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紫檀云龙寿字纹大围屏为清康熙帝60岁万寿节的寿礼，有十六扇为其十六个皇子进奉，另外十六扇为其三十二个皇孙所献。这个与康熙帝祖孙三代相关的祝寿大礼，鸿篇巨制，纪年准确，具多方面意义。

此大围屏显示了康熙晚期的纹饰特色：大围屏裙板上的五爪云龙纹（图26）为康熙朝木器上云龙纹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器，是确认云龙纹出现年份的利器。可以说明式家具上的所有云龙纹图案的最上限可以以此器年代为准，即按照学理观点，所有带云龙纹的家具年代不应早于清康熙五十二年，除非有新的有确切年代的家具被发掘出来。康熙帝60岁时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清康熙 紫檀云龙寿字纹大围屏

其螭龙纹形态多样，围屏框上，饰嵌螺钿多草叶式螭龙纹（图26-1），螭龙纹侧面独目，张口长啸，尾部、爪部均严重草叶化。整体形态为“多草叶草龙状”组合。另一例嵌螺钿的蝙蝠螭龙纹（图26-2）上，以蝙蝠纹代替螭首，螭首处为蝙蝠纹，成为变体螭龙纹，为明式家具中仅见个例。足间角牙为罩漆髹金透雕团式螭龙纹（图26-3），螭龙为侧面，独目瞠视，长吻大口，无肢无爪，整体呈团龙状。

从类型学角度推理看，这些螭龙纹都已变异极大，围屏上其他的纹饰亦繁花乱眼，呈极盛之势。明式家具雕刻装饰此时进入顶峰状态。可以推断，康熙朝末期的螭龙纹形态发展、演变已久，离最早的“侧面、独目”的原型已相去甚远。那么，此时的图案雕刻工艺也发展已久。由于没有更早的雕刻图案标准器，保守地前推，笔者认为康熙初年应出现了图案雕刻。

当螭龙纹要大面积地装饰于木器上，侧面、独目的螭龙纹刚好比正面、兽身的螭龙有更多的优势。侧面螭龙图案收放自如，便于构件空间的布局。从美感角度看，这类雕刻形象更强烈、更炫目、更华丽。

此时的螭龙纹图案表明，当时一种螭龙纹保持螭首，身尾变化多样，充分的图案化。还有的螭龙身尾保留一般图案化螭身形态，但龙首已变成其他图案，如蝙蝠。 此后有的明式家具的纹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根本就无龙首的螭龙纹，可称为螭尾纹。

裙板上嵌大量美术体圆形寿字纹（图26-4），还有双云龙龙首相拱的美术体香炉形寿字纹（图26-5），这表明这两种寿字纹的年代上限可以提到康熙五十二年。美术体团形寿字纹和美术体香炉形寿字，不同于明式家具上螭龙体寿字。美术体团形寿字纹和美术体香炉形寿字应是螭龙体寿字的演变之物。美术体香炉形寿字也呈现螭龙体寿纹向长方形美术体寿字纹的过渡形态。

以往的观点认为，圆形寿字纹为清中期产物，但此大围屏上大量的圆形寿字纹修正了这种观点。这些近长方形香炉寿字纹和圆形团寿字纹具有类型学意义。

裙板上云龙纹四周有如意流云纹，如此，明清家具上的流云纹的上限可视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由嵌螺钿螭身蝙蝠头纹、团寿纹之间绘有的流云纹和蝙蝠纹（图26-6），可见清早期末段，家具纹饰上以蝙蝠纹谐音取福的习俗已形成。行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蝙蝠纹多出现在广式家具上。那么，此件大围屏有很大可能是广东地区生产的。

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最顶级家具上的螭龙纹面貌为装饰化极强的多卷草叶式，全身草叶蔓转，圆润婀娜。结合其他资料，可知，此屏风上的螭龙纹避开了拐子纹一路，只取草龙式一脉纹样发展，以后还继续延续，至清乾隆朝不绝。但是，恰恰在康熙晚年，方折化拐子螭龙纹也出现了，这在故宫博物院藏《十二美人图》中的家具图像上可见。此时期螭龙纹的发展脉络，已呈现出多草叶式和拐子式两条发展轨迹。

螭龙纹出现于宫廷重器上，与五爪正龙、行龙共存一体，虽然只是作为足间的角牙和边框装饰，但是它表明在清早期广泛使用于民间的苍龙教子纹饰也会显现于皇家贡品上。

有清一代，宫廷家具的制作基本由皇宫禁苑外完成，社会上流行的图案也必然成为行走于庙堂与江湖间的装饰符号，民间风尚和精品流入宫掖之内是基本趋势。

螭龙侧身化的变革，吸收了先秦以来龙图案的侧面形象。这也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古代工艺品造型、装饰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每每大发展的前行中，一定会回首过去，从历史积累中汲取养分，寻求突破和发展。宋明对先秦两汉文物的复古沉迷，清人对先秦至宋代器物的再发掘都表明了这一点。

这套紫檀大围屏表明，清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时，紫檀家具已繁华绚丽，错彩镂金，多种工艺并存于一器之上。此时家具制作已达到明式家具的顶峰水平，并开清式家具之先河。

紫檀大围屏上的各类纹饰令人明确感到康熙五十年前后，新的面孔已经出现，清式家具扑面而来。康熙五十二年，也作为本书分期中的清早中期开始之年。

这件至尊至贵的万寿节礼物是当时匠作的杰出设计与技艺成果。它表明康熙末年，社会的家具材质观更为推崇紫檀。康熙万寿节上，皇家贵胄最贵重的祝寿大礼不是金器、铜器、珐琅器、玉器、瓷器，而是紫檀器，足以说明这种大型紫檀家具是各类艺术品中的重中之重。清中期，乾隆朝国力强盛，整个社会上层疯狂钟情于紫檀木。紫檀大围屏已拉开了这台紫檀财富大戏的华贵序幕。

这件康熙晚年皇家重器，仅断代价值，即为旷世奇珍，不可多得。它与本书开卷所述第一例之明万历朝紫檀砚屏，各为当时的标准器，交映成辉。这组器物成为本书纹饰论点的重要实证。

考察有年代意义的标准器，重点是看它是否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器型和纹饰，是否提供了某类器物形态的年代上限。那些有纪年的家具因为提供了某类器物器型和纹饰的年代上限而卓有价值。当然如果某个器物提供了某类器物器型和纹饰的年代下限也有价值，但无疑意义较小，仅是可与年代上限结合起来，明确某类器物器型和纹饰制作的时间跨度。

实证和推理是科学研究的两大法则，笔者以明万历朝、明崇祯朝、清康熙朝标准器以及众多的“亚标准器”得出大致的断代坐标。以此为参考，再对某些年代标识模糊的器物进行反观，合乎某时期基本特征者便归类在某时期。在充分考虑各种变化参数的基础上，对各类明式家具进行类型学的器物排队，进而对每个器物进行断代。

张辉简介：

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整理《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四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图案研究》（故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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