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封面 

参考图

从左到右:蒋迎春、□□、万捷、邓世勳、米景扬、萧平、廖静文、傅二石等现场嘉宾

图史相融处,归心映高踪

众所周知,傅抱石是20世纪早期石涛研究的开拓者和重要学者, 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了对石涛生平、诗文、画论与绘画的研究,积 年不辍,硕果累累。他对石涛的关注和研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既 有学者的严谨与锐力,亦包含一份感同身受的细腻与敏感,后者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艺术家的深情和热烈襟怀。他在《石涛上人年谱·自序》中说:“余于石涛上人妙谛,可谓癖嗜甚深,无能自己。......忆乙亥丁丑间,余片时几为上人所有,此中一言一字,固与上人清泪相揉,然就余言, 爱惜何异头目。”这其中袒露出他与石涛的隔代对视,沉淀著一份超越古今的真性情。

傅抱石

1942年,傅抱石全家于“金刚坡下山斋”。(沙坪 坝区文化委供图)

傅抱石创作的人物故实画中,取材于明清之际历史和人物的作品佔比不少,而关 于石涛的“史画”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讲道:“至关 于明清之际的题材,在这次展品中,以属于石涛上人的居1多。这自是我多年来不离 研究石涛的影响,石涛有许多诗往来我的脑际,有许多行事、遭遇使我不能忘记。当 我擎毫伸纸的时候,往往不经意又触著了他。三月间,本企图把石涛的一生,自出湘 源,登匡庐,流连长乾、敬亭、天都,卜居扬州,北游燕京......以至于死后高西塘的扫墓,写成一部史画,来纪念这伤心磊落的艺人。为了种种,这企图并未实现,但陆续地仍写了不少。如《访石图》、《石公种松图》、《过石涛上人故居》、《张鹤野诗意》、《四百峰中箬笠翁》、《大涤草堂图》、《对牛弹琴图》、《石涛上人像》、《望匡庐》、《送苦瓜和尚南返》......十馀幅。”据笔者考证,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绘制关于石涛人生行迹和相关内容 的石涛“史画”共18帧,此后,他对这一石涛主题几乎再未著笔。

参考图：石涛 《自题种松图小像》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送苦瓜和尚南返》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画题。目前可见傅氏共画此图三帧,均作于1942年。傅抱石 《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讲道,“《送苦瓜和尚南返》是根据博尔都的诗。......正月间,我已画过一次。......不久，承倪遂吾先生见赏,收藏以去”。这一件在叶宗镐编著《傅抱石年谱》中有记,倪遂吾旧藏,图未见。另有8月所作一件,立轴构图, 原为陈之佛于傅抱石壬午画展上购藏,后归台北林百里,图见陈履生主编《傅抱石全集》第一卷。

傅抱石在作画

《送苦瓜和尚南返》局部

关于这一画题内涵和绘制初衷,傅抱石自有陈述:“《送苦瓜和尚南返》是根据博尔都的诗。他和石涛的关係不浅,这是写石涛晚年北上游燕南归,博氏送行的一幕。”(《壬午重庆画展自序》)此图下部中央的两个人物,正是石涛与博尔都。傅氏用极为概括的墨块与线条刻绘出二者别离之态,也隐匿著石涛游寓京师而未得重用的悲凉与尴尬心情,在傅抱石的研究中, 认为他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买舟南返才是回归江湖自由的正确抉择。在环境刻画上,画家在左上部用淡墨粗笔描摹出烟波浩渺和天远江阔,这一宏大的块面与右下方相对细緻完整的群松相呼应,一远一近,一虚一实,既是肃杀秋景,亦是画中人之心境。傅抱石是画松的高手,他笔下的松多有妙处可寻,其探索从1940年前后起步,至1945年左右臻于化境。画中这几株高拔峻挺的茂松佔据了近景大部分视域,粗笔勾染,细笔收拾,正奇有致,疏密随性,散漫中亦见法度。画家通过“被风而不甚屈”的老松形象,以一种诗意的方式传达出傅氏心底对石涛气节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整体画境的秋意“肃杀”托出了感伤而悠远的主调,故国王孙与满洲贵胄的友情往来本就是一幕极具複杂言说意味的故事,太多的悲喜只能留给后人评述。

