹勾云形器的分解元素组合而成，以两个顺时针勾转和一个逆时针勾转构成全器的主体，周边插饰併牙和单尖弯勾等构件。器表上面的随形弯转的瓦沟纹则强化了回旋运转的动感，整体呈现出中间为主两边对称的端庄形态，在同期器物中是颇为特殊的造型设计。笔者同样发现，此类勾云形器在竖立起来观赏时，三个卷勾的造型仍然是玉雕龙的侧面形象：中间和上下各为一个玉雕龙，有龙头、龙身和龙尾，各往不同的方向旋转，这样既能保留单体的雕龙形象，又能维持整体的和谐与流畅，它实际上是以三个玉雕龙组合而成的勾云形玉器。这类勾云型玉器的丰富和多样性，不仅体现了红山文化漫长的制玉传承和宽广的用玉边界，也体现了草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观，同时也可能也见证了一人独尊向多种崇拜演变的原始宗教形态的形成过程。

　　三、勾云形玉器的功能探索及身份象征

　　有学者认为这种A类造型的勾云形玉器，其卷勾纹的基本形态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卉纹的卷勾，可称为“玉雕玫瑰”②。虽然今日的内蒙赤峰市市花是玫瑰、大丽花，但这种推测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原因有：1、玫瑰花的出现最早记录于汉代，在文化期还没有明确的玫瑰花平面和立体的艺术形象；2、从已知墓葬中，这种勾云形玉器出土状态未被扰动的情形来看，如牛梁河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14号墓和第五地点一号冢1号墓出土的勾云形器，其出土状态都是竖置着，且反面朝上，位于死者右上臂一侧。根据史前墓葬的共同特点推测，右上臂和左肩上多数是放置斧钺的位置，说明他是系柄并将柄握于手中，也表明这类勾云形器其功能当与斧钺一类的权杖有关，③即墓主人权力的象征，也是神权的体现。如此看来，A类勾云形玉器功能就和红山典型的图腾“玉雕龙”应该是一致的。3、抛开理性认知，用纯视觉去感受A类勾云形玉器，当横置观赏时，犹如一朵卷曲漂浮的装饰性云朵，故今人命为勾云形玉器。前文谈到当竖置欣赏时，勾云形器中间卷曲的是玉雕龙的侧面造型（图1），有支撑起的双脚，实则更像一双手托起玉雕龙进行祭祀的场景。通观国家出土的十几个勾云形玉器，都具备共同的特点。4、上一章谈到，有些红山文化太阳神的侧面造型也表现出共同的符号特征（图2），卷曲的身躯，头戴冠冕，有支撑起的双脚。综上所述，A类勾云形玉器不可能是所谓的玉雕玫瑰，它包含着玉雕龙、太阳神、马蹄形玉器等造型元素，传达出极为丰富的造型内涵。A类勾云形玉器是在玉雕龙诞生之后或并行发展起来的成熟而丰富的玉权杖或玉礼器，是红山人崇拜的图腾和神权的象征。红山先民通过它祈求祖先的灵魂能永存并得到祖先的庇护，使死者灵魂可以重生，因此它和玉雕龙、太阳神有着共同重要的地位，又行使着不同的功能。

　　B类勾云形玉器，在一些博物馆的出版物上都标明兽面形玉佩（图3），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从视觉感受去品读这一类的勾云形器，会发现中间的双眼是整个器物的“画眼”所在，也是最重要的信息窗口。器物中间与猫头鹰的双眼极为相似，加以底下的齿状物，整体显得非常威严，令人震慑，同时又具有和谐、丰富的美感。它的视觉语言和文化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是红山先民对自然鬼神和祖先亡灵敬畏的图像化展示。红山先民们崇拜鸟类，认为鸟类是天空的使者，可以让亡灵带到天上，进入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们也敬畏地上的猛兽，认为兽类是大地的守护者，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也是趋吉避凶的吉祥物。鸟和兽，天和地加上持有权杖的巫师三者结合，实现天地人三才，便是此类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内涵。这种造型语言一直影响到后代商周的图腾文化，特别直接影响了青铜时代的饕餮纹。其双眼直瞪，牙齿外露，左右有鸟状羽翅飞起，都具备饕餮纹的所有特征。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这类玉器仍然是玉权杖，是红山人在宗教祭祀活动中沟通人与亡灵和自然神袛的法器，也是威震八方驱邪避害的法器。从后代的饕餮纹的功能研究，可以追溯到红山兽面形玉器在功能上的一脉相承和共通之处。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乌丹的一座荒山上，有些暴露的巨石上刻满了这种双眼直瞪的图腾，带有强烈的图腾崇拜，其功能和兽面形玉雕有共同之处，这应该就是自然图腾的崇拜。

