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书家、鉴赏家王澍谈论书法时多次提到“一正一偏”的说法，其论《礼器碑》云：“……观其用笔，一正一偏，游行自在，动合天机”；评钟繇《贺捷表》亦云：“此表用笔一正一偏，脱然畦径之外……”

清初书家、鉴赏家王澍

礼器碑

中国人有喜好谈玄的倾向。关于“奇”、“正”这样的“对待”关系，可以一口气说出一大串的妙理——奇正相生，守正出奇；正中寓奇，奇中求正；即正为奇，即奇为正；亦正亦奇，非正非奇；非正非不正，非奇非不奇……

问题是，怎么做到？

金圣叹论文章云：“雅驯者不跳脱，跳脱者不雅驯”。“雅驯”，“正”也，“庄”也；“跳脱”，“奇”也，谐也。“奇正相生”、“亦庄亦谐”，信乎难也。

钟繇《贺捷表》

每个艺术家的天性，非近于“正”，即近于“奇”。比如明代的书法家当中，王澍比较欣赏两个人：祝允明和董其昌，一前一后，“于三百年来足可笼罩”。然而，祝氏“虽能尽变而骨韵未清”，董氏“骨韵虽清而又未能尽变”。也就是说，董的天性近于“正”，所以气质清超而变化不足；祝的天性近于“奇”，所以变化多端而未能臻于清正。由此可知，如果夸奖一个人天生“骨骼清奇”，是送给他一顶多么闪光的高帽。

祝允明

我们也能够很轻松地从近现代书画家里找出相似的例子，并且把对祝、董的评价套用在他们身上。比如书家沈尹默与沈增植，沈尹默近于“正”，所以“骨韵虽清而又未能尽变”；沈增植近于“奇”，所以逸气淋漓而逊于清正。画家吴昌硕与吴湖帆也是一“奇”一“正”的代表，前者豪纵，后者矜持。这一点足以说明，“奇”与”正“，无非是人性的两个侧面。

董其昌

王澍还说，祝枝山由于“豪纵宿习”、“风骨未清”，所以作品中往往“多带俗韵”，“故其狂草多见赏于俗子”。这么个说法，就不是通透之论了。王澍本人的天性近于“正”，因而只看到“奇”而不“正”易入于“俗”，殊不知董其昌的“正”而不“奇”，“未能尽变”，何尝不是产生“俗”的另一个主要根源？

吴昌硕

不仅个人禀赋有“奇”、“正”之偏，时代也有“奇”、“正”之偏。盛世常有清明正大之气象，习见温雅驯良之人物，乱世则每见激宕怪戾的风气，多产钦奇磊落之逸士。清末民国以降，百多年中动荡至极，尚奇好异之风炽然，因此“奇”有余“正”不足的吴昌硕、沈增植之流风云际会，推崇慕习者众，“正”有余“奇”不足的吴湖帆、沈尹默之辈则声势未能与之抗衡，此则时代使然也。

超然于“奇”、“正”之上，穿越于时代之表的天才有没有？有。除了钟繇，“韵高千古、力屈万夫”的书圣王羲之也是一个，前人对其书迹的评价是“势如斜而反直”、“迹似奇而反正”。然而，天才并非仅仅依赖于天性，天才们都很勤劳。钟繇“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王羲之“笔山墨池”之余，还要感叹追不上张芝，“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韩愈曰：“周道衰，孔子没，……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换句话说，天下搞艺术的人，不入于“奇”，则入于“正”。

那么，怎么办呢？有一种说法是，要么“正门入，旁门出”，要么“旁门入，正门出”。意思是就自己天性所近，先把天性中相对明彻的那一面发扬起来，在此之外，还要直面自我，把潜在的、被蒙蔽的那一面开掘出来。既然“奇”与“正”这两端都是产生“俗”的根源，如何做到“不俗”？“不俗”就是艺术的本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可预测”、“不确定性”，用禅宗解释就是“离两边”、“无所住”，就是非正非奇，亦正亦奇；即正为奇，即奇为正。

这么说着，就有点像是修行了。

没错。艺术无非是修行的一种方式。王澍拈出“一正一偏”后，所描述的“游行自在，动合天机”、“脱然畦径之外”，跟圣人所描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差不多的口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