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砯曾经坦言，现在的自己不会再提达达，因为“达达”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了，即使这种提法能激励许多处在艺术之路开端的年轻人。“所以我当时（厦门达达运动时期）说达达死了，但是达达是永远不死的。死的东西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说不死的才是死的。”

　　在厦门市文化局拨款支持下，1983年5月9日-12日，许成斗、林嘉华、俞晓刚、焦耀明、黄永砯五人在厦门群众艺术馆举行了“厦门五人现代艺术展”，也就是黄永砯上文中提到的83年“五人现代画展”。由于艺术形式太过激进，这个展览展出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只开放给内部观摩。

　　三年后，1986年9月28日—10月5日，“厦门现代艺术展”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到厦门，黄永砯、林春、蔡立雄、林嘉华、焦耀明、纪乃进（太然）、俞晓刚、李翔、李跃年、黄平、吴燕平、陈承宗、刘一菱13人参加，展出作品83件。黄永砯回忆说，“厦门现代艺术展”从今天来说是个非常平庸的展览题目，因为它什么议题也没提出。而“厦门达达”这个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出，是在9月26日黄永砯发表于《中国美术报》的这篇文章里。

　　但是在黄永砯看来，“厦门达达”这个团体真正的诞生，是在11月23日焚烧作品的时候才开始的。在他看来，86年这个展览的倾向还不够清楚，这也是他决定做焚烧活动的一个原因：“当时是没有策展的，我当时属于召集人，那有人拿了一些东西来，你不能不让他展览，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当时还没有一个什么策展方针，所以，好了，都放进来了，各种各样，裡面也有一些水墨，抽象画。展览时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展览应该要改变艺术的性质和问题的提法。现代艺术我认为是非常无力的一个议题······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条生路，所以我才明确用了“厦门达达”在文章标题裡。”在当时这个展览里，也有一些作品，包括黄永砯自己的作品，带有达达式的隐喻在里面。

　　焚烧作品的整个行为保留了完整的照片和录像文献。黄永砯选择了不把展览中所有的作品都拿去烧，而主要焚烧绘画作品，有一些参展艺术家如纪乃进（太然）也选择不焚烧自己的画作。黄永砯把被焚烧的画作都割下了12*12cm大小一块留下，有些作品留了复印件，有些构想方案的稿子没有烧，但后来也丢掉了。黄永砯在焚烧声明中说，“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展出作品就是作品的最终样式，也许他们可能再次变得更好，或者变得很坏，……于是决定实施以相对展出作品进行改装——毁坏——焚烧的计划。”他进一步说，“如果说展出作品是守灵，那么焚烧作品就是火化。守灵是压抑的，而火化则令人兴奋。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但不安宁比安宁更符合生活。达达死了，火小心。”

　　国内外艺术界对整个厦门达达运动的讨论很多，多数评论和研究将厦门达达、黄永砯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放在85新潮以来的思想史和前卫艺术发展史的框架下思考，很少有人专门讨论“厦门达达”焚烧作品作为一个有其独立性的行为艺术，在中国行为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对于厦门达达运动的讨论大致分为几个维度：对85新潮诸事件比较常见的研究思路，是将厦门达达运动作为一个艺术史上的“反叛者”形象，从其对美术馆体制的批判、对学院艺术训练的颠覆，和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反思角度来谈，使用或显或隐的二元对立逻辑。更加深入的讨论很多围绕厦门达达运动的核心人物黄永砯展开，从黄永砯本人的思想背景，如禅宗、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入手，认为这场运动背后有着更加深远的哲学可能性值得挖掘。邱志杰说：“黄永砯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黄永砯通过对杜尚的兴趣和主动误读，探究偶然性，到达了“达达”。”他说，比起杜尚的偶然性，黄永砯信奉的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偶然性。费大为在评论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时说，“对艺术本体论的改造，以黄永砯的工作为主要代表。”

　　 如邱志杰所说：“谈论黄永砯的方向注定要遭受他的嘲笑。他总是等着你先莽撞地下判断然后加以否认。让你先布置陷阱然后才上路。” 黄永砯在厦门达达运动后的个人艺术经历，一直挑战着急于定位他的人，挑战着我们对这场运动的看法，也一直启迪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行为艺术的理解。

　　最近，一个占卜未来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种种可能性的展览在新艺术馆公开展出，这次已经不同于1983年5月’五人现代画展‘那样只能是守灵式的内部观摩。

　　83到86三年的时间，国内的现代艺术运动，包括青年艺术群体和展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现代派‘已经从瘟疫一样令人害怕变成一种赶时髦的口头禅。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于称道的或可以留史的艺术杰作出现，只有各种折衷，夹生，粗糙和充满模仿痕迹。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艺术界的阵脚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同时造就了新一代人。这种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个明显的‘达达’意味，在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代看来已经到来。”

　　——摘自黄永砯《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198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