　　C类勾云形玉器，是最为活泼和具有张力的类型（图4）。此类勾云形玉器的造型相似度极高，造型元素也基本一致，但加工工艺有所不同。大体先要把大的造型琢磨出来后，其中一种工艺是在两边的平面上顺势推磨出凹陷的瓦沟纹，另一种工艺是推磨出瓦沟纹后再用细线勾画出内轮廓，还有一些是直接打磨出两边薄刃状和中间突起的肥刀片形。这也表明红山先民在制作神灵之物时，具有一定的等级和规范，是在不断的探索、使用并吸收不同的文化元素中进行的，是高度规范礼仪制度下的精神产品。他们延用了近两千年的文化元素，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变化。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勾云形玉器与A类和B类勾云形器一样，应该都是与某物件相连或捆绑起来竖置，而不是作为佩饰横置。从图案造型来分析，横置无法解读其造型的内在涵义，只能感觉到不同的卷勾纹的拼凑，但竖置起来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中间卷勾纹的实体是玉雕龙的造型，两边的鸟形卷勾围绕了中间的玉雕龙逆向旋转，展现出极其神奇而富有张力的造型语言及浓郁的神灵特征，有飘逸飞转之感。勾云形玉器作为红山人祭拜神灵的载体，是沟通人与神灵之间的重要媒介，必然要复合象征生命的玉雕龙和象征超度生命的玉鸟的形象，达到周而复始的通神的视觉效果，巧妙地传达出红山文化神秘的精神内涵。这一造型特征和B类勾云形玉器一样，最终也是实现天地人三才的结合。这种图腾在红山文化的彩陶、玉雕等造型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是红山先民用视觉语言的形式借助于千年不朽的玉器和陶器，表现了生存命运的理解和对未知世界的精神寄托。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中艺术形式最为丰富的当属D类（图5），它的涵盖面比较广，我们把复合多种图腾的勾云形器都归到此类来研究。这种三漩涡体组装的玉器比较典型，有代表性。在薄板式玉件的表面，磨出宽窄深浅都十分均匀规矩的瓦沟纹，这些纹饰制作难度甚大，触之有感，直观却只有随着光线照射角度的变化而时隐时现，从而最大限度地突出了以玉质本身来表现的一些特殊效果，如立体感、层次感和神秘感。瓦沟纹使玉器自身的特性（如圆润、光泽）得以充分表现，这些特性也在很多红山古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多处馆藏的器物中可以看出，此类勾云形器的整体安排和设计有相同的特点，都是最为丰富并有视觉美感的玉器。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敖吉乡南台地遗址出土的鹿纹陶豆，其上所描绘的纹饰与此类器物有较高的相似性。可见此类勾云造型，已是红山时期在玉雕龙出现之后，慢慢演化出的造型元素，横看如云如气，竖看仍然是玉雕龙，但又表达出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红山人通过将不同方向龙的旋转，组合成新的整体，给人以一种天然气流的动感，又象征着生命的回旋往复和重生并幻化出云气的感觉。这类玉雕龙的形态是否也在象征着生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或者隐喻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合盟约呢？在红山时代，部落之间时战时合，由于没有文字可以作为契约，他们的图腾就行使着重要的职责，它是契约的物化，也是联盟的精神支柱。这样的图腾在盛大的部落活动中出现时，必然会给整个部落的人民带来信心和安全感。红山玉器的图腾化象征和后来的文字一样，行使着这样重要的职责，这也使红山文化及红山玉器令人感到极为神奇和神秘。

　　学术界通过对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并郑重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郭大顺先生更是认为：“红山文化的时代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前期，红山文化是黄帝文化的直根系。”④也就是说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是能够对应的。那么，红山勾云形玉器也许就与黄帝文化的生活有关：1，历史典籍多处记载黄帝有龙文化的因素，《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乘龙扆云”，意为黄帝乘龙骑云。《山海经·海外西经》还讲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骑龙”归天的整个典故，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的C形龙和玉雕龙和黄帝文化有关。2，《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黄帝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曾担任有熊氏的君长，黄帝的主要图腾为熊。并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⑤打头阵的第一位就是“熊”。这些都说明红山的熊文化和黄帝的熊图腾是有关系的。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玉雕龙，实则证实为玉熊龙（见郭大顺：《红山文化》第146页）还发现有熊的下颌和熊掌，另有双熊首的三孔玉器等。最为神秘是A类云形的勾云形玉器，其竖置起来中间就是玉熊龙的造型，底下犹如两只手托起玉熊龙作祭拜之态（图1）。而历史上“熊”姓的图腾造型和红山文化A类勾云形玉器有很多共同之处（图6 熊姓的远古图腾 见《中华姓氏图腾》或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化探[增订本]》）。可见，红山文化在熊文化上与黄帝文化有密切的关系。3，黄帝族还可能与鸟图腾有关，《竹书纪年》说：“黄帝二十年，有凤凰集。”⑥《国语·晋语》云黄帝之子十二姓中，黄帝之后有“人面鸟身者”。黄帝长子玄嚣，《山海经》一书称他建立了“羲和之国”和“少昊之国”，⑦少昊氏，也被称为“凤鸟氏”。这些证明了鸟的元素与黄帝的直系文明有关，红山文化大量的鸟图腾与黄帝文化更是有直接关系。4，黄帝氏以云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说黄帝受命，以云来记事，百官师长也以云为名号。《周易》讲“云从龙，风从虎”，意为龙是由云变化而来。既然如此，那么今人命名的“勾云形玉器”就与云有关，与云有关就与龙有关，与玉雕龙也有关系。甲骨文中的“云”字（图7 云字的甲骨文 见《书法大字典》），和红山文化中“玉雕龙”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史料说明，上古黄帝族所崇拜的图腾里有龙，鸟（凤），熊，云等元素，勾云形玉器正好证明了黄帝崇拜的云图腾，其实是龙，鸟（凤），熊，云的结合体。这些勾云形玉器，可能是轩辕黄帝“有熊氏”的图腾，是“乘龙扆云”的生活写照，是“人面鸟身者”的权杖，是“以云纪事”的法器的集合体。它们既是黄帝族的重要礼器，也是红山先民最高神权的象征。

