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回收的旧衣服被分拣、打包，可怜兮兮地堆在仓库里，破败不堪。

　　策展人鲍昆是今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和其他委员不同的是，11 月 25 日这天晚上，他有个任务：宣布本届摄影节的“新摄影年度艺术家奖”。

　　颁奖地点位于连州市的二鞋厂展区。这个展区躲在一片破旧的居民区中间，不到晚 8 点，对面的食肆就已打烊。距二鞋厂大门东北方向 20 米处，一盏昏暗的橙黄色路灯构成了附近唯一的光源。

　　周遭的安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很少有居民关心，二鞋厂的中央空地上正在举行着一场国际影展的颁奖典礼。

　　鲍昆上台时特意把棕色灯芯绒夹克的拉链向上提了提——这一地处粤北山区的小城，入夜的气温也降到了 10 摄氏度。

　　他接过主持人区志航递过来的话筒，从右侧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白纸，宣布获得“新摄影年度艺术家奖”的三名得主。

　　最后一个名字“彼得·范登·博赫特(Pieter van den Boogert)”，他念了两遍，但仍不见这位摄影师上台领奖。

　　“他没来!因为没钱买机票。”影展海外事务部主任杨良基后来私下里说。

　　事实上，当天下午杨良基就已将这一喜讯通过电邮告知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博赫特。“由于时差的原因，当时我刚刚睡醒。一大早就得到好消息的感觉真是太棒了!”第二天，博赫特在电话里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语气中仍难掩喜悦。

　　他的作品获奖《我们穿什么》，用三个篇章，跟踪记录了衣服的“全球旅程”：在孟加拉国制造诞生，在荷兰零售，最终沦为旧衣，到达非洲加纳的旧衣市场，用以二手交易。

　　在近百件参展作品中，这组跨越三个国度的纪实摄影作品让许多评委印象深刻。

　　“这是一组非常深刻的、带有全球性话题的摄影作品。”鲍昆表示，“它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现代地球公民的尊重。”

　　博赫特完成这组作品时年仅 26 岁。那是 2011 年，他毕业于荷兰海牙皇家艺术学院，《我们穿什么》便是他当时的毕业作品。

　　“我不仅仅是在拍衣服，而是希望通过这条贸易路线说明全球财富的划分，以及西方社会无度的消费、落后国家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日渐失衡的全球市场机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博赫特告诉《外滩画报》记者，“我们早已习惯了每季服装新品在附近的门店上市，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在恶劣的环境里生产服装，赚取微薄收入，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

　　荷兰的一个服装商店里，消费者正在挂衣架前浏览衣装，选择适合自己的当季流行款式。

　　孟加拉国的灾难

　　对于西方社会商业至上主义对全球带来的问题，博赫特显示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感。

　　早在 2010 年初，阿姆斯特丹一家非营利组织的宣传照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构图用光均四平八稳的图片，展现的是这家非营利组织将回收的旧衣物分发给街头流浪者的场景。

　　正是这张不起眼的图片，让博赫特开始在三个国家追寻服装生产、消费、再利用、丢弃的完整产业链。博赫特告诉《外滩画报》记者，他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运转过程感到痴迷。

　　“我想知道这些消费品背后隐藏的故事。”他说，“在广告里，厂家总会把他们品牌的衣服吹得天花乱坠，但光鲜的背后是什么?我很好奇，所以我就开始跟踪整条服装产业链。”

　　服装业占据出口额近 80% 的孟加拉国，成为这一拍摄项目的起点。

　　服装出口是该国的一大主要外汇收入。首都达卡的面积比北京朝阳区还小，却分布着 5400 多家成衣制造工厂，所产服装专门出口西方国家。

　　据 2012 年的公开资料显示，孟加拉国的服装业提供直接就业岗位 440 万个，如果算上周边产业，就业岗位总数高达 4000 万个，几乎占孟加拉国总人口的 27%。但为了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这些制衣工人的薪水低得可怜。

　　“他们的月薪大概在 20 到 30 美元之间，每天工作 12 小时，一周工作 7 天，这还不算加班。”博赫特告诉记者，这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些制衣工人的日常生活，低廉的薪水让富足的生活成为奢望。

　　根据咨询公司 O’Rourke Group Partners 2011 年的报告，孟加拉国制造的 POLO 衬衫，在加拿大售价 14 美元，而零售商的成本只要 5.67 美元。为了压低服装价格，服装工人制造一件衣服只能获得 12 美分或者其批发价的 2%。

