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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一直谈论生活般的艺术，反对像艺术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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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今艺术有了大量的媒介，艺术本身也需要革新。从很早开始，我就喜欢叛逆。我开始玩宝丽来相机。我当然很熟悉胶片摄影，但宝丽来相机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暗房，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重要的是瞬间，是拍照的意图不再和冲印有关，只是为了抓住流逝的时光。我打扮成异装癖四处走动，自我探寻的一部分是在某一阶段，内心出现一个声音，出自我的灵魂，而不是我动物性的一面。带上帽子，就是调戏我自己的灵魂，从我自己的灵魂中塑造出一个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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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乌雷  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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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只能停留在事物的外围。如果要探寻我的遗传密码，自我身份，就要在肌肤之下探寻。于是我开始切割、穿孔、纹身、移植。我在镜头面前表演，没有观众，所以就有了行为摄影。我纹的第一个图案是“GEN.E.T.RATION ULTIMA RATIO”。我请阿姆斯特丹的一位纹身师用我拼写和读音的方式把它纹在我的左手小臂上。然后我找了一位整形医生把这个纹身切除，这让我有很强的满足感，但也是一次激进的自我探寻。一位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说：“你把你的皮肤拿到市场上卖就意味着你出售自己。” 我决定去艺术市场售卖自己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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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飞机  乌雷  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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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个媒介可以帮我找到答案——行为艺术。我去了德国新国家美术馆，那里展出现代艺术作品，但在地下室里，展出着完全不同的展览，那是19世纪德国毕德麦雅时期的浪漫主义画展。有一幅画叫《可怜的诗人》，作者是卡尔·施皮茨韦格，那是每个德国人都喜欢的画，可以说这幅画是德国身份认同的标志。我决定偷这幅画。我研究了一周地形，我想做的就是偷到这幅画，靠双手双脚逃出博物馆。没有高科技，也没有任何协助。我偷了这幅画，把画夹在腋下在雪中逃跑了。我把这幅画挂在一个土耳其家庭的墙上，为了引起人们对歧视土耳其工人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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