​　　总而言之，多数勾云形玉器都集合了玉雕龙，凤鸟，云的造型元素，它们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天马行空的精神世界和丰富多姿的造型语言，几乎囊括了所有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精神内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勾云形玉器的造型特点是红山先民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展现出先民们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玉雕龙和玉鸟造型是勾云形玉器诞生的关键要素，是勾云形器的主要构建。从立体雕龙和玉鸟到平面勾云形器的发展，既是从物质性到精神性的升华，也是从意象到半抽象的转化。这也是勾云形玉器美轮美奂，神奇神秘的魅力所在。A类勾云形器将立体玉雕龙的精神化功能展现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图腾符号。B类兽面形玉器和C类凤鸟形玉器将红山人对自然天地的图腾信仰通过兽和鸟的结合生动地表现出来。D类复合形器则把三类勾云形器的特点和功能实现完美的融合，形成了一种丰富、灵动、神秘又具美感的造型语言。

　　2、勾云形玉器是红山先民精神世界的完美物化。红山先民对神灵的敬仰和崇拜，始终围绕着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红山人把生命隐喻为玉雕龙，把浩翔天空的鸟类视为超度灵魂的使者，他们把玉雕龙和鸟类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勾云形玉器中。几乎所有的勾云形器都充分而含蓄地使用“兽”和“鸟”的元素，其中间旋转的造型，在竖置时都具备了玉雕龙或兽面的特征。四边伸展的勾状物，也都具备鸟类的符号化特征，特别是C类的勾云形器，更是全面体现了“鸟”的各个元素。如果玉雕龙象征着生命的雏形，那么雕龙上下的凤鸟则可能象征着带领灵魂进入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得以重生。假设玉雕龙是熊的写照，那更是代表了对黄帝有熊氏的直接信仰。一个勾云形玉器，实际隐喻着对自然，生殖，生命，祖先神灵的多重精神寄托和崇拜。

　　3、勾云形玉器是红山先民各种权柄的象征。如果A类勾云形器具备一种安详和谐之感，可能表达的是一种沟通和敬畏神灵的“神权”；B类兽面形玉器则具备一种威慑神秘之感，表达出王者的尊严，象征着征服和沟通天地人的“政权”；那么如同刀戈一般尖锐和张力的C类凤鸟形勾云形器，更是象征着操纵部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兵权”；而复合多个玉雕龙和鸟类的D类勾云形器，给人以联合及并列之感，可能象征着沟通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外交权”，他们都是某一权柄的象征物，也是沟通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即“天地人”三才的重要法器。需要说明的是，红山时代，神权就是政权和兵权的操控者，宗教领袖就是王者，各种权柄都是通神独占的。

　　4、丰富多彩的勾云形玉器展现了一个原始的神权文化系统，勾云形玉器就是这个系统的重要核心。在红山时代，中华大地还没有成系统的文字出现，除了简单的语言，图腾符号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神的话语权及他们长期统治和管理就是依靠这些有鲜明特征的形象符号，勾云形玉器无疑是整个红山文化的精神载体，是神权、政权、兵权、外交权的象征物，是红山文化的重器之重。难怪饶宗颐先生称勾云形玉器为“红山文化玉中第一重器”，当不是过誉之辞。

　　注释：

　　①郭大顺著：《红山文化》 文物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207页。

　　②郭大顺著：《红山文化》 文物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153页。

　　③郭大顺著：《红山文化》 文物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153页。

　　④郭大顺著：《红山文化》 文物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208页。

　　⑤李翰文编：《史记全本-全注全译·五帝本纪第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8月第一版，第001页。

　　⑥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⑦西汉刘歆著：《山海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作者：方广智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美术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