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很多猝变从天而降。

身处非民生领域的博物馆首当其冲。

不是关门大吉，就是降薪、裁员，或者在降薪、裁员的路上…即使是一些国有属性的博物馆，也不得不面临观众减少、预算降低、项目延后等困局。

认真想来，也很正常。

毕竟，少看展览不会改变生活方式，也不影响生活。

那么，坐以待毙？苦熬等死？

NO！精英荟萃的博物馆绝对比你想象的牛B！

“新”策展

内变早已开始。

如，用一本书策划一个展？

1996年，巫鸿写了一本书：《The Double Screen：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将“重屏”这一全新的视角带入了中国艺术史研究。该书曾获得全美最优秀美术史著作提名。

2019年，苏州博物馆将这本书“变成”了一个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特展。展览汇集国内外14家博物馆藏艺术精品、集合现当代9位艺术家的创新作品，全力营造了一个画屏中的艺术世界。

这个展览很有趣，不仅没有一件苏博自有文物藏品，也是对“画屏“这一艺术形式的首次大型展示，展览把精心选择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艺术家系统的介绍给公众。“对于古代艺术的研究和欣赏，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可以揭示画屏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探讨其跨越书画、建筑和器物的综合性能，从而扩展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对于当代艺术的介绍和理解，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可以引入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建立与传统艺术的对话，在发掘一个古老艺术传统的持续生命的同时，彰显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特殊文化渊源。” 巫鸿说。

再如，拉着当代艺术一起玩？

当下，“博物馆@当代艺术跨界系列II”---“永远有多远”正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热展。这是继2018年“女神的装备”之后，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联合推出的第二个跨界系列展。

本展共联合浙江省博物馆、金华市博物馆、黄岩区博物馆、慈溪市博物馆、绍兴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博物馆、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徐州博物馆等10家文博单位和24位艺术家，展出80组件文物藏品及26件艺术品。延续了历史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的做法，围绕“永恒·永在·永生”，通过四个篇章呈现从古至今关于“生命观”的认知与表达、实践与想象等内容。

某种程度上，疫情的骤发为展览提供了最真切现场，但展览本身所指实际远超现实本身。

又或者，做最美的自己？

“最近十年，中国博物馆的数量翻了一番，展出面积翻了两番，服务公众的能力翻了三番。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年代，博物馆成为社会事业、公共文化服务里公众特别喜欢的场所。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喜爱，最主要是博物馆越来越有特色。”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馆院长龚良认为，展览就是一个博物馆最主要的特色内容，也是给公众提供最好的文化产品。在他看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全坐落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是全国唯一；中国丝绸博物馆现在成了全中国最为时尚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所有展览展示的要素都围绕苏州，特色鲜明。“一定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最好的自己。”

超话热议

除独自发力，博物馆界还注重发挥集体智慧。

2020年9月26-27日，由中国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和陈列艺术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策展2：物与叙事”2020年度策展研究与实践研讨会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举行。这已经是相关论坛的第二次举办。

两天时间，文博界大咖和新晋斜杠青年们齐聚，围绕“物与叙事”主题，从不同维度分别就“收藏与叙事”、“策展与叙事”、“空间与叙事”、“数字科技、互联网与展览叙事”、“传播视角下的展览叙事”五个议题深度探讨了关于策展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为控制流量，会议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艺术头条、博物馆头条、新浪微博三大平台全程直播，线上观看人数近4万人。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物与叙事”。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样的主题既经典又现代，确实令人欣喜。”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认为讨论博物馆叙事的基本方法应该是普世性、跨学科的：“也就是说，展览和叙事只有建立在产品研究人员、产品保护人员、教育工作者、传播专家持续不断精心处理过的信息、知识、情感、价值观的基础之，对博物馆来讲，叙事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

展览是博物馆提供和服务于社会最直接的产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展览的呈现和策展的机制已发生巨变。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统计，截止到2019年底全国注册博物馆5535家，比上年增加了181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1710家，去年全年举办的展览是2.86万个，接待观众12.27亿人次，比上年增加了一亿多人。

