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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稿】徐悲鸿最推崇的艺术家为何是他?

2020-09-26 21:39:53 李家丽 

任伯年逝世于1895年,这一年徐悲鸿诞生,两代引领艺术巨潮的明星以如此奇妙的缘分第一次产生了交集。

在徐悲鸿小的时候,父亲入城,携伯年仿作《斩树钟馗》归家。后来,徐悲鸿评论此画“树作小鬼形,盘根错节,盖在城中所见伯年佳作也”。这是徐悲鸿与任伯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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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在此后的一生中,徐悲鸿南下北上,留法国走南洋,在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中畅然悠游。然而,在中外浩若星灿的艺术家中,最让徐悲鸿念念不忘的,还是任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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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任伯年生年表,右侧为徐悲鸿生年表

一正序一倒序,呈现两位大师生年与艺术的相承之处。

徐悲鸿推崇任伯年到何种地步?

他认为伯年“于画人像、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也正因如此,他推举伯年“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伯年得老莲神髓,为有清一代画家之宗”。他甚至认为“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为)吾国美术史上所罕有之人物也”,“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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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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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30×65厘米 1887年

他在见到任伯年佳作时会感叹“此真神品也”、“梦寐数月”;在喜获伯年画作时“欢喜赞叹,便欲跃起”;在不能得画时会叹息“恨不能豪夺,成完数,怅怅”;在珍藏的伯年作品上盖上“悲鸿生命”印章,又特意叮嘱“特恐张掛过多,尘污混其笔迹耳,有保守之责者不可不加注意也”。甚至有一种说法,1895年出生的徐悲鸿认为自己是任伯年的“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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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进士 徐悲鸿 纸本设色 177x95cm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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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书香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82x92cm  1889

可是,“一代天骄”徐悲鸿为何如此推崇任伯年?他的作品又有何魅力?

2020年9月26日至2021年2月28日,“在神不在貌——从任伯年到徐悲鸿”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出。此次展览展出了50余件馆藏伯年珍品,包括其具有变革性的人物画、设色雅艳的花鸟画、以及多幅被徐悲鸿视作璞玉的伯年遗墨。展览分为三个版块:“沉酣矫变”、“雅丽丰繁”、“未竟之作”,皆摘自徐悲鸿评任伯年之语,意欲勾勒“大师眼中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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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逸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31×45厘米 1886年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许多伯年画作都是首度公开展出,也是徐悲鸿一生收藏任伯年佳品的首次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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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炼石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18×66厘米 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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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扇面) 任伯年 绢本设色 年代不详

要想弄明白任伯年如何打动徐悲鸿,不得不提的便是清末画坛。文人画经历宋元鼎盛,在清代逐渐走向衰落。画论陈陈相因,创作也无甚新意。尤其在扬州八怪后,画坛呈现出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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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飞雀 任伯年 纸本设色 97×53厘米 1882年

彼时,一方面社会战乱,传统文化结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西方绘画技法涌入,不断冲击国画土壤。这时,海派绘画兼容并蓄,他们上承唐宋传统技法,吸取明清陈白阳、徐青藤、陈老莲等诸家之长,又大胆借鉴民间与西洋绘画艺术,对传统中国画改革创新。而海派绘画中,成就最大者当属任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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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鸡顽石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26×54.5厘米 1884年

在此次展览中,展出有任伯年首次面世的花鸟八条屏。虽说任伯年以人物画成就最高,然论其国画创新,这八条屏却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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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屏之荷花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95×47.5厘米 1890年

此八条屏是任伯年“五十岁最成熟”时的力作,传统一脉,即可见其初学北宋,后取恽寿平没骨,陈淳、八大写意法的影子;现代一脉,又可见民间绘画工巧设色,可谓雅丽丰繁,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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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屏之柳溪鹅戏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95×47.5厘米 1890年

这种举他画之力,破传统之弊,创国画之高的艺境,与徐悲鸿之以西画改革国画的艺术理想不谋而合。也难怪,徐悲鸿劳累了一天后,最喜欢靠在画室的躺椅上,静静地欣赏挂在墙上的任伯年条屏画作,而非其成就最高的人物画。

事实上,这两位大师之灵犀之处远非如此。当读者翻开画论,定会惊异于两个时代的大师竟在艺术理念上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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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屏之凌霄  任伯年 绢本设色 195×47.5厘米 1890年

任伯年绘画“重神不重形”,他曾说“无时不留心于主人之举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酸寒尉图》,面部以淡笔草草勾写,略带皴擦,马褂长袍直接用色墨即兴随笔写来,巧妙地将花卉没骨法融于其中,虽逸笔草草,却意态矜持,其状可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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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稿 任伯年 纸本水墨 89×31厘米 年代不详

徐悲鸿也曾说“画法至传神而止,再上则非法之范围”。他的《奔马图》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虽透视感强,却丝毫不见汲汲于形似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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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泊舟(徐悲鸿补人物) 任伯年 纸本设色 123.5×34厘米 年代不详

任伯年喜于观察生活,他曾作诗一首“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痕”。在生活中,他经常观察群鸟之翔集飞鸣,怡然自适。徐悲鸿亦是如此。他认为“是以师法造化,或师法自然”。在法国学习时,他常去动物园速写狮子、老虎、马等猛兽,其乐无穷。

或许正是时代、艺术理想、艺术理念上的相通,才让徐悲鸿对任伯年如此惺惺相惜。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徐悲鸿纪念馆。雅昌专稿,非经授权,禁止转载。

(责任编辑:李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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