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的诞辰日。

立于杭州，目睹先生手书“国立艺术院”校碑，回想三年前中国美术学院（原国立艺术院）九十周年校庆时，蔡元培之子蔡英多捐给中国美术学院蔡先生写给林风眠的几封信，文中所言所叹今日仍有所感。

时代轮回不过沧海一粟，距蔡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已多年，艺术教育更好了吗？

不妨回读此文，相信自有答案。

专稿 | 林风眠给蔡元培的十封信：90年过去，艺术教育更好了吗？

原文刊发于2018年4月145日

作者：邹萍

　　“…现既不能留京，又无旅费南下，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弟素寡交际，此穷困之时尤无办法。先生知我，故特冒昧商借二百元为维持家计及南下旅用…”

　　一张泛黄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专用笺”上，浓淡不均的笔墨抑扬顿挫，很明显，作者的情绪并不稳定。（此信源自蔡元培之子蔡英多于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之际的捐赠，共十余封。）

　　这封信的书写者是林风眠，彼时，他刚愤然辞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职务不久，寓居于西城都城隍庙街花园宫胡同里，既无工作，又无生活来源，虽蒙蔡元培邀约南下，却身无分文无法启程。

　　仅凭浓墨的流转与笔迹的纵横，很难把控他写下这些字句时的心态，悲哀?愤怒?亦或焦虑?无论如何，这时的林风眠展现了难得一见的脆弱，这与众人熟悉的“林校长”相距甚远。

　　时间拉回3年前的1924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上的莱茵宫正热闹非凡：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开幕了，参展艺术家之一、刚刚25岁的林风眠展出了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展品最多。他19岁就往法国留学，在人生最美好年华目睹当时国际最前方的艺术潮流。此时正如一束刚汲取充分营养的花苞，踌躇满志，急待开放。

　　恰好，懂花惜花之人此时也来到了莱茵宫。

　　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并被特邀为展览筹备委员会名誉会长。就在这次展览上，林风眠的《摸索》被他一眼相中，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中最富哲理的杰作。展览后，在林文铮引荐下，蔡元培携夫人前往林风眠家中访问，住了三天，两人促膝长谈，彼此欣赏，蔡元培更是力邀他回国发展艺术教育事业。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蔡元培对再塑国民精神有禅精积虑的思考，他的美育代宗教之梦也正在寻找有力的推行者。当他留意到林风眠画里呈现出的“东西之分”之境界时，着实吃了一惊。“林风眠”由此进入他的视野。

　　真心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真真极准。要知道当时的林风眠并无名气，亦无荣耀，更无家世背景，最重要的，是才刚刚25岁(林风眠1900年出生，据不同算法，1924年与蔡元培相遇时为24或25岁)。蔡元培不仅给予精神赞许，更在临别时留下200法郎(亦有记载3000法郎)以助。可见，当时林风眠的经济状况便不好。但不久，大劫纷沓：因难产，林风眠的妻与子同时逝去。

　　或可从另一封信得窥少许此时林风眠的状态：他先对蔡元培表示感谢：“接来书及三百元，感谢感谢”。忆起刚逝妻儿，他颇为伤感“月光和暖时，携花一束安放墓前，觉得稍稍自慰。”但他并没有沉入悲哀之境，反是再振精神：“我们的生命，总不能永远相续，但学术的进化是由人类生命中之创造一点一点增加上去的，因此我绝不悲欢…”

　　若与前信相较，会发现，即使身处如此大悲，林风眠的情绪依然是克制的，表述清晰，运笔温和，此类反差加剧了二人关系的复杂度。

　　怀壮志待酬之念的林风眠压制内心悲伤回国，先被蔡元培推荐给北洋政府教育部，后经过学生选举，被聘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作为一名19岁就留学的青年而言，林风眠的眼光和格局无疑大而全，25岁的年纪更是斗志昂扬，如一名年轻的自由主义战士，高举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望通过艺术运动冲击时局弊暗。