　　在采访中，博赫特多次感叹孟加拉国制衣工人的高强度工作带给他的强烈震撼。“你看到的都是一双双无神和疲惫的眼睛，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些工人如何能够一整天 12 小时坐在车间里，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重复着同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2010 年 1 月末，博赫特来到位于达卡郊区阿舒利亚的工业区。在那里，数十万人在用中世纪独有的技术烧砖、制陶、纳鞋底，他们中最“幸运”的人得以在位于出口加工区的一些工厂里缝制衣物。

　　博赫特走进一家工厂，费尽口舌征得工厂负责人同意让其拍摄。

　　狭长的制衣车间里摆满了缝纫机，每排三台，每台缝纫机间仅容一人通过，拥挤不堪。昏暗的日光灯下，数十名工人正在埋头缝制衣物，没有理会博赫特的贸然闯入。

　　在拍摄期间，始终有三名监工紧紧跟着博赫特，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自在;而恶劣的光照环境也在无形中影响到他的拍摄。

　　博赫特正在思考如何调整曝光，一名监工突然从后面蹿到他身前，用力拍了拍一台缝纫机的桌面，抓起一块巴掌大的黑边白底布料，用当地语冲坐在缝纫机后的女工大吼大叫。

　　这名女工脸色蜡黄，眼神呆滞，面庞消瘦，蓝紫色的头巾似乎是整个车间里唯一的亮色。周围的白墙布满灰尘与黑色的污渍，白墙中段的红色墙体漆也脱落严重，地面上无序堆叠着布料包。

　　博赫特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近百平方米的拥挤制衣车间里，仅悬挂着一只灭火器，且“喷头已经生锈”。

　　“这些工厂里的电线分布一般都很混乱，老化也十分严重，同时缝纫机摆放的密度太大。一旦发生火灾，工人很难及时逃离现场。”

　　博赫特的隐忧不久就变成了现实的灾难。就在他拍摄期间，一家位于达卡北部加济布尔的 Garib & Garib 成衣加工厂发生火灾，21 名工人丧生。

　　仅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2010 至 2012 年孟加拉国就已发生了三起超过 20 人遇难的制衣厂火灾。其中最严重的当属 2012 年 11 月 24 日的达卡制衣厂大火。这场火灾导致超过 120 人遇难，成该国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服装厂火灾。当时，欧美一些劳工权益组织曝光了这座制衣厂的多个欧美客户，其中包括 C&A、Dickies 等服装零售巨头以及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航母。

　　孟加拉国制衣工人的严峻现状和西方消费者对便宜时髦服饰的膨胀需求，形成了强烈对比。博赫特离开孟加拉国，将祖国荷兰作为服装消费市场的观察样本。

　　乌得勒支：“血拼至死”

　　彼时，博赫特仍是荷兰海牙皇家艺术学院摄影系的一名学生，这为他近距离考察荷兰成衣市场提供了“主场之利”。2011 年上半年，他的足迹遍及阿姆斯特丹、赫尔蒙德、海牙、斯希丹、哈勒姆、鹿特丹和乌得勒支。

　　在《我们穿什么》的荷兰部分，你可以看到储存成衣的大型仓库、服装新品发布会、模特棚拍、购物中心的巨幅广告以及正在专卖店里试衣的消费者。这些图片有着和孟加拉国截然不同的气息：明亮，鲜艳，躁动，高度成熟化的服装工业与蓬勃的消费需求相得益彰。

　　在非洲的一个垃圾场里，出卖二手衣的生意人正在挑拣旧衣。

　　Crupo Corso 是荷兰布勒克伦的一家服装公司。在他们地下室的仓库里，静静立着一千多个塑料模特。博赫特形容这个仓库是“光怪陆离的世界”。

　　类似的感觉还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博赫特说服当地一个时尚摄影师，让对方允许自己在他身后拍摄。跟了一整天，最后只有一张图片让博赫特满意：在混凝土围成的摄影棚内，女模特穿着碎花吊带衫和牛仔热裤，在镜头前不断变换姿势。“这个情景就像一个奇怪的悖论，我们周围已是天寒地冻，但那位女模特穿的却是清凉的夏装。”博赫特说。

　　在荷兰中部城市乌得勒支一个新落成的购物中心，H&M 在顶层两块呈九十度角的立面上打出了 150 平方米的巨幅广告，推介其夏装新品。楼下的门店橱窗上贴着一张红底白字的海报：“血拼至死”。

　　“2008 年荷兰进口的成衣总价达 70 亿欧元，大型连锁品牌有时花在广告上的钱，都比付给制衣工人的薪酬要多。”博赫特告诉《外滩画报》记者，“本来是用于遮羞防寒的用品，如今都成为极度受品牌和商业利益影响的产品。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多卖衣服。有些品牌在降低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商品质量。”