傅抱石 《送苦瓜和尚南返》局部

这件作品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它是傅抱石学术研究成果的图像化。傅抱石自言石涛主题系列作品大部分“是根据我研究的成果而画面化的”,它们是与作者那些研究石涛的文字论著不可分割的图像成果。中国古有“左图右史”的人文传统,但很少有艺术家能在个人的创作中通融二者,千百年来,唯有最为优秀的学者型画家方能为之,而傅抱石的石涛研究与石涛主题创作正是如此,只有将两者统一审视,才能完整地认识傅抱石的艺术与人格。他的论著往往偏于理性的考证,而画中的情思寄寓却以一种更为细腻、温婉的格调深植观者之心,很多时候,文、画皆是情理交融,难以断然裁分。在这件《送苦瓜和尚南返》上,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

(张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傅抱石研究专家)

傅抱石《送苦瓜和尚南返》局部

傅抱石《送苦瓜和尚南返》

参考资料:  节录 万新华  撰文发表于《南方文物》2014.02期 

参考图：傅抱石 1942年作 《送苦瓜和尚南返》

立轴 84×58.5cm 

原为著名画家陈之佛旧藏

2003秋季苏富比 lot0262，成交价588万。

傅抱石、李可染等 合作  《七贤出林图》出版物封面 

从左到右:万捷、邓世勳、米景扬、萧平、廖静文、傅二石

傅抱石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谓 “我对于中国画史上的两个时期最感兴趣,一是东晋与六朝,一是明清之际...处理这类题材,为了有时代性,重心多在人物...当我决定採取某项题材时,首先应该参考的便是画中主要人物的个性,以及布景、服装、道具等等...我蒐罗题材的方法和主要的来源有数种...一种是古人(多为书画家)最堪吟咏或甚可纪念的故事或行为。" 竹林七贤正是传氏所谓东晋时期中屡被入画的历史故实题才之一。

1944年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大礼堂 前。前排左起:傅抱石、徐悲鸿、黄 星之、陈之佛等

1943年的4月2日,罗寄梅夫妇即将西行,重庆至敦煌路途遥远,道路坎坷,其中艰难自是可想而知,一班好友如傅抱 石、徐悲鸿、关良等纷纷提笔创作,向罗寄梅夫妇这堪称宏伟的艺术之行致敬。傅抱石先是与人和作《洗马图》、《林和靖》(参考图)赠寄梅夫妇，以志高洁,含蓄地表达了众人对于罗寄梅的敬重之意。后与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等好友聚会于金刚坡司徒乔的画室“双舸轩”,《七贤出林图》是众人兴致不减的情况下,欣然合作为之。

 罗寄梅、刘先夫妇 1943年 西行榆林窟 

《林和靖》1943年作 傅抱石、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等合作

有学者称魏晋为中国的“人的觉醒”的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强权的高压下以身为殉,构建出了中国美学和哲学的最高典范。以阮籍、嵇康、刘伶、王戎诸人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渐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符号,代表了中国文人一种至为高贵的独立品格。

李可染为此幅画赋名为《七贤出林图》,题名很有意思,顾名思义“出林”,既没有了竹林松荫的环境。构图略呈正方型,七位人物以白描写出,聚散位置有别,或因方型画面所限,较难採用纵长排列的处理方式,人物围绕一个中心位置,散落经营于不同角落的活动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随之加强,画面更形丰富充实。没了山林隐逸气氛,却以线条的描绘突显了晋人洒脱不羁的飘逸韵致。

《七贤出林图》人物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坐著饮酒之人为刘伶,高龙生画;李可染画一人在其身后,袖手而观；傅抱石画嵇中散席地而坐,抚琴于前方,后补一人于右后;张文元画人,傲然而立;司徒乔画向秀俯身观画,可染补一人于后,七贤齐矣。

画面充分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高士放荡不羁、玄虚恬静的精神状态和追求自由自在不受传统束缚的集体意识。傅抱石人物画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古、典雅、飘逸的格调。李可染的人物画,画面动态微妙,形象夸张但不丑化,朴质却不陋拙,有生活情趣。其它三位高龙生、张文元、司徒乔则自由写意,富于诙谐、机智特色。

事实上,此幅《七贤出林图》和《林和靖》连同傅抱石其他画作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徵、中国精神的象徵,保留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隐逸精神和自我精神操守。

傅抱石、李可染等 合作《七贤出林图》局部

傅抱石、李可染等 合作《七贤出林图》局部

傅抱石、李可染等 合作《七贤出林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