　　可开局不利。彼时艺专内门派对立，各势互不相让，好几任校长都无奈辞职。林风眠一接手便大行改革，发表《谈东西艺术之前途》，正式提出“调和东西艺术”，力排众议邀齐白石来教民间绘画，找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教油画，还开设了戏剧、雕塑课，欢迎郁达夫、黄怀英、萧友梅、周作人、谢冰心等人来校任教。此外，国内政局亦十分动荡，林风眠却全然不问。迟钝的政治嗅觉和革新的副作用很快让他尝到苦果。

　　随后他组织发起北京艺术大会，2000多件作品混合陈列展出，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这些作品中不少抨击社会、讽刺现实，这激怒了北平政府奉系军阀。林风眠据理力争，当局更声称要将其枪毙。最后还是张学良说：“他一个画画的，大家不必放在眼里。”方才躲过一劫。

　　事后，他发表长篇《致全国艺术界书》总结得失，并决定以“决然的态度，向新的方向，继续努力”。1927年7月23日午夜，林风眠借着月色掩护，凄然离开。

　　此时若回望开篇提及的那封信，字里行间蕴含的哀与愁隐约可鉴。

　　蔡元培没有放弃他，反而再次抛出橄榄枝，将这位暂时深陷泥潭的青年又一次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927年9月，受蔡元培邀请，林风眠南下就任南京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底，又受蔡元培委托负责筹办“国立艺术大学”事宜。1928年2月，林风眠来到杭州，孤山脚下选定校址。3月26日，学生报到，但未正式开学就闹起风潮。此事在日后林风眠入狱所写《狱中陈述》中有一定记叙(限于时代，或有不准之处，仅作参考)：“1928年，学校正式成立上课，因校舍不好，同学们不满意几个教员，把校舍内关帝庙铜像打掉了，引起风潮，我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利地位，我就--学生，要他们停止再闹。但他们继续闹，我开除了一个或两个学生。”

　　如何应对?难道重蹈覆辙，再现北京一幕?

蔡元培先生像

　　关键时刻，蔡元培又伸出援手。4月5日，他给林风眠写了封信：“弟拟星期五乘夜车往上海，星期六之午车来杭州;为艺术院开学式已举行过，不必说。若尚拟补行，而要弟参与，则最好于星期日(四月八日)行之，因弟星期一仍须回上海，乘夜车赴南京也。今日已函告内子，劝其携威廉与睟盎两儿同于星期六来杭州。如果能来，则威廉拟住女学生寄宿舍，请为留一间空屋。弟及内子拟附住贵寓中(如贵寓不便，则临时改寓湖滨之宾馆亦可，幸勿客气)。被褥枕头等自行携来，下一榻可也。但有扰先生及夫人，殊不安耳。清明时节，故乡好湖山益萦梦寐;重得故人欢聚，欣赏佳作，真大幸运事;希望此次的预定计画，不改忽生阻力。如星期六因事不能来，当电告。”

　　从信中内容可知，蔡元培来杭州，既没有选择住在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家里(他是蔡的学生)，也不住西湖豪华的新新饭店，而是要住在林风眠家里。当时，林风眠位于玉泉的宅邸尚未建造，他自己尚且寓居在平屋里。

　　此举其实用心良苦。当时林风眠刚刚28岁，从国外回来不久，羽翼未丰，对内既难服众，对外亦无名望，如何担当起一所国立艺术院校长之职?通过此种方式，蔡元培直截了当地昭示天下：他是多么器重这个青年。

林风眠先生像

　　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讲话，没有直接提--的事，只是说：“艺术院不但是教学生，仍是为教职员创作而设的。学生愿意跟他们创作的就可以进来，不然不必来这里。”这些行为极大地支持了林风眠，也缓和了学生的对立情绪，风潮平息，学校顺利开学上课，年轻的林风眠也由此名声鹊起。

　　但几份林风眠婉拒蔡元培荐人之信却为这段关系增添了不同色彩。

　　先看林风眠是如何“拒绝”蔡元培的：

　　…敝校训导主任一席现已聘定有人，承介王君镇球，容有机缘再当延揽…

　　…承介郎鲁逊君来校，得诵惠书…敝校雕塑教授业经聘得俄人卡孟斯基及刘开渠君担任，刘君不久即将归国，该班课程现由俄教员代授，其余教课均经聘定有人，亦无添聘教员之必要…容得机缘再当延揽…