　　这种现状背后的支持逻辑是，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消费者们都能跟上最新潮流。这也正是“快时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海牙街头的一些品牌专卖店里，2.5 欧元一件的卫衣、3 折的促销力度随处可见;消费者动作利落地查看牛仔裤上的号码标签，试穿，结账。

　　两位当地女孩儿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心仪的雪纺连衣裙，满意地走出了商店。博赫特看着这一切，心里却不轻松。

　　“是的，你可能觉得淘到了一件物美价廉的 T 恤，心里盘算着反正穿一季就扔掉了，但这件 T 恤的背后是低廉的人力成本，是孟加拉国的血汗加工厂。”该项目拍摄完毕后，博赫特的购物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他更倾向于购买那些价格虽高、但做工优良、能够穿上两三季的服装，“我希望通过实际行动，给予制衣工人更多的尊严，重视他们的生存问题。毫无疑问，他们的劳动价值被远远低估了。”

　　而事实上，欧美国家的大多数年轻消费者更习惯于以较低的价格大量购买服饰，衣服穿旧后，就打包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通常会将收集的衣服卖给回收公司，再把所得用于其他捐助项目。回收公司则会根据衣服类型和质量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并将大部分可用衣物卖到东欧和非洲。

　　阿克拉的二手集市

　　南临大西洋的加纳地理位置优越，政治局势较为稳定，这些因素让这个国家成为西方国家出口非洲货物的主要目的地。

　　来自欧美国家的二手衣服集装箱，每周三次运到加纳港口城市阿克拉。这些集装箱先由批发店接收，当地市场的商户接着一捆捆地从批发店购买这些衣服。

　　“他们买的时候也有一定风险，因为没人知道里面有哪些衣服。”博赫特向《外滩画报》记者解释了他们如何根据类型来整理衣服，“比如类别可以分为‘女士上衣’，‘男士裤子’;衣服的质量则由数字来表示：1 表示最贵的，4 则最便宜，也表示衣服比较旧，没什么人想要。”

　　当地的马克拉市场是阿克拉最大的二手服装交易场所，距几内亚湾仅有 500 米，二手服装从港口卸下后，可以在第一时间进入该市场销售。贯穿市场的中轴线是一条长约 800 米、宽不到 3 米的狭长小路，两旁的一家家商户用简易三合板相隔，铁架上挂着数不清的T恤和衬衣，裤子则像一座小山堆在地上的木板上。

　　一条在荷兰卖 50 到 80 欧元的牛仔裤，在这里只要 5 欧元。由于价格低廉，一些当地服装品牌很难与这些进口二手货进行竞争。

　　孟加拉国的分拣工厂，女工们把衣服余料分拣归类。

　　博赫特告诉记者：“这些便宜的二手衣服确实让加纳人获得了实惠，也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低价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当地服装企业的日子更难了。这是个不健康的市场环境。”

　　然而，非洲的旧衣市场非常庞大，欧美与非洲国家之间已形成了十分成熟的二手衣物产业链。

　　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把二手衣服称为 mitumba，意思是“包”。这是因为欧美国家多是把二手衣服打包(一般是半吨一包)，再通过商船运抵非洲，所以 mitumba 是当地人对进口旧服装的统称。在当地有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 mitumba 市场。

　　而多哥和科特迪瓦的商人则会直接来到加纳阿克拉，收购这些旧衣服，再运回国内销售。

　　非洲人并不避讳购买二手衣服。在加纳，高达 90% 当地民众的衣服来自二手市场。当地人持有的一种普遍观点是：为什么他们(指欧美消费者)要把这些完好无损的衣服扔掉?虽然他们知道其中有些衣服来自死者。

　　于是，西方国家的衣服就这样来到非洲大陆。目前，约有 15 万加纳人从事二手衣物相关产业的工作。最终，这些衣服会在当地的垃圾场出现，与之相伴的还有其他从西方国家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汽车、冰箱、电脑、鞋子、工具等等。

　　“这些垃圾场非常简陋原始，无法处理分解掉这些垃圾，而随着有毒液体渗入土壤，又会产生新的环境污染。”在《我们穿什么》的最后几张图片里，博赫特描绘了这些衣服的最后归宿：空旷的垃圾场上，放置着一个印有“AM”字样的大型绿色垃圾箱，里面堆满了被丢弃的旧衣服，但更多的衣物散落在四周。不远处便是一个贫民窟，有一条小河从旁边流过，但河道几乎已被各类垃圾阻塞，一个穿着黄色背心的孩子站在河畔的石墩上，望着西边天空的日落，但太阳已被厚厚的云层遮蔽。

