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非典的初期我在北京，随着SARS的蔓延，单位停止了上班，餐馆关门，超市里人们在抢购东西，北京陷入了恐慌中。后来在家人的催促下，我回到了安徽老家。

非典时期我没有画画，当时刚好手边正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约稿编著《走进大师——傅抱石》，我利用宅家一个月的时间编撰完成了这本书。傅二石先生那时给我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图片资料，我的父母当时也都健在，而到了这次疫情，几位老人家却已纷纷离去了。以前总感慨世事无常，而现在我却感觉到瞬息万变。

今年春节机缘巧合，我和家人约着来景洪过年，没成想节前新冠肺炎大爆发，景区全部关门，道路封闭，我所在的住所位于嘎洒机场的到港航线上，渐渐地，头顶上空呼啸而过的飞机声越来越稀疏了……钟表停摆，人类的时间被拿到了一边。 

留住景洪的生活过得简单，三件够换洗的衣服，一天两顿饭，可乐瓶子作笔筒，矿泉水瓶当笔洗，澜沧江边捡的石头成为了镇纸，小茶几用作画案，外在生活的简化使得更为转向关注内心，我开始用画笔与花儿交谈，明白了生活必需品、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关联，也理解了高更后来为什么不愿再返回人类文明世界，因人类社会已异化为金钱社会，比较可悲的是如今的大溪地也已被消费。

我在景洪住处的阳台上画小画，常常想起自己在非典时写的那本书，抗战时期，傅抱石先生曾在重庆沙坪坝的金刚坡生活了将近8年，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先生画画用的是家里吃饭的小饭桌，他画画要等家人用完餐后，其画上常题署“金刚坡下斋”即由此而来。这次疫情的发生使我滞留云南，才算懂得了先生当时的处境，明白了日常人们听说的或读到的体验只在外围，都是努力去理解罢了，所谓真正的彼此印证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方为实在。

也许每位艺术家都有兵荒马乱的时间段，中国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此种情形下艺术家何为呢？c.s.刘易斯二战期间完成的《纳尼亚传奇》、黑塞的《堤契诺之歌》对于我是答案。上世纪人类工业化革命时代，世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如今人工智能信息化时代，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人们窝在家里没法出来，我和朋友笑说虽没有硝烟，这就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战，每家每户就是一个个的防空洞。

非典时期我没戴口罩，北京雾霾天也没戴，去年自己生病坚持不戴，因我没法忍受戴着口罩（面具）去交流，而这次疫情的汹涌我却戴了，这多多少少打击到了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某种妥协，还是标志着人对自身的认知仍维持在原有层面。人类群体病入膏肓，2020年的疫情感染提醒了我们17年前SARS只是预演，人们再一次意识自己的软弱无力，根本就没有进步，一切正如数千年、数万年前一样，进步与文明都只是发生在表面的字意上，外在形式改变了，人的本质并没有变。

之前我会担心自己的画从纸上飞走，有时夜里睡觉也被这种想法惊醒，一大早即匆匆赶到画室，看看画还在才算踏实。如今绘画只为认识与了解，生命与生命交融同在，“我”被搁在了一边。一切都会消失，但又不会消失，在生生死死的起伏间，生命被转化。想象的外衣逐步褪去，花儿与万物指向共同的深处，真相早已大白。

/ 2020.3.25 于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