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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无学科的人”贝尔纳•斯蒂格勒离世

2020-08-07 10:24:35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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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

2020年8月7日一早,国内多家信息源报道了当代法国知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得意门生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自杀的消息。其2006年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创立研究与创新学院并出任院长,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狱,后来在狱中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赏识。1992年,斯蒂格勒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同时出版并成为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近几年,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斯蒂格勒频繁出入中国,授课、参加研讨,极为活跃。对他而言,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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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斯蒂格勒首次来访中国美术学院,时任副院长高世名(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曾有以下思考:斯蒂格勒是一个无学科的人。所谓“无学科的人”跟文艺复兴式的“Universal Man”全然不同,他的写作贯穿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文学、科学、艺术、媒体研究、精神分析、政治经济学……这所有领域,但他却绝不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者;相反,他的激进性在于——用个人写作使所有这些现行的学科性知识失效。他对于技术、教育、网络、数码物体、人工记忆、力比多经济、精神生态学以及未来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为当代的艺术-政治打开了思想与行动的新愿景。

2017年6月,斯蒂格勒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了5次公开课来论述“熵与劳作”,成为他唯一在国内艺术院校开设的课程。

今日再看当日报道,不胜唏嘘。

人类纪迷熵:艺术家/策展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基本上,2017年的整个6月,法国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并担任跨媒体艺术学院发起的“未来媒体/艺术行动委员会”委员的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下简称斯蒂格勒)都在中国。期间,他在几大高校举办了若干讲座与课程,其中,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了5次公开课(6.8-22)来论述“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不仅时间长,这也是他唯一在国内艺术院校开设的课程。

其实,自2015年起,斯蒂格勒已连续三年在国美开课。这三年来,中国社会急速前行,技术攻势迅猛,艺术界自觉或被逼开启大规模性技术反思,以及由此对艺术本体的思虑。

这场集体性行为如病毒般蔓延,若干年后回望,也不知是好是坏。

这次在杭州见到的斯蒂格勒,65岁,略有发福,但无损风采。

他气息笃定地安坐于人潮之中,用法语迅捷流利地甩出一个个长句,包含各种关键词,时而也夹杂一些英文,讲到兴起,便直接脱去外套,露出灰白色短袖T恤。

听课的人身份庞杂,有艺术家、策展人、哲学研究者、中学生、企业家、待业青年等。虽然由于语言的横亘,他与听课者间的直接交流有限,但并不妨碍陆续种下种子:

“他是站在一种大格局中来看艺术的,这样的眼光我喜欢。”

“虽然不是很能明白他说的那些术语,但我觉得很新鲜。”

“不太懂啊,我要回去好好研究。”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2017年6月8-22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5次公开课,主题是“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图为第一讲课程现场(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供图)

2017年6月8-22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5次公开课,主题是“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图为其余四讲课程现场

本着开源与斯蒂格勒教授倡导的贡献式经济原则,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在此与大家分享本次课程的现有相关资料,内容包括:斯老师五次讲座的法文讲稿、讲座PPT图片、录音、讲座参考文献与辅助文献,以及斯老师于同期在南京大学的系列课程录音(讲座介绍请见“南京大学部分”资料包文档)。提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pD2OhT 密码: 69f8。链接长期有效,未来补充的资料可直接通过此链接提取。(讲稿未经允许请勿发布在其他公开平台,亦勿挪作商业用途,感谢理解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课程现场

斯蒂格勒生于1952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曾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研究导师。2006年,他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创立了研究与创新学院(Institut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现任院长。同时,他还是埃皮纳伊莱弗勒哲学学校(Ecole de Philosophie d’Epineuil-le-Fleuriel)创立者。1993年,他曾在贡比涅技术大学创办“知识、组织、技术系统”研究小组,同时也担任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副所长,法国现代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也是欧洲ArsIndustrialis(“新工业性艺术”)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其代表作《技术与时间》探讨了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地位和功用,被认为“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近著《象征苦难》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被认为是消费批判、新社交媒体研究和新工业式艺术方面最近十年里的最重要的贡献。

2008年,许煜博士(现德国吕纳堡大学数码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讲师、网络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在伦敦邂逅斯蒂格勒,几个月后被他邀请到一个研讨会上演讲。自此之后他们进行了很多合作,包括作为许煜的博士论文导师。“斯蒂格勒是一个传奇式的哲学学者,在大学的哲学系有很多哲学老师,但他们往往只生活在一个系统化的哲学知识的框架里,往往争论的是哲学史的问题,而不是哲学甚至生命本身的问题。”

