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我的存在注定和绘画有关。家父在绘画上的不断求索，对儿时的我影响很大。这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耳濡目染于其中，逐渐感受并领悟到艺术的超凡魅力。之后的求学路上，更在诸位先生的指引与教导下，令我的绘画日臻完善，并渐渐地走向成熟。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要感恩所有的遇见。

　　平日的生活里，我时常沉浸在绘画的创作中无法自拔，它深深地吸引着我，令我无法割舍。艺术不仅走进了我的生活，更占据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很多时候很难分清是绘画支配着我，还是我在控制它。对于绘画，我不想附加给它过多的设计成分，一切从自己的感知出发，那是一种默默地、自然而然的生发。我未想过要切入某种观念去表述艺术与我的关联，也并未想过要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情绪表情而置入画面，我只想用绘画的形式语言去追索并呈现出更为纯粹的女性的美。

　　女性形象的美似乎更多的要建立于男性的视角，因此女性画家描绘女性形象时反而不具有优势。或涉入场景叙事性，或作情境化的情感表述，或突出造型与色彩的表现，或辅以形象之外的修饰，但对于本体形态、形象的自我塑造与表现却往往被丢弃。因此以女性自我视角去展现形象美与体态美的作品反而非常少。其实，完全以呈现女性形象美的表现空间仍非常的大，形态造型的、体态姿势的、面部情绪的、肤色与质感的、色彩与氛围的等等。回到女性的自身视角，去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女性形象美，成了我的追求目标。我观察着世界、感受着世界，也用我独有的方式呈现给世界。正是对这些因素的强化，逐渐形成我作品中的语言习惯，也是我二十年来建立起的审美观的展现。

　　关于造型，我的画更趋于写实性，这种能力得益于多年美术学院的系统训练。记得早在高中时期，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何家英先生的作品，我便为画中所描绘的女性人物而着迷。那种对美的阐释和细节的精妙处理，至今都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我今天的绘画风格与面貌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大学四年直至博士研究生阶段，通过不断的研习揣摩，画面逐步从曾经的青涩表达蜕变到如今的准确阐释。深入地观察、精微的塑造、逼真的再现，进而在形体的把握、整体的处理上有所感悟，这些也不再是我艺术表达过程中的绊脚石。而今创作中的写实性与以往学习阶段具象写实化的追求不同，它仅是对具象表现的借鉴，使之服务于我的画面需求。同时我又在努力将这种写实效果趋向于意象表达，以此规避于画面图像化。至于真实与否，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纠结与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造型处理上变得轻松而游刃有余。

　　关于体态，女性身体的姿势与形态，是我创作时首要精心设定并布置的重点。美而不妖、安静纯粹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美。丰润饱满的肩颈，光洁的背脊与顺滑的腰线，依靠不同的弧度相互成全并形成节奏来诠释美感。以女性自身视角审视女性的美，这种视角更单纯、更直接，没有丝毫世俗眼光和尘世品味。意在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在起伏、仰俯、争让的关系处理中令人物形态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表现力。

　　关于神情，那是内心的映射，包含着主人公微妙的内心活动与情感变化。在外显和内敛的表现之间，我更衷情于后者。人物眼神与眉毛之间游走着的微妙律动、颈部和肩头倾斜角度于方寸之间的巧妙安排、手臂弯曲走向和腰线形成的动态关系，甚至连脚踝脚趾之间都具有情态表达的空间。精确把握这些细节的刻画，就能够将人物的微妙心理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东方美的空灵静谧是我的价值取向所在。因此在我的创作中，往往不着多余的表情与情绪，没有夸张的喜怒哀愁，只想让她们静静地停在那纯净而又诗意朦胧的境界里。

　　关于服饰，女性柔美、温婉的优雅气质必然与薄纱、蕾丝、吊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画面中服饰的质感、形貌、肌理、纹饰无不为创作意图的传达而服务。薄薄的轻纱与可视性强的蕾丝相映成趣，设计感充分的衣纹和隐匿在其中的身体相互掩映，都能增加画面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也增强了画面的浪漫色彩。图案的位置、疏密、形状与色彩的处理还能够暗示出人物的形体结构，为人物的塑造提供支撑。一幅创作中人物形象与服饰选取是个人审美品位的体现，庄重而不失秀逸，典雅而不失韵致，是我所追求的味道。

