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宋代文献研究本身之外，雷博是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入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雷博

“南宋詹仪之告身真正的价值是见证了中国思想史的神圣时刻，就是朱熹终于对格物致知有了清晰的认知和阐释，这也使得此后中国思想史始终能够保持在一条轴线上，而朱熹在明晰了格物致知之后第一时间和詹仪之有信札往来，这就是神圣时刻的见证。”雷博谈到。

以下来自雷博在研讨会现场的发言整理：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长卷就很激动，因为我自己是做思想史的，我并不研究文书，看了跋文之后，心里有一种澎湃感，我不明白澎湃感从哪儿来的，一直到现在我才理解这组文献的精神意义在哪儿，这个文献不能简单当做书画来看，既是名人手迹，也是传世墨宝，也是历史文献，也是家族文献，但是都不能足以形容这组文献的价值，这组文献的价值在朱熹《春雨帖》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中国思想史里的神圣时刻。

朱熹在《春雨帖》里给詹仪之的信中说，之前一直琢磨格物是如何如何，但是一直没琢磨明白。如果我们熟悉朱熹就知道，这是朱熹本人最关心的地方，我对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评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发动机，或者说离合器，后来思想史上重大的推进性思考都是由朱熹的格物致知推动的，这也使得此后中国思想史始终能够保持在一条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