2015年,斯蒂格勒首次来访国美,时任副院长高世名(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视其为一名“无学科的人”而非文艺复兴式的“Universal Man”。何为无学科的人?“他的写作贯穿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文学、科学、艺术、媒体研究、精神分析、政治经济学……这所有领域,但他却绝不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者;相反,他的激进性在于——用个人写作使所有这些现行的学科性知识失效。他对于技术、教育、网络、数码物体、人工记忆、力比多经济、精神生态学以及未来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为当代的艺术-政治打开了思想与行动的新愿景。”

2016年,斯蒂格勒再次来访并做了“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系列讲座,围绕着“人类纪”的熵(拼音:shāng)化问题展开了深度思考。“熵与劳作”是他第三次的分享。在斯蒂格勒的理论世界里,“熵”是重要的关键,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熵,而重要的治疗物就是艺术。结合三次国美之行,可见这所学校在斯蒂格勒心中的位置,以及连续三年开设的这类课程被赋予的厚望。

2017年,斯蒂格勒在最后一节课结束时,抛出了一个疑问:人类纪中熵暴增,艺术家/策展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疑问震耳发聩,它将艺术与社会前行直接关联,并赋予前所未有的责任,尽管这个责任或许早就存在而被忽视许久。

在斯蒂格勒看来,策展人,尤其是艺术家,本身就是敏感性的治疗者。“‘策展人(curator)’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治疗师(cura)’的词根,那么策展人应该是治疗者。”人类纪中,信息技术带来颠覆性影响,尤其现在,一半的地球人已身处数码化包围之中,在中国,这个情况特别严重,“中国人手机上瘾症很严重,我们如何从这种中毒的状态中找到治愈?而艺术家能否在完全被投机化计算的艺术市场中产生分枝?他们工作中力量再生产的条件是什么?”在“熵增”的危机中,斯蒂格勒再次追问起艺术的原动力与社会责任。

“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课程海报(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供图)

关于如何面对、理解与使用斯蒂格勒的哲学思想,同济大学的陆兴华老师(感谢陆老师!)已把自己的思考集结成了17万字,亦已由网络社会研究所主持,制作成了校内学习读本《让我们施秘并自制未来:三论斯蒂格勒的技术思想》。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可前往跨媒体艺术学院资料室借阅(南山校区4号楼2楼,资料室开放时间等详情可点击跨媒体艺术官方微信)

  被直播的美杜莎之筏

  有趣的是,当斯蒂格勒在中国展开五场课程的同时,上海与杭州,两场与技术话题相关的艺术活动也启动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二者只是不同语境中不同的讨论对象。

月台小组直播画面截图(月台小组供图)

国产手机扛把子小米在B站做了一场超耐久的直播,由一台小米MAX2手机计时,只要有电直播就继续。直接用“手机带电时间=直播时间”的操作方式执行的是商业项目,但这种很“楞”的、有点作品感的方式却与某些艺术创作的品质颇为接近。进行过程中,他们希望看看艺术界的反应,于是经由创意人文君邀请开放问题研究所(刘畑发起并于2010年成立)介入,最后导致了一场连续三天三夜的驻地现场创作。

最终,这场3天时长的直播累计观看UV超过1000万,日均观看是333万,而小米本次活动总体31天直播的总观看人数是8500万,日均则是274万。若以日均观看量相较,“艺术”无疑是表现出色的,但此结果引发的多层次思虑更让人感兴趣:怀有批判和思考进入(不同于单纯的迎合、合作)的艺术家及进行的创作,是如何与其他直播形式形成差异化的?为何会吸引那么多观众?它引发的关注或吸引究竟是什么?从社会角度而言,艺术的现实地位或功能是否已发生了转变?或者说,社会对艺术还是有所期待的?如果是,那么艺术家或策展人肩负的责任是不是比想象的更大更广?

在这场直播里,来自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的“月台小组”的七位艺术家(张馨元、夏天、黄金子、王震宇、蒋瀚明、陈铿、庄庄)吃喝睡全在镜头里,刘畑命名为:《透明》,“这个名字生成于驻地项目过程中,是我和艺术家们在第一天结束时讨论、总结过程突然出现的:一方面是他们有些相应的创作是在镜头上覆盖透明的材料改变色彩和环境,另一方面是‘屏幕’前和后的透明或完全不透明。”

这是一个象征,也是一种隐喻:屏幕书写已经成为常态。这个过程中,值得重视的是艺术家应对“问题”的姿态。一开始,艺术家有被动感,第一天主要是尬聊,“无论何种激进的内容都会被这个大的框架结构吃掉、冲散”,中国美院教师曹澍起初也认为这个现场艺术会成为被“压平”的内容。