　　关于线条，中西方绘画体系间有着迥异的认知与表现方式。在中国画系统中，它不仅仅是分割物象的轮廓，更是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载体。线条的鲜活性源自带有起、行、收等书法用笔的流动性。记得我曾经的用线，在经过画面过稿后总会失去很多细节，那些做铅笔稿时才可显现出的感觉与体会。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硕士导师杨沛璋先生让我直接在无手稿的情况下进行白描人物写生，将自己对形体的感受最直观的通过毛笔跃然纸上。经过长达数月的练习，令我对于线的理解和处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并由此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用线风格。说起线条，我沉迷于提、按、顿、挫间线条呈现出来的节奏与韵律，更像一个无声的舞者在疏密、聚散、方圆、急徐、长短、干湿、浓淡间传达出情绪与律动。时而与色彩亲密的融合，时而与轮廓巧妙的互动，时而与形体纠缠着相互成全，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物象的结构与质感。其中，特别是表现女性的发丝，能够让我酣畅淋漓的发挥线条优势。写实过程中将意象表达涵盖其内，追寻行云流水般律动的生命力在画面中盘旋。在这个单纯的绘画语言中我体会到了无限的快乐，让我感受到了绘画表现带给我的满足感。线条的表现空间是无法穷尽的，它是中国画的“根”，把握着中国画的命脉，因此作为后学必须要警醒于对线条继承和发扬。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要立足于传统，从而“借古开今”。

　　关于色彩，我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思考。中国画在色彩表现方面如何才能创新？我的绘画初期常常在物象本体色彩上进行揣摩，经历了那个过程后逐渐发现，以往“驾轻就熟”的习惯与经验其实也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束缚。其间，日本绘画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竹内浩一先生的作品我尤为欣赏。那淡雅的高级灰色调子，典雅又清丽的铺就在画间。同时家父的绘画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在淡彩与重彩的完美结合中，不用过多浓烈的色彩来表现丰富的内容，静默的场景中，用色彩赋予意境以更深层次的力量。逐渐我的视线开始着眼于整体画面，物象的颜色随整体氛围的需要进行调整布置。色彩进而服从于构图，与画面的虚实相互关系，与想表达的情感相辅相成。在我的画面中，我喜欢用高级的灰色调子，以冷暖色调间的碰撞来加以表现，通过多种色调的反复对比达到一种十分协调的清新、温润又含蓄的视觉效果。

　　关于光线，我更侧重于通过光线的处理来实现中西绘画的融合。中国画并不讲求光线的表现，而西方绘画往往注重光线在各种状态下所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效果。在我的作品中，我喜欢运用柔和的逆光，这一选择让我拓宽了绘画的视阈，改变了常规的观看方式和中国画传统的表现方法。光的运用与光源来向的调整看似是一个小的问题，其实它完全改变了画面的视效，这关系到形体的塑造、色彩的处理、背景的烘托甚至染色的位置等诸多方面。不像西画光影如此写实并讲究科学性，我更着重于借助光来传达作品意境，表现人物情绪，烘托画面的空灵感，以营造出常规状态下“不可能”的视觉氛围，来表达自我的某种意象理念。纵观美术史，我们会发现传统的中国画极少表现光的存在，也许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追寻事物的永恒。而在我看来，特定时空下瞬间的场景也值得留下它应有的痕迹。不管是追忆也好，期待也罢，主观设定也好，客观参照也罢，它都像灵感乍现一般弥足珍贵。

　　对于意境，我倾向于用更多层次的晕染来营造诗一般的意境。它是各种不同因素的结合体，而非单一显现。在微妙的变化中寻找各因素间的对比、平衡与秩序，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意境的营造是我一直密切关注的课题，也是中国画的优长所在。意境是画家思想与精神的场域，漫游在其间会享受到无穷无尽的愉悦。在工笔人物画创作中我尝试用不同的色调、不同的光源营造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意境，使得立意传达得更为充分。意境的营造有一种魔力，它带着我渐渐地走进去并废寝忘食的为它效力，直到满意为止。总之，它统领着画面的所有因素，包括我。

　　绘画中人物形象的纯净、静逸之感是我想传达给观者的，这也是我艺术创作中的个人审美观与自身品味的总结，同时也是女性题材区别于以往男性视角为主导的价值标准的重要切入点。回归到中国工笔画三矾九染的技法表现基础之上，通过简化而不简单的线条，洁净的平面化画面效果，在绢素本身通透轻盈的画幅间表现女性的温润、柔美、典雅。我认为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灵受到各种观念和认知的引导，导致越来越多精神的忧虑与困惑，但它们都隐藏在外表之下，令你无法觉察。画家的责任，就是要把人潜藏最深的真诚与最美的人性呈现出来，去除伪装，挖掘出人性的真善美，诠释生命的本来与纯真。绘画就是要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突破，笔耕不辍地编织着自己的梦……营造出属于女性的唯美世界与精神境界，将浪漫主义色彩倾尽所能通过自己的一双手绘制出来。希望我的工笔人物画作品能够更多的展现出我的个人色彩，同时也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才是绘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