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邳县的千余种作品，似花如锦、喧闹缤纷，作品之中，没有苛求，没有侥幸，没有奢望，不自欺，更不欺人。剪了，画了，就是心花的怒放，真可谓天性的释放。

　　邳县农民艺术作品，展示了数百名农民艺术家的群体智慧，展示了一个地域的整体艺术形象。谈论群体的“个性”，比起谈论某一位画家的个性，更见其益。

　　满、艳、换

　　农民的作品，无论表现什么，“满”，是群体“个性”之一：繁多的形象，艳丽的色块，好似花束，斑斑点点，簇簇拥拥，塞满画面的各个角落。形与形、色与色间，无主无次，每块都重要，每块都漫不经心。好似山野村花，哪块地界长出何种花来，并非人为，纯属自然天成，与表现主义笔走银蛇的挥洒相对照，二者似有相通处，所不同的是，大概前者是撷自然花束而来，富有装饰性，有别于专业理论指导下的装饰性；后者则欲脱开自然花形之缚而去，

　　尚有偶然的随意性。

　　“艳”也是农民画群体的“个性”特征。运色主观大胆，单纯强烈。色管里挤出来的色，很少调色，就直接画上去，色的纯度很高，五红大绿，艳丽醒目，色彩多在补色的对峙中，显露其艳的性格。“艳”已成为他们描绘色彩的“准则”。正是“艳”，使他们的山更青、水更碧、花更红、草更绿。“换”也是农民画用色中群体“个性”特征。自然界的外观色，毫无顾忌地相互替换。作品之中，绿鱼、红猪、蓝牛的超常现象，比比皆是。大地被画成了红地块、绿地块、黄地块……房屋被画成了红房盖、蓝房盖、黄房盖……令人惊奇的是，那大地、房屋、老牛，并未因改变了固有色，就变成了别的什么。相反，那些交换了固有色的鲜艳形象，却以神奇的生命力，活在心中。

　　自然形变

　　客观地看，农民画家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具有专业画家观察物象的眼睛，没有正常物体比例概念，更无准确描绘物体的技巧。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作品中的形象，发生了形变。改变后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远离了客观形象，背离了人们的视觉经验。但是，应该看到：他们画中的形变，始于心源，他们的形变，能使凶猛的老虎，富有温驯的“本性”；能使花花草草，也染上人的性情；能使生老病死，也富有美丽的象征。他们的形变，很少人为之意，更无多意之举。可视为，天性释放中的美丽心灵的传递。也许正是因为不具有专业学养，才无拘无束地释放了其纯净无瑕的天性，凝生了粗犷、奔放、稚拙、纯朴的风韵。

　　平面化

　　农民作品中，形象与形象之间，大都互补遮挡，平铺直叙，空间多以平面状态表现出来。上下左右，房前屋后，多是一种意会的指向。画个方块，就是猪圈，画个圆圈，就是鱼塘，形与形之间是一种外形的契合关系，如剪纸作品《早餐》，人物位置的排列，完全是画面中空余位置的需要，哪个位置尚有空白，就在那儿剪上一个人物，画面四个框边，可以都被认作是地面，人物站在四边的某一面，都算有了着落，而画面中的空间，相互依存，秩序井然。

　　平面化的语言，不仅表现在剪纸作品的造型中，即使在绘画作品的用色上，也很少使用立体布色方法。《迎新娘》一画中，房顶、对联、花轿、床头、人袄、飞鸟，所有的红色，几乎是一种红色的重复，没有远近色彩的透视，没有色彩立体界面的明暗变化，只是平面化的大小面积的搭配。一看便知，作者只想表现那喜洋洋的热烈场面。事实上，他的作品，也真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迎婚嫁娶的欢乐气氛中。平面化的表现方式，虽然取消了物体的立体界限，但是纯化了物体的精华；平面化的语言，也是一种触摸自然美的方式，它别有神韵。

