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晨

以量子为对象，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跨学科对话较为容易开展，而在人文社科艺术领域由于跨度与知识壁垒则较难开展。但从长远来看，量子相关内容在人文社科艺术领域的跨学科发展，比如量子艺术的出现，能够对相应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艺术与科学互动

2015年，欧盟核能研究实验室（CERN Laboratory）邀请了10位对量子力学有兴趣并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艺术家进入实验室，根据相关的核能量子发现进行创作，并于当年6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代文化中心呈现了名为“量子”的大型艺术展览，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艺术家对量子世界的了解程度各不相同，作品的具体呈现趋于可与观众交互且具有科技感外观的装置，但一个专业的量子研究机构主动寻求与艺术进行对话，自有其道理。实验室负责人格朗蒂尼（Fabiola Gianotti）坦言道，“他们（艺术家）的作品使我们科学家的研究更有动力”。艺术对科技领域带来的“直觉”触动，早在物理学家海森堡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于1927年发表的论文《运动学与机械学中的量子定理》提出了“测不准原理”，科学史家米勒认为，海森堡找到了全新的“各种现象的直觉解释”。除了对科学家直觉的刺激，艺术还给予了量子研究可被描述、可视化的手段。另一位物理学家费曼在量子力学研究之余，也于绘画中获取了与“物理学之于自然领域的运动与结构”相似的体验。他通过实践证明“图形、线能够表达一种看似固有的、不可想象的量子”——“费曼图”（Feynman Diagram）为粒子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解途径。

近5年，国内冠以量子名称及涉及量子概念的艺术展览逐渐增多，从侧面反映了量子概念正进一步介入国内艺术家与展览机构的视野。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品与展览多为名称与概念的简单挪用，以此来标榜“新”。尽管如此，作为“量子艺术”的早期阶段，这些尝试所带来的价值还是需要给予肯定。国际上，讨论量子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劳埃德（Seth Lloyd）对艺术家斯特雷贝（Diemut Strebe）跨时4年（2014—2018）创作的一件名为“维格纳的朋友”（Wigner’s Friend）的艺术作品进行了量子力学分析。英国学术期刊《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曾刊登一篇名为《文化的量子临界点》（Critical Point Quantum of Culture）的文章，文中以关涉量子的文艺为主要阐述对象，其中不乏雕塑艺术家格姆雷（Antony Gormley）安置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代表作品“量子云”（Quantum Cloud）。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托马斯（Paul Thomas）以叠加态、量子隧穿效应等相对专业的量子力学概念，开启了量子艺术创作的尝试。除此之外，还有特纳奖得主克里德（Martin Creed）、超现实主义艺术代表达利（Salvador Dalí）和马塔（Roberto Matta）、日本观念艺术先驱松泽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武义郎、理论家帕金森（Gavin Parkinson）、艺术史学家伯格（John Berger）的弟子斯库恩（Amber Scoon）等人，他们都对量子概念涉猎较深。对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对话，福楼拜与爱因斯坦不约而同地将此视为人类文明的峰会。

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与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广义相对论对量子力学中“波粒二象性”“限域性”“EPR佯谬”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一系列的实验结果与长久的争论，不仅启发了科学哲学、量子逻辑的相关研究，还使量子概念深入诸多人文社科领域。当我们将视野投向人文社科领域时，发现随着量子相关概念的介入，许多话题被注入了新鲜血液并试图以此解域。比如，温特（Alexander Wendt）、哈文（Emmanuel Harven）等学者在剑桥大学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等机构出版了量子社科专著。在媒介领域，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于《机器新娘》中写道，“量子使我们了解世界的许多真相，给我们新的解读方式与新的洞察力，并使我们了解了宇宙的结构”。尽管量子概念肇始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其以有别于经典宏观世界的特质，同时吸引了人文学者与艺术家的关注，并在哲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在展览现场与艺术创作方面，其不同于以往的科学对美术的介入——部分艺术家并不甘于仅对量子进行形象描述从而充当科学的普及工具，而是以此作为艺术解域与再建域的方式。量子概念源于微观世界的特性，有助于艺术媒介相关理论研究与媒介空间阐释瓶颈的释出，同时也有助于对具体美术作品研究中需迫切关注与理论建构的一些方面进行有益尝试。麦克卢汉曾言，“与雷达一样，艺术就像一个预警系统”。艺术与量子的自发融合，似乎昭示了量子正全面介入我们的思考与生活。

厘清量子艺术研究中的问题

作为艺术与量子科学的交叉学科，量子艺术正在逐步构建其本体以及相对独立的美学系统。在此，我们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概念与类别上，量子艺术媒介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基于量子应用服务于艺术创作的媒介。二是以量子力学领域生发的哲学观念来进行艺术创作的媒介。三是观念与技术应用皆关涉量子的艺术媒介。

其次，是知识结构的储备。比如，在理论研究中，量子社科代表人物温特提出的“行走的波函数”“量子物理学为意识投射到量子尺度（泛灵论的本体论）”等类量子的假设与阐释逻辑，在初涉时难免感到晦涩唐突，“投射意识”也有术语滥用的嫌疑，但掌握量子力学与意识生成的相关知识后，其认知模型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通常情况下，量子社会科学应以量子力学的适用范畴、艺术媒介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具体的艺术现场与作品展开分析研究，构建与之相关的艺术媒介理论。在艺术创作实践方面，艺术家除了要了解量子相关概念，还要对具体的创作媒介进行一定程度的掌握。关涉量子的具体美术作品涵盖装置、行为、架上、视频、跨媒介等，从侧面反映创作意图的多元性，亦加速了媒介融合步伐，具体的语言与呈现的观念拓展了艺术的边界。

再次，避免研究陷阱。量子艺术须以与具体科学实证加以区分为前提，既要在恪守跨学科研究的原则下推动媒介的现象研究，又要廓清量子科学适用于美术创作与艺术媒介研究的范畴，避免向缺乏实证与机械的唯物主义方向滑落。“量子的不确定性”作为物质宇宙的物理属性，并非俗解的“不完善分析与观察方法所需的权宜之计”。量子作为时代的潮流符号，在科技外观的伪饰下，易沦为对旧物翻新的一种修辞手段。尤其是新的艺术媒介往往偏好自我指涉与趋于冷秩序且无意识的审美倾向，而并行的量子与新艺术媒介在艺术现场的显像难免陷入挪用策略与潮流文化混合的阴影。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通过“新视觉”“新趋势”等冠以“新的”定义模式来进行归纳研究，并慎用艺术史语境下的经典作品作为新旧间的参照物；另一方面，也要以量子科学及其新科技的媒介应用作为研究的内容，甚至还要以悬置媒介物质性的方式，在具体作品的形而上空间及其内在联系上加强思考。

最后，分析清楚量子艺术的优势。就艺术本体而言，量子的介入将使原本经典世界中的固化描述变得更加灵活，尤其是对视觉语言与观念呈现的发展方面具有时代意义。以往的科技介入使相关新媒介门槛的高低作为一种调节杠杆，以区隔先锋艺术与世俗流行文化。而量子介入的不同是，其思维比新技术应用更能凸显艺术本质的“新”与“先锋性”，从而以“超越差异的新”的方式来完成对“俗解新（基于差异的新）”的超越。因此，以焦点透视为主导的西方艺术的凝视已被逐渐瓦解，艺术家们开始对不确定的艺术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艺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互融，不仅是在形式与内容上找到一个交叉点或是伪装成契合的样子，而且是如量子力学领域的“波粒二象性”一般——它们都是事物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