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绘画的品读，我习惯于寻找画者从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具有个性的优长之处，不管其优长在于有意识的问题探求，还是无意识的秉性流露，都值得我用文字将其描述出来，我认为这既是对作品最大的肯定，又能为画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面对李采姣的作品，我抱持着同样的态度，试图通过作品去找寻属于她自己的艺术特性。

李采姣的作品以花鸟画居多，其题材既有传统的梅、兰、竹、菊，也有萝卜、辣椒、西瓜等日常蔬果。各种对象皆出现在她的笔下，她似乎抛开了创作中某些约定俗成的“可入画”观念，而着意于进行的是面对不同的对象，如何表达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状态。即她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对象诠释某一主题或将自身的感受与状态呈现出来，而哪些对象必须对应何种主题，并非她思考的重点。因此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的，是她对对象的感受以及试图通过对象所要传递的状态。正如她笔下的鸡冠花，有的艳丽多姿，有的淡雅恬静，有的庄重典雅，或生气盎然、或静穆高贵，作品用不同的风格演绎了各具韵味的鸡冠花。相同对象的不同表现既反映作者的艺术阐释能力，也体现了她的艺术表达力，这是李采姣作品给予的最直观感受。

技法层面的多样性是艺术家艺术表达的基础，但如若观者可以由此而感受到属于作者个人的信息，不管这个信息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技术探索，还是艺术思考，抑或是无意之间的心性流露，皆可称得上是作品的一种成功。从李采姣作品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于无意识间流露出的韵味，并贯穿其作品的始终，但又各具倾向性。所谓倾向性指的是在她的作品中，基于不同表现方式所呈现出来的韵味有所不同，淡赋色小写意带有一种宁静清雅的静气，纯水墨大写意的笔墨挥洒显得大气，其翎毛草虫则刻画了动物不同的瞬间而灵气十足。从视觉上而言，此种不同的感受固然源于作者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手法，但它又并非仅仅只是技法便能够承担的内容。李采姣并不徘徊在技法的范畴之内，技法只是她借以传达艺术态度及艺术领悟的工具。她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纯粹而自由的状态，技法和题材对于她来说只是工具，表达自我心境的工具，我想其作品中的此种贯穿始终的韵味，便源于她对待艺术的态度及创作时的状态。

在我看来，李采姣作品中的此种韵味可以算得上中国画“气韵”的范畴。这个始于南朝谢赫“六法”的画评标准，所追求的是经由画作而感知的画外功夫，即对画者的修养、学识与心性等的探求。在传统中国画的品评之中，气韵之于画作的重要性正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及人物画时所称：“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荆浩在《笔法记》中亦认为“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然而，气韵虽重要，却并不易得，更因人而异。董其昌于《画旨》中更将气韵描述为：“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当然也可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脱胸中陈浊后，便自然有了丘壑。在传统中国画论中，“气韵”无形抽象，却经历代学人论者的阐发而成评判画作的最高准则和画家念兹在兹的最高追求。之所以说李采姣作品中有某种可以称得上“气韵”的东西，在于她能够将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及创作时的状态，成功的凝聚在作品之中。或者说作品之于她，是一种自我修养与情致表达的媒材，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题材和技法。因此其创作便进入了类似倪瓒所描述的“聊以自娱”的自在状态。

此种状态的获得有两个基础，其一是李采姣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与体悟，七岁习字十五岁习画，几十年的艺术实践让她认识到中国绘画在技法层面之上格调与精神的难得与重要，这使她并不囿于技法之内，而将毕生之力用于对格调与精神的追求；其二是其丰富的学艺经历与开阔的视野，李采姣居于江南，求学于京津两地，曾访学日本游学西欧，并得写意名家何水法先生悉心教导，于西画及设计亦颇有心得，此种经历使她既能得中国南北绘画的笔墨趣味，又具有西方绘画的造型能力与色彩感受，让她在最基本的形、笔与彩等技法层面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也是她对艺术的追求能从技法层面跃入到精神层面的保证。两者决定了李采姣既能够据不同对象以不同技法进行创作，又在创作中进入到一种悠然自得的状态。我想此种状态在当下难能可贵，它需要艺术家有一份自我坚守的决心和对艺术纯粹的热爱，渐而自觉地将艺术作为精神探寻的工具而非对功利的追逐，远离那受制于市场与他人的审美模式。这是李采姣在艺术创作上能够自得自在的关键所在，而反过来恰恰是此种状态又使她的作品由此具有宝贵的个体精神。

李采姣的作品并不着意于在题材或技法上的引人注目或标新立异，而取物象最自然的一面，多淡雅着色或纯墨赋写，实际上便是将技法隐于物象造型之中，使观者不被技法所吸引，而将关注点放在作品内在的精神与气韵的感受。于平凡物象之中建构起静心悠然的氛围，这既是李采姣作品的独到之处，其反映的又是她内心的状态，恰如荆浩在《笔法记》中所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由此便可理解李采姣在题材或技法选择上的“不在意”，正是由其心态所决定，在“取象不惑”的状态中获得“隐迹立形”的效果。李采姣在艺术上的实践及所追求的目标，触及到了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然而也正如她自己所体会到的，要想在绘画中获得格调与精神，必然需要穷毕生之力而为之。“穷毕生之力而为之”，这既是李采姣的决心又是宣言，此种认识与气魄正是不断引导她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道路上前行并取得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