但疫情突发，使得整个社会发生重大改变，博物馆界影响甚重。

安来顺将这种影响分为短期、中期和长远三阶段：“很遗憾地讲，用一个词概括就是‘不确定性'，真的很难确定到底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因为现在的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短期影响就两个字：救急。“国外很多中小型的博物馆，特别是依赖于门票或者旅游收入的博物馆，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有些关闭之后再也开不起来。长时间资金链断裂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开门。一些大的博物馆面临着严重的裁员、减薪，大项目压缩等。中期而言，大家已经观察到这次疫情暴发期间博物馆在社区、民众中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艺术生活的特殊作用会越来越多地被认识到，文化本身非常脆弱，会受到影响，但也最能缓解人。”

但当下，策展研究确实也有了很大突破，博物馆界对理论研究滞后、行业规范缺失、地区发展不平衡、千展一面等创新性发展不足等问题也展开了思考。

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时代，作为文化传播和社交窗口，博物馆给未来的下一代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后疫情时代，展览策划如何走向精细与多元，设计表达如何与配套的教育活动更活跃协同，公共服务品质如何进一步地提升等衔接未来与历史间的关系的热议，必将有助于推动大众对博物馆新的思考。

迷雾森林

但疫情在将博物馆加速向数字化时代推进的同时带来了另一难题：流量与数字是拯救还是威胁？

安来顺认为潜力巨大，但如何平衡是关键：“我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叫‘调试'，怎么能够让博物馆的服务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精神、艺术生活？怎么指导博物馆从数量上的爆炸到质量的提升？所有调查数据都表明观众接触数字资源的比例非常大，但真正把博物馆的文化艺术资源用到文化上的比例则非常低。”因此，变革便顺理成章：“疫情带来的生态体系变化可预知内容非常少，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到，以后的博物馆可能会更加外化，如博物馆和大学、社会等其他科研机构一起努力，可能是一个大方向。”龚良强调博物馆的展览一定要摒弃原来做文物精品展的思路，因为文物精品展里只见到树木，没有见到森林。“我们要给大家看森林，而不是看树木。”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馆长助理张春艳则觉得数字化带来的是两方面改变，一是感知方式的变化；二是权力体系的重组：“我们的主要认知媒介正在从书籍向屏幕过渡，这背后是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的更迭。但人类一定时间内的财富和所支配时间是定量有限的，那么，谁来决定怎么分配这些资源？这就是引起大家焦虑的地方。所以有学者批判，屏幕霸权或者数字化扁平化的社会已经让我们的感知能力单一化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背后人们曾经是为之欢欣雀跃，是数字化网络带来的旧权力体系的松动。”

故而，当下博物馆的策展不可避免要在数字化时代建构新价值。

“其实我想用两个词语来形容现在很多策展人以及博物馆对数字化的心情，就是希望与恐惧。一方面它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又带来很大的焦虑。”张春艳的个人感受是：数字化如果不成为霸权，还是一个好的东西。

尽管博物馆的现场价值已慢慢被数字技术溶解，但它一定不会消失。而博物馆要讲故事，对非叙事性的展示必然会带来很多挑战，数字化时代如何用这些方式、工具去给观众一个非知识性的体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探索。如博物馆本身不是作品的创作者，但一直以来却因为对物的占用而分享了图片版权、展示权以及知识的话语权，少数专家决定了该收藏展示什么，应该如何分类，这实际上都是知识的权利，如果从知识共享的角度来说，以上这些是否可以由观众来参与？

“我知道这也许有一些乌托邦，但暂且把它看成是基础研究，我们都知道一个普通观众没有办法随时进库房分享这些藏品，但数字化却可以让观众随时了解收藏的全貌，参与藏品类型学研究，这些也许在未来都会成为可能。”张春艳说。

某天下午，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浩去看“永远有多远”展，整个过程始终在听策展人的解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览，但是如果没有解说，进入展厅一开始还是有一种距离感。”

博物馆就是把过去的故事告诉给现在的观众。但如何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讲好文物的故事，对博物馆而言永远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