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生态(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一场博物馆运动，践行文化遗产的在地化、整体性与主体性保护，以兼容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为使命。

　　在国际范围内，生态(社区)博物馆仍然存在着争议，可视化生产与参观性使得博物馆社区成为“被参观的对象”，文化赋权被讥讽为“形式主义”。

　　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类型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试验或方向？

　　文化赋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如何理解？

　　所谓的“安吉模式”是“摊大饼”吗？

　　这些问题和议题，需要给出学术性的批判与反思。

　　问题的提出：

　　整体性保护与文化赋权之间的学术性张力

　　简而言之，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就是将社区整体作为博物馆。

　　新博物馆学的思想者们希望它能兼容保护与发展双重议题，将“博物馆”这个文化工具内化为社区的文化自觉，因此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living heritage museum)，可以使传统的或“过时的”社区实现文化赋权(culture empowerment)，激发文化的创造性力量。

　　它的三个特性即文化遗产的在地化保护、整体性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统一，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这些新博物馆学(或社会博物馆学)的中心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述上或有微小的差异，其核心目标与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们对于生态环境和文化问题的忧虑与关切，它以对抗“精英文化宰制”的方式，不承认生态(社区)博物馆有某种模式，它是新博物馆运动的产物，也是新博物馆运动的载体。

　　无论是设置资料信息中心还是文化认知中心，博物馆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小型“发动机”。

　　拥有历史(having history)，究其实质是拥有历史的解释权，正如国际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准则“六枝原则”中所宣称的那样，村民是文化的拥有者。

　　从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看，它的足迹似乎也属于全球化的一部分，但从其实现文化赋权的目的性要求看，它又是对抗全球化的重要工具。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批判反思的吊诡议题。

　　挪威式的生态(社区)博物馆理论及其在贵州、广西的实践推广，所呈现的不是约翰·阿格·杰斯特龙(John Aage Gjestrum)的个人“文化英雄主义”，他对于第二类“生态”即生产生计的忽视，是一种更激进的新博物馆学姿态。

　　杰斯特龙倡导的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在发展中国家给人造成某种错觉，就是生态(社区)博物馆不能搞“生产”，它不迎合旅游，不是景点，被解释成不欢迎游客。第三代的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类型，将生态和生计(生产)并置，践行以“文化为引领的新发展观”，以总体设计、整体推进的策略，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兼容当下与长远需求的道路。

　　整体性的文化遗产观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内容。就文化的整体性而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认识中包含了文化整体性，即人类是由生物性的与文化性的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同时也强调了文化遗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的结果。因此，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主旨不再是仅仅关注“物件”本身，而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文化过程”。

　　生态博物馆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当时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ēre)和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将环境保护的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把生态(ecological)和生计(economic)看作有机整体，用动态的概念实现对一个社区整体的保护。

　　从里维埃和戴瓦兰的解释中，其实我们还是不容易获得生态博物馆在法语语境中的真实意思。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在有关安吉生态博物馆的论述中说道，安吉的做法更接近于法国做法，重视两类“生”即“经济”(生计)和“生态学”(自然与人文的环境)，用中国话说，生态博物馆是兼容“双生”(“生产”和“生态”)的一种文化工具，这样才容易理解戴瓦兰所提出的社会生态的均衡系统。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

　　中国实践与“代际”议题

　　苏东海先生认为，以贵州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是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代，它们开启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而广西、云南及内蒙古等地的生态博物馆建设，特别是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则代表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

　　2000年，中挪等国学者依据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获得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

　　显然，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基本不考虑游客的需求，不但没有服务于游客的相应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游客的策略，村民面对游客通常不知所措。

　　“不鼓励游客”、“不主动接待游客”成为这些生态博物馆发展的一个座右铭，实际上也制约了它们的发展。

　　当地政府抱怨最多的是这些博物馆缺乏实际的经济效益。不少慕名前来的记者、学者看到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后，认为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试验失败了。

　　立足于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社区)博物馆与一般性的乡村博物馆之间，就其文化赋权而言，并不存在必然差别。

　　普通形态的乡村博物馆也可以实现文化赋权的目的或结果，而不必把社区整体作为博物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博物馆具有突出的生态(社区)博物馆特征与意义，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身份建构。

　　生态(社区)博物馆与一般乡村博物馆除了外在特征的差别外(不一一赘述)，主要存在社区区隔上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心理上的差别。

　　苏东海先生认为，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代表了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类型，苏先生使用“代际”的叙述显然是呼应里维埃关于生态博物馆是一种“进化的”状态。

　　以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三代生态(社区)博物馆，虽然全面借鉴了贵州以及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经验，但在创立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安吉生态博物馆作为项目建设，它符合中国语境中一切“规划现代化”项目的特征。

　　安吉的生态博物馆规划一开始就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当地民众的文化意识和自觉性也空前高涨，其“对话”能力也高于其他地方。笔者也曾撰文论述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规划与建设的整个过程。

　　生态博物馆的“安吉模式”或称“第三代模式”，并非挑战生态博物馆没有模式可寻这个一般性的常识和看法，而是希望借用“模式”(也有学者倾向于用“经验”或“范式”)来梳理以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诸多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的过程、经历、经验以及可能的理论意义。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

　　“门槛”与相关议题的学术批评

　　如果将朗德上寨博物馆也看作生态博物馆，那么是否所有具有乡村形态的博物馆都是生态博物馆呢?

　　是否所有在城市社区的博物馆都是社区博物馆呢?