“是艺术把直播吃掉,还是被直播吃掉?”当天晚上刘畑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并及时调整,第二天情况已不同:“弹幕被写成纸挂起来,他们慵懒的躺在垫子上之后,斯蒂格勒论述里的那个‘技术支架’好像慢慢完成了,那个能够提供反思场域的空间好像有那么回事了。他们这些絮絮叨叨的非表演很生涩,也很‘野’”。曹澍觉得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我通过他们这场卷入小米的直播看到了生活本身潜藏的无数可能性,就是要卷入才能继续。”艺术家陆平原将这场艺术直播视为“行为的马拉松”:以艺术的名义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的所有行为,就像孙悟空在地上给唐僧画了个圈,叫唐僧不许出来,但是孙悟空三天还没有回来,妖怪们在观看唐僧的所有行为,唐僧表现得充实和悠闲,并且还要体现出魅力让女妖怪们继续想入非非。这也是一艘被直播的美杜莎之筏,几个年轻人是艺术的幸存者,观众和弹幕就是海洋,海能载舟亦能覆舟。表演者在观察海浪和风向来判断自己的航行状况和生还的可能。而艺术家黄淞浩借由这一活动,思考的则是“直播”本身:反观直播,它首先面对了真实,比纪录片更彻底地穿上了“客观”的外衣。而就制像术本身,是为了使人通过图像进入一种可感的现实,看着看着,忘了自己,如一位观棋者的主体被带走了,成为了棋手,不禁指挥起来。但它的背后,却是一套图像控制术,图像代替了真实,它叫你起床,陪你上下班,哄你睡觉,在你不经意间,把你个体化,从现实里拉走。

那么,这场直播中,艺术家到底跟女团有什么区别?艺术家的身份会不会成为某种障碍?而使观看者主动的将图像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分裂开?商业行为中的无意识行动本身,和行为艺术之间到底有着多少距离?这里,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十分微妙,二者相互对应又彼此对立,很难分离又必须分清,其中可捕捉诸多关键词:国产货、手机、直播、瘾、网民生活、市场营销、无聊、驱力-力比多、平台……,且各个都有象征意味和在地性。令人想起2016年,跨媒体学院举办了“网络的力量”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而此次直播更是特别鲜活的第一线现场。

月台小组直播画面截图(开放问题研究所供图)

人类在荷马史诗时代曾经是奥林匹斯众神注视的对象,而如今则是自己的对象了。

最近被火热讨论的“人类纪”,表面上指的是继全新世(Holocene, 11700年前至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的地质学纪元,背后却也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资本主义正在通过数码技术的工业化来进行再一次的“全球化”,大数据和算法成为了当前的时髦用语,重复而高效的机器取代了手工的实践知识。

彼得·斯洛特戴克和贝尔纳·斯蒂格勒(左一)对谈(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供图)

在《为一个负熵的未来》一文中,斯蒂格勒断言人类纪不可持续:它是全球性的高速和大规模的毁灭过程,它当前的走向必须被逆转。“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由数码性和社交媒体构架所造成的脱·崇高过程。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不会欲望,不会赋予我们面前的东西一致性,不再敢对还不存在的东西抱信念了。”

一路上,人就是不断克服着技术-书写的毒性,不断生产出新知识,去对付失控的环境,让自己一次次度过技术带来的危机,走到今天。“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出技术来了。所以我想要处理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在‘中国也可以’的基础上思考技术本身的问题,即摆脱观念主义的束缚,将技术问题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许煜在一篇专访中如此说。

许煜(图片源自网络)

那么,艺术家与策展人如何在人类纪里反抗并引领未来?如何在极度数码化的社会中找到一些选择,设定一些标准,以与经济、技术霸权对抗,并找到新的出路?

课程结束时,斯蒂格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艺术家应该来到经济的最中心,而不是艺术市场的最中心,作为治疗者出现,推动一种反熵的、负人类/熵的(Neguentropy与Neguanthropy在法语中发音相同,斯蒂格勒批判了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将人类学(anthropology)视为熵学(entropology)的悲观态度)经济,来对抗艺术市场以及所有其体现出的症状,如致命性的投机资本主义。艺术家们应该把美学政治化,创造一些治疗性的空间和潜在的过渡性空间,重建力比多经济。艺术作品是卓尔不群的,它无法被计算,无法被简化为信息量。艺术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原初的创伤,由此人类发展出了创作艺术作品的动力或能力,而“接纳创伤(abréaction)”这种行为,其实就是艺术或所有创造性工作的源头,这也是艺术有能力把忍受痛苦的过程转化为享受和乐趣,把痛苦升华的原因。

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主持出版,集斯蒂格勒2015-2016的演讲集《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拜德雅出版)

(文中斯蒂格勒的言论均来自课程现场经翻译后的话语,不免涉及法语到中文的转化,如有不合适之处,恳请指正。亦感谢刘畑、卢睿洋的帮助与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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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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