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第一都市。从古老的松江府,到外滩的百年风云,从老城厢的往事,到陆家嘴的高楼林立。这里浓缩了中国百年记忆,也见证了一批文人墨客的来去。五粮液携手南方周末打造的“传统与传奇:顶尖博物馆探访计划”来到上海,造访了上海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跨越历史时空,对谈与古代文人画家,走进他们豁达洒脱、自由不羁的人生。

“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

北宋元祐年间,宋英宗驸马王诜的西园景致优美,又贮有许多书画珍玩,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乐于聚会游赏的地方。西园中著名的宾客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李公麟以及僧人圆通和道士陈碧虚,他们在园中吟诗作画,看书说经,拨阮题石,谈笑风生。参与聚会的李公麟尝用画笔记录下这一盛况,于是有了再现北宋文人聚会的名画《西园雅集图》。米芾尝为此图作记,称:“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关于西园雅集的典故虚实充满争议,但自宋以后历代均有画家先后画过《西园雅集图》,诸如马远、赵孟頫、仇英、石涛、张大千等。美国俄勒冈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梁庄爱伦曾考察发现,历代著录的《西园雅集图》画作共47幅,除此之外她还见过存世的41幅,共计88幅。上海博物馆藏有清代画家石涛和华喦的《西园雅集图》。

参与雅集的这批人当属北宋文学、书法、绘画等各界翘楚,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代表。文人画正起源于此。与由工匠所画、具有功能性的画工画不同,文人画的题材不拘一格,完全取决于画家本人的创作意图。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孔令伟指出,文人画与画工画的重要区别正在于题材的自由选择问题,自唐代王维起,绘画艺术创作体现了“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自觉。

“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是王廙教导其侄王羲之学习书画的心得,提出书画创作要体现个性与自觉。孔令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西方,画者不受资助人意见的左右,实现艺术自由是比较晚的现象,但在中国,画者不受调控和约束,很早就实现了在题材上的自由选择。

文人画或寻求自我抒发,或探索与社会的连接,或寄托时代情绪,是文人意识在时代中的觉醒与裂变。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如此分析文人画的发展:“晋隋理念先行,很多理论已经出来了,但绘画实践还没有达到;唐宋写实主义主张形神兼备,重于描绘和呈现自然物象,达到了古典主义的高峰。同时,苏东坡也提出关于文人画的理论,认为绘画不能没有诗意,需和人发生关系;元代赵孟頫提出以书入画,为绘画艺术从画到写提供了实践基础,呈现画家的心性和心境;之后的文人画走上了强调绘画性与文化性高度统一的道路。”

“文人意识是理解文人画的核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上海博物馆所藏王诜《烟江叠嶂图》被认为是山水画中最为完美的代表。两只小船在迷雾中若隐若现,青绿色的岛屿浮出水面。“这就是那远离皇权的大好河山,在那里当时许多艺术家意外地找到了新的艺术灵感。”艺术史家高居翰写道,“这是中国文人画传统的起始。这类文人画家由于接近皇权机构,有时甚至身处其中,并从不同角度审视它,因此有可能也有机会对其加以评论,以图使它变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事实上,这些人从未远离皇权中心,而且是这种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亲近而不清高,超越又落入凡俗”

良好的艺术市场是文人画发展的基础。最显著的特征是南宋市场被院体画占领,直到与南宋对峙的金代,士大夫画才得以开花结果。而苏州、徽州、扬州、上海等地的字画市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曾推进过文人画的发展,特别是推出了一批著名的文人画家,形成了中国绘画后期流派风格纷呈错落、令人目不暇接的壮观局面。

明代以前,地域性画派尚未形成,而自明代起这样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一定程度上和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明代江南地区经济蓬勃,市民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尤其是聚集在江南地区的徽商,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将目光转向对文人雅士生活的追求,大量购买文玩字画以增添生活的雅趣,促进了江南地区书画市场的开拓。

诞生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画家,因自身条件优渥,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或出生于文人家庭,或出生于商贾家庭。这些聚集在苏州地区的文人逐渐形成日后的吴门画派,而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被称为“明四家”,又称“吴门四家”。

凌利中认为江南地区的水土反哺了吴门画派的风格。“吴门画派的风格是温润的,而浙派末流过于刻露张扬,与江南的文化气息不尽符合,也有违于儒家崇尚平淡天真的中庸之道。江南温婉的气质暗合传统儒家思想的气质。”

在这样的文化与市场环境里,文人自身也成为艺术市场的推动者。例如,唐寅在艺术市场上的得意和仕途官场上的失意形成鲜明对比。三十而立那年,顶着南京解元光环赴京参考的唐寅卷入一桩“科场行贿案”,仕途因此断送,这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仕途不通,吴门的艺术市场正好缺这样的才子,所以和明四家中沈周、文徵明、仇英一样,唐寅鬻画的日子过得不能再滋润了,就像文徵明的‘雅债’都不堪重负一样,体现江南经济繁荣,延续南宋起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

仕途梦碎之后,唐寅的主要营生来自鬻画卖文。在经济发达的当时,文人参与市场的方式多种多样,诸如赠送、订购、延请等,能够自我营生,不必依附他人。唐寅最终形成了“亦利亦行”的绘画风格。

文人画中的诗酒人生

在《微游顶尖博物馆》vlog系列的“上海博物馆篇”将镜头对准了唐寅中年时期的山水加做《渡头帘影图》。此作寥寥几笔,就把樵夫担柴归来、旅客席地而坐等待渡船、翘首遥望对岸酒肆,刻画得惟妙惟肖,带有文人画空灵飘逸的美感。

苏轼最早定义了文人画:写意而不追求细节,重要的是水墨精神的发挥。从文人画的角度来看,苏轼对唐代画家孙位的画作评价甚高,他说“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这番画语,更是道出了写意画的精髓。

《高逸图》,又名《竹林七贤图》,是孙位创作的一幅彩色绢本人物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幅画记录下了西晋时“竹林七贤”的一次风雅集会。他们饮酒纵歌,不拘礼法,受到文人们喜爱。画中四位文人高士体态神情各异,只见刘伶手捧酒杯,眼神恍惚,正作回顾欲吐状,旁有童子持唾壶跪接。而《高逸图》中所描绘的酒器,却明显显示出唐代器具的风貌。他身旁摆放着一套樽勺,是典型唐代的盛酒用具。另一边摆放的六曲三足盘和其上的酒杯也能找到相应的实物参照。他好酒闻名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陶渊明独酌,到李白式豪饮,纵观中华文脉,饮酒即兴激发了无数惊才绝艳的诗文创作。杜甫曾咏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佳句,黄庭坚有诗“姚子雪麴,杯色争玉”,更有苏轼的名句“诗酒趁年华”。既是中华酒文化的灿烂瑰宝,也是中华文脉的沉淀与见证。酒就像人一样,拥有了生命力,浸润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内敛与坚韧。

“博览文明精粹,共襄盛世传奇。”五个月来,南方周末携手五粮液共同探访了中国五大顶尖博物馆,从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敦煌莫高窟,到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一路专访文博专家、文化名人,探寻博物馆珍品的秘密及其背后的故事,感受人们对于时光的迷恋,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的信仰。

虽千年已过,我们仍能在无数国家宝藏中,窥探昔时的盛世荣光,品味华夏千年智慧沉淀的醇厚之韵。

中华瑰宝,荟萃成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