　　如此，生态(社区)博物馆是否存在被异化的可能?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是特别需要做进一步辨析和讨论的议题。

　　三十年前英文ecomuseum被译成中文的“生态博物馆”，这是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词汇。经过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等地的具体实践之后，生态博物馆理念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

　　这也得益于苏东海和安来顺两位学者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传播与普及所做的大量工作。

　　但是很多国内的学人对于生态博物馆内涵、外延以及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实践探索所知不多，甚至将生态博物馆理解为“生态保护区”之类的机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也比较大。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在保护传统村落、传统城市社区方面的积极作用，业内已经取得广泛的共识。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态博物馆是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而不是规划现代化的投资工具得以开展起来的，它不纯粹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

　　在国际博物馆学界，生态博物馆实践探索被认为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戴瓦兰亲自起草的《魁北克宣言》就对生态(社区)博物馆思想进行了深刻总结，这份文件自然是这个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化的起点。

　　在拉美国家，社会博物馆学被认为是博物馆学旗帜最鲜明的一场运动，是博物馆学新发展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和方向。

　　生态(社区)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比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并不等于生态(社区)博物馆没有基本的门槛。

　　从博物馆自身历史发展看，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先进思想，对传统博物馆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构成挑战，对当代博物馆学产生了革命性的重要影响。

　　传统博物馆以藏品而知名，其工作围绕藏品开展，具有典型的“自我循环”的特征。

　　生态博物馆强调与社区的融合，强调“普通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平等价值，主张博物馆应积极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之中，对社区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博物馆不是储藏室，是社会发展的镜子，也是多元文化展示和观点交流的平台。它强调人而不再仅仅强调物，重视人而不再仅仅重视物件，从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实践中，传统博物馆也获得新的启示。

　　“人”的因素，也就是“六枝原则”中村民(居民)的地位，是判断一个机构是否是生态(社区)博物馆的核心标准。

　　对“人”自身的重视，还包括了“志愿者”这个特殊的角色。志愿者是宝贵财富，是最好的传播者。把握“价值观”非卖品，是文化项目的关键。

　　在工程流程的安排上，把人的生理心理节律看成工程品质的一部分，使人在工程中的表现与最终结果统一在同一个能指的观念上。

　　这虽然是另外的议题，但与生态(社区)博物馆的联系极为密切。生态(社区)博物馆因为是围绕“人—社会—生态环境”一体化开展工作，居民以及外来游客被放置一个“并置”的位置，因此在处理“人”的议题上，生态(社区)博物馆具有更成功的经验。

　　综上，如果忽视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基本条件，把博物馆的“代际”泛化是值得警惕的新现象。

　　生态（社区）博物馆

　　在中国的未来

　　以社区为中心、把遗产留在当地，这是生态博物馆的两个核心，也是当前在中国广泛开展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主题曲。

　　在前后共五批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采用了“博物馆”形态作为保护利用模式的不足百分之一。这是由于生态(社区)博物馆过于奢侈还是另有原因?

　　生态(社区)博物馆在中国毕竟已经有二十年的引进、建设与发展历程。

　　按照苏东海先生的说法，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指南一直是自20世纪50年代依托苏联博物馆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理论，这个博物馆学理论的核心是“三性二务”，其与当代国际新博物馆学的理论显然是可以兼容的。

　　大家热衷于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博物馆学理论的缺失或迷失，其背景则是国际博物馆学的理论新进展与中国国内博物馆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则被认为是一个例外。

　　至于云南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使用“民族文化生态村”而非“生态博物馆”的名称，也似乎说明了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团队在学术思想上的不成熟性。

　　无论是法国形态的生态博物馆还是英国形态的生态博物馆，均将工业遗产(群)作为主要目标和重点。进入21世纪，国家重点支持的首批五家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但这个项目在第一期之后却戛然而止。

　　同样，始于21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在舆论动员、知识传播与普及以及保护传承技术的探索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这是新的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技术保障和基础，这些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工作也没有很好地与生态(社区)博物馆结合起来。

　　于是，出现了前述“文化生态保护区”与“生态博物馆”并存的奇怪现象。

　　如此，生态(社区)博物馆在中国还有未来吗?笔者因为参与安吉生态博物馆规划与建设的大部分过程，也许能够从安吉的经验与做法中，就这个话题谈一些认识和见解：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有光明的未来!

　　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定位具有借鉴意义。安吉确立“生态立县”的宏伟目标，确定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城乡统筹发展。笔者认为，这是生态博物馆“安吉模式”中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忽视了这个事实，则很难进行下去。目前中国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方略，融合了多个学科、众多专家的智慧，对中国现状的剖析以及对未来走向的分析，是生态博物馆设计必须参照的系统性资源。

　　生态博物馆不回避旅游。2013年在第2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巴西)上，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小组的讨论主题就是生态博物馆如何利用旅游。

　　安吉生态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与本地已经成长起来的农家乐旅游密切相关。

　　余   论

　　遗产工作的核心是价值保护。生态博物馆所倡导的文化整体论、文化保护与发展动态观，符合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旨。

　　前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的生态博物馆实践，都是在面临保护与发展如何协调统一这一难题时的共同选择。

　　生态博物馆作为文化工具，也是创意、创新的工具。也许未来人们不再需要生态博物馆的时候，生态博物馆会被视为传统博物馆。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中国二十年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对博物馆学建设的意义在哪里?

　　本文由徐秀丽精简而成，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7年第6期，更多内容敬请登录官网阅读全文http://dnwh.njmuseum.com/pdf/2017/201706/20170616.pdf，或点击最下方蓝字“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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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南文化》(dnwh_nb)|图片除标注出处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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