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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十年而已》之后，2018年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文集《处处尘埃》。这本文集内含三百余篇千字短文，分社会观察、艺文杂谈、生活百态三辑，这些文章是作者关于生活、文学、艺术、学术等诸多方面的体悟与认识。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朴素直白，体现了孙振华先生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文学艺术素养。雅昌艺术网经孙振华先生授权连载《处处尘埃》，《先祛魅，再传承》选自第二辑“艺文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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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不管是唱衰水墨画或是力挺水墨画的人，都有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习惯：说坏，啥都不是；说好，什么都好；他们总是不愿意站在分析的立场，理性地对待历史，重建关于水墨画的知识，这个工作不做，这种各说各话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反而，一些国外汉学家立足于新方法的运用和新材料的发掘，破解了历史上许多关于传统水墨的神话。例如美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家高居翰教授，他认为中国学术界研究水墨艺术存在两个问题：一、迷恋于文本的研究而忽视了视觉研究的方法，即使在文本研究上，“正史”之外，还有档案、信札、日记等材料也被忽略了；二、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兴趣不大，对画家的社会交往、经济来源等细节重视不够，热衷争执一些空疏抽象的概念。

总之，这些人的工作是驱魅，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中国古代画家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情景。高居翰说：“剥去了中国画家通常被赋予的表里不一的外套，证实他们在超然的精神和审美追求之外，仍然有着尘世的需要与欲望，那么，我想我这样做并没有贬低他们，而只是让他们显得更富有人性，我认为，这样更加可爱。”

的确，对于古代画家，我们过去总是被一些未经证实的“大词”和“大话”所绑架：例如，“画品即人品”，把画家的绘画活动过分地道德化；例如，编织文人画家拒绝经济利益，心高气傲，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卖画的神话；还例如，宣扬业余文人画家的格调和水准要远远高过专业的院画家等等。

举个例子，明末清初的大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应该是文人画家的典型，也是研究者们最爱提到的一个人。关于他的事迹，文献中美化的记载也不少，他一直以孤傲狂狷、视达官贵人如粪土的清高文人的形象而著称。但是，据中外研究者都有引用的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记载，“八大”实际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障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过去说的达官显贵重金求画不得，而贫士、市人索画则来者不拒的情况，恰好是在他的发病期。

传记说，“八大”在发病期间，十分好酒，无论什么人相邀都去，一喝就醉，醉后随兴挥毫，全不爱惜。他还喜好男色，住城外僧舍，童僧为向他索画，争相与之交合，以至于当时的显贵名流只能从山野贫士和酒徒童僧那里买到他的画。

事实上，在“八大”的精神状态相对稳定之后，他一直是依靠卖画来维持生计的，保留下来的“八大”的往来信笺记载了他如何接受委托、使用中间人、卖画收取金钱礼物等细节，以及他担心不能按时完成订件的心情。

综合地考察各种文献，研究者发现，宋代以后，“文人画家”或“业余画家”基本都是卖画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矜持，他们会根据订画人的需要，按规定的题材作画；在市场活动中，有中间人，有机构专事经营；画家们忙不过来了，会找学生或弟子代笔；画家对订件的重视程度与所收酬金的多少和订件者地位大有关系……

驱魅无损于水墨画家的伟大，如果中国水墨艺术需要传承，就需要尽可能还原到古代社会的真实情景中，否则，能否有效传承将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