　　跳动的视点

　　从农民绘画与剪纸作品中，不难看出，大多数作品的视点，是无定向、无定点的（并非有意追求）。当作者认定了想画的场景，就能画上有关这场面的一切，包括他感知的一切。这一切绝非同一时间、同一视点所看到的（如焦点透视），也绝非中国画中“搜尽奇峰”之法（散点透视），而是随心所为的无法之法，俯视中有平视，仰视中有侧视，根本无法说清他采用了哪种透视方法。如《摘樱桃》一画中一棵棵平视的树，构成了俯瞰的樱桃园，人物、筐栏、围墙的视点，一会儿是平行视，一会儿成角视，视点不断地移动，跳来跳去。剪纸《养猪》也是由多角度、多视点方法构成的。俯视的群猪争食，是用侧视的猪，一个挨一个旋转式组合而成。对于神游的跳动视点，可以视为不懂透视规律的不得已的方法，但作品告诉我们，这种方法，随意性太强了，而用这种方法组织的画面，又确实引发了人们对新形象的新思索，富有耐人寻味的幽默。

　　有意与无意

　　可以说，农民的作品，造型自然而生动。生动形象的产生，大都在无意间。他要表现什么是有意的，但表现得如何他却不管，画出来了，也就达到目的了。作画过程中，凭借着对物体的直觉，甚至，仅凭借着对物态印象的记忆来画。剪纸《鸟》，是几十只鸟的形象创造。绝不能说是老艺人对鸟的结构、鸟的比例了如指掌后所为之。可以认定，她熟知鸟有头有嘴，有身有尾，有翅有脚，鸟的这几大部位在她心中，确立了形象印记，是印记驱使她剪出了千姿百态的鸟。对她来说，表现鸟是有意的，剪出的鸟形却是无意的。只要不缺少鸟的某个部位，她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无意之中，她提纯了鸟的形象特征的最基本的元素，强化了鸟的可视形象，更生动地再现了鸟。可以预见，用她的这种方法，还可以剪出无数种不重复的鸟来。

　　农民艺术作品，多为感性的再现。艺术创造中理性过多，可感形象必然苍白。

　　失比的美

　　剪纸《月下》中，月亮、房屋、飞禽和人，各居一角隅，乍看去，月在上，房在下，禽在上，人在下，合乎其理；细品，画里面，各物体间大小比例是“失调”的：人比房大，牛比人小，月比房大，人比狗小……在自然界中，这些都是“失比”现象。可当我们观赏作品时，并没有因为比例失调而感到不悦，确实看到了众多活跃于月下的具体形象的存在。与此同时，萌生了对形象间的新思考，别有韵味。

　　类似的“失比”现象，在邳县农民绘画及剪纸作品中，随处可见，这种现象，其实是某一心态的夸张，蕴含着一种愿望：五谷丰登的愿望，人财两旺的愿望。

　　据说，邳县已悠悠六千岁，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神魂，至今仍萦绕着这三国时代的下邳县旧址—古老的文化，沧桑的历史，酿成了这一地区民众的审美趣味，恒定了他们对真善美的认识与追求的标准，促成了地域性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他们作品喜闻乐见的通俗性。上述诸因素，都是民间艺术家们的“天性”渊源。不能忽视，民间艺术，有着民族的特殊性，一方面表现着某一地域的民风民俗；另一方面，也存在地域的封闭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民众怎样醇化与异变着积淀的文化，也难免被缚于因袭本地区遗传因子的弊端，囿于地域性的审美情趣之中。应该看到，民间艺术家们，缺少专业艺术家的全面艺术修养，很难达到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因而艺术作品缺乏深度；又由于缺少专业画家们得心应手的表现才能，所以表达出的现象，难免会有符号化的痕迹；还由于缺少专业画家们那种强烈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欲望，难免局限在有限的画域之中，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邳县农民艺术家们天性释放中的“群体个性”的欠缺之一吧。

原载于《美苑》1991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