　　…承介张君光钊来校，本当遵命延用…敝校本年以来经费奇窘，原有教职员均经裁减，暂时穷苦，无得位置，容候机缘再当延揽…

　　…章夫人德怡女士确在我校任图案系写生书教师，一时改为教授，因各方情况恐难办到，有机会时当…

　　或婉言谢绝，或直接表示不行，或直面问题所在，林风眠的策略颇多。

　　再看林风眠如何向蔡元培推荐人：

　　…介有杨适生君，云南人，前风眠长北京艺专时…成绩颇佳，昨南来，欲往朱培德总指挥处服务，敬请先生代写介绍信…

　　…接至友赵志游君来函，自脱离政界，赋闲狼藉，注全力于工业之研究…长寿电灯泡等工业品，复加研究国产油…并同友人合办康乐化学厂制造药品及化学原料，近复撰著工程化学书，如此人才，任其闲居，殊为可惜，且赋闲日久个人生活亦发生问题…

　　…志友赵志游君为留法前辈，学习水利及工程，毕业于法国中央大学…志游君一人其学识、经验久为风眠仰慕，而先生谅亦有所闻焉…先生领DAO下之中央研究院谋一研究位置…先生学界泰斗，求才若渴，对此国内鲜有之工程及水利建设之人才，谅亦乐此延揽，倘先生能允，非独赵君感激，风眠亦感同身受也…

　　…舍弟文琏现拟投考上海交通大学肄业，诚恐学业浅疏，难邀录取，拟请于黎校长处代为先容，如蒙慧允，即赐函介绍，考期已近，并乞早日赐下，是所感幸。

　　从以上这些信件往来中，可探两人有趣的关系。虽无血缘，蔡元培却如父亲般呵护照顾林风眠，他感恩，却坚守原则，如人事方面，并没有因为蔡元培的推荐而一律遵从，而是坚定地听从内心。目前虽无更多资料以助理解这些婉拒的复杂原因和关系，但至少，知识分子的风骨殊为可贵。

　　群学君在《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一文中指出，“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而他一手提拔与支持的林风眠与其相近，虽任要职，却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1928—1937这10年，林风眠在这块实现自己“艺术救国”理想的最优土壤上，缔结了坚强的艺术群体：克罗多、吴大羽、李风白、李超士、王悦之、蔡威廉、方干民、叶云、潘天寿、李苦禅、张光、李金发、王静远、刘开渠、孙福熙、陶元庆、王子云、雷圭元、林文铮、姜丹书、李朴园…这些当年不过二三十岁的青年，都是卓有成效的开拓者。他们拥共享之愿，却各具个性，正如艺术教育大纲中提出的：“本校艺术教育的方针是不偏不倚的立场，以忠于艺术，促使吾国文化恢复其过去的光荣为目的。”

　　90年过去，艺术教育更好了吗?

　　2018年4月9日，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校庆之时，举办了“危机与潜能—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共同就艺术教育问题开启主题讨论。

2018年4月9日，“危机与潜能”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在危机和艺术教育还有人类、人类的危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个质疑。而后发言的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则明确指出陷入危机的原因是人类自己的作茧自缚，但他很乐观“我们将会渡过这个危机，迎刃而解，而对未来，使人类避免命运的话，艺术教育和艺术本身是至关重要的。”

　　时间依然流逝，你我只是幕间一员，没人可以看见未来。高世名曾用艾略特的《荒原》来结束讲演，不妨也为本文结语：“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纠缠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迟钝的根芽。”

中国美术学院创办人蔡元培之子—蔡英多参观中国美术学院建校九十周年纪念展，与校庆大展作品中自己父亲与姐姐的艺术形象合影。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学院

（文中信件现藏中国美术学院，均为蔡元培先生之子蔡英多先生于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之际捐赠，特表感谢！内容识度均未审定，如有质疑，欢迎联系作者或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