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逝世于1895年，这一年徐悲鸿诞生，两代引领艺术巨潮的明星以如此奇妙的缘分第一次产生了交集。

在徐悲鸿小的时候，父亲入城，携伯年仿作《斩树钟馗》归家。后来，徐悲鸿评论此画“树作小鬼形，盘根错节，盖在城中所见伯年佳作也”。这是徐悲鸿与任伯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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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一生中，徐悲鸿南下北上，留法国走南洋，在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中畅然悠游。然而，在中外浩若星灿的艺术家中，最让徐悲鸿念念不忘的，还是任伯年。

左侧为任伯年生年表，右侧为徐悲鸿生年表

一正序一倒序，呈现两位大师生年与艺术的相承之处。

徐悲鸿推崇任伯年到何种地步？

他认为伯年“于画人像、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也正因如此，他推举伯年“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伯年得老莲神髓，为有清一代画家之宗”。他甚至认为“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为）吾国美术史上所罕有之人物也”，“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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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30×65厘米 1887年

他在见到任伯年佳作时会感叹“此真神品也”、“梦寐数月”；在喜获伯年画作时“欢喜赞叹，便欲跃起”；在不能得画时会叹息“恨不能豪夺，成完数，怅怅”；在珍藏的伯年作品上盖上“悲鸿生命”印章，又特意叮嘱“特恐张掛过多，尘污混其笔迹耳，有保守之责者不可不加注意也”。甚至有一种说法，1895年出生的徐悲鸿认为自己是任伯年的“后身”。

钟进士 徐悲鸿 纸本设色 177x95cm 1929

世代书香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82x92cm  1889

可是，“一代天骄”徐悲鸿为何如此推崇任伯年？他的作品又有何魅力？

2020年9月26日至2021年2月28日，“在神不在貌——从任伯年到徐悲鸿”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出。此次展览展出了50余件馆藏伯年珍品，包括其具有变革性的人物画、设色雅艳的花鸟画、以及多幅被徐悲鸿视作璞玉的伯年遗墨。展览分为三个版块：“沉酣矫变”、“雅丽丰繁”、“未竟之作”，皆摘自徐悲鸿评任伯年之语，意欲勾勒“大师眼中的大师”。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许多伯年画作都是首度公开展出，也是徐悲鸿一生收藏任伯年佳品的首次集结。

要想弄明白任伯年如何打动徐悲鸿，不得不提的便是清末画坛。文人画经历宋元鼎盛，在清代逐渐走向衰落。画论陈陈相因，创作也无甚新意。尤其在扬州八怪后，画坛呈现出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牡丹飞雀 任伯年 纸本设色 97×53厘米 1882年

彼时，一方面社会战乱，传统文化结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西方绘画技法涌入，不断冲击国画土壤。这时，海派绘画兼容并蓄，他们上承唐宋传统技法，吸取明清陈白阳、徐青藤、陈老莲等诸家之长，又大胆借鉴民间与西洋绘画艺术，对传统中国画改革创新。而海派绘画中，成就最大者当属任伯年。

在此次展览中，展出有任伯年首次面世的花鸟八条屏。虽说任伯年以人物画成就最高，然论其国画创新，这八条屏却是典范。

八条屏之荷花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95×47.5厘米 1890年

此八条屏是任伯年“五十岁最成熟”时的力作，传统一脉，即可见其初学北宋，后取恽寿平没骨，陈淳、八大写意法的影子；现代一脉，又可见民间绘画工巧设色，可谓雅丽丰繁，雅俗共赏。

八条屏之柳溪鹅戏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95×47.5厘米 1890年

这种举他画之力，破传统之弊，创国画之高的艺境，与徐悲鸿之以西画改革国画的艺术理想不谋而合。也难怪，徐悲鸿劳累了一天后，最喜欢靠在画室的躺椅上，静静地欣赏挂在墙上的任伯年条屏画作，而非其成就最高的人物画。

事实上，这两位大师之灵犀之处远非如此。当读者翻开画论，定会惊异于两个时代的大师竟在艺术理念上如此相似。

八条屏之凌霄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95×47.5厘米 1890年

任伯年绘画“重神不重形”，他曾说“无时不留心于主人之举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酸寒尉图》，面部以淡笔草草勾写，略带皴擦，马褂长袍直接用色墨即兴随笔写来，巧妙地将花卉没骨法融于其中，虽逸笔草草，却意态矜持，其状可哂。

徐悲鸿也曾说“画法至传神而止，再上则非法之范围”。他的《奔马图》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虽透视感强，却丝毫不见汲汲于形似之迹。

任伯年喜于观察生活，他曾作诗一首“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痕”。在生活中，他经常观察群鸟之翔集飞鸣，怡然自适。徐悲鸿亦是如此。他认为“是以师法造化，或师法自然”。在法国学习时，他常去动物园速写狮子、老虎、马等猛兽，其乐无穷。

或许正是时代、艺术理想、艺术理念上的相通，才让徐悲鸿对任伯年如此惺惺相惜。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徐悲鸿纪念馆。雅昌专稿，非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