　　B=《外滩画报》  P=彼得·范登·博赫特

　　B：连州摄影节的评委普遍认为这组作品的立意非常深刻。

　　P：我对社会经济结构与运行过程一直都很有兴趣。我总想知道各种消费类产品背后的故事。在广告里，商家总会把他们的产品吹得天花乱坠，质量和价格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背后必定有一方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后来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进行了研究，这些国家大多是西方产品的生产加工地。同时我也比较关注非洲对西方社会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关于非洲的新闻都充斥着贫困和饥饿，这也造成了一种刻板印象。我很好奇，通过跟踪衣服的整条产业链，自己会产生哪些新的认识。

　　B：你在三个国家拍摄衣服的产业链，想表达什么?

　　P：我觉得这个“三部曲”拍的不仅仅是衣服，还说明了全球财富的划分过程。服装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商品，每条街上你都会发现服装店。普通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了每季都会有新款上市，但他们不关心这些衣服从哪里来，是谁制造的。而事实上那些制衣工人就靠这个营生赚取每月微薄的收入。西方消费者扔掉的衣服最后往往会出现在非洲和东欧。地理位置较好的加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个装满二手纺织品的集装箱通过海路运到这里。虽然加纳人因此能够买到价格低廉的旧衣服，但当地制衣企业却竞争不过这些“洋垃圾”。通过这个拍摄项目，我想表明，即便像衣服这样再普通不过的商品，其背后也有很丰富的故事可以讲述。

　　B：在你“故事”里最残酷的是什么?

　　P：你不得不承认，在经济运行结构中，弱势国家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出头的机会也很少。今天的市场决定了谁出价最低，谁就能获得订单，最终压榨的只能是制衣工人的利益，这也是孟加拉国“血汗工厂”形成的根本原因。

　　B：你在孟加拉国拍摄这些工人的时候，你们之间进行过怎样的交流?

　　P：我确实跟他们聊过，但大部分(交流)是在他们下班后在他们家里进行的。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会问他们每个月赚多少，是否满意现在的工作与生活。他们的答案多数是一致的：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双倍于目前的工资，那么他们的生活就能够达到足够温饱。那时他们就不用再住在现在这样的贫民窟里，还能够吃上更健康的食品，照顾到他的家人。

　　而且令我很难忘的是，这些制衣工人的生活条件虽然十分恶劣，但他们非常好客，十分欢迎我来到他们家里做客。他们愿意分享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B：他们工作的那些工厂好找吗?

　　P：达卡有 5000 多家服装加工厂，所以并不难找。大多数时候，你会在一些高大建筑里发现这些工厂。当夜幕降临，那些在大楼里亮着日光灯的往往就是典型的服装厂。当你摸清这个规律后，你会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服装厂，有的比较小，有的规模很大。我在孟加拉国拍摄的时候，有个当地摄影系学生做我的导游，他帮了我不少忙。为了进入加工厂拍摄，我谎称自己是一名艺术系学生。那些工厂老板其实很困惑，不明白一个“艺术家”到底想在服装厂里干什么。但我最终还是获得了他们的允许进入这些工厂拍摄。他们犹豫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工厂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

　　B：有多糟糕?

　　P：有一些工厂外观看上去其实很不错，也配有消防栓，紧急出口等。但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不容乐观，电线通常乱搭，缝纫机摆放的密度太高。如果你亲临现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去年的火灾会导致那么多工人丧生。类似的事故在孟加拉国可谓司空见惯。今年 4 月发生在萨瓦(注：应为“达卡”)的制衣厂大楼倒塌事故更是造成了 1127 人死亡。我后来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为荷兰和比利时的两家报纸拍摄图片。看到这么多的生命逝去……真是太可怕了。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实际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B：你有没有思考过，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收入?

　　P：制衣行业要实行独立的质量控制，并制定透明的标准。消费者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关心自己所穿的衣服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因为这涉及到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工会也需要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标准，改善工作条件作出努力。

　　制衣行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全球化的例子，这其中有许多中间贸易，中间贸易让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选择，如果他们的劳动力不够廉价，订单就会给另一个国家。这也正是当地工人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B：所以你对欧美消费者的过度消费是持批判态度的?

　　P：其实不管是孟加拉国工人的困境，还是二手服装对加纳人的影响——比如对当地企业的打击，丢弃的旧衣服对当地环境的破坏等，都与欧美消费者的无度消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衣服是否前卫，是否赶得上潮流，远比耐穿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