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消息，清翫雅集创始会长蔡一鸣于2月26日晚间辞世。他的追思会预计将在2021年3月24日在台北举行。今年年初，清翫雅集才刚刚完成第15届理事长交接典礼。

蔡一鸣，1928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以家族的“乐山堂”为堂号，早年专注收藏历代名瓷，后来又倾心古代及现代书画，出版有《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收录所藏精品。而他所联合创立的台湾收藏团体——清翫雅集，不仅是华人社会最为重要的收藏团体之一，更为两岸文化交流谱写件件佳话。

在此，以一篇旧闻缅怀先生。

蔡一鸣: 放下执著，不做“认真的收藏家”

三十年多来，蔡一鸣致力于瓷器与书画收藏。其家族的“乐山堂”，以历代名瓷闻名。其中，一件明朝正德年间的绿龙纹碗，乃世间孤品;另一件明朝万历年间紫地黄龙碗，同样珍稀，全球记录不超4个。书画领域，蔡一鸣曾为求证《龙女礼佛图》的真伪，亲自拜会张大千，也曾出于情面“忍痛割爱”了一张“最好的王元启”。现年86岁的蔡一鸣，谈及三十年前的收藏故事依旧如数家珍。

“退休收藏者”的使命

回顾上一个三十年，蔡一鸣最为人所知的事件，是其在台湾创立了清翫雅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台湾股市突破1万点，台湾开始涌现一批艺术收藏者，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78年前，台湾只有‘三个半’收藏家。一位是远东航空公司的创办者胡侗清，一位是国泰信托董事长蔡辰男，第三位是我，那‘半个’是鸿禧集团董事长张秀政的家族，那时他刚开始收藏。”蔡一鸣曾这样形容1970末期的台湾收藏圈。

1992年，蔡一鸣在飞机上遇见台湾寒舍艺术中心的老板蔡辰洋。“蔡辰洋建议我出面成立一个像香港敏求精舍一样的收藏团体，让新进的收藏家彼此有一个交流、切磋的机会。那时我刚好担任中华文物协会理事长，因此同意出面号召。”蔡一鸣曾不止一次地回忆清翫雅集的创立故事。今秋，他把这则可贵经历，再次在本届华人收藏家大会上，与众人分享。

“我年纪大了，可以说是位‘退休了的收藏者’。”蔡一鸣以此展开演讲。这位自称“退休了”大藏家，不再畅谈个人收藏，而是谈起中国藏家未来的重要使命：让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国土。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但那些文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西方人的尊重。“我记得有记录显示，十九世纪晚期，西方拍卖行的一次西洋古董拍卖里，夹杂着几件中国瓷器，其中一件南宋的官窑杯具，以30磅的价格成交，当时英国人订做一件做工良好，用上等毛料的西服要7-8磅——我们那么重要的南宋官窑瓷，只是可以买四套西装而已。”蔡一鸣说，当时，用部分中国瓷作西方台灯的灯座，在瓶底打出一个洞穿一根电线的行为屡见不鲜。直至1990年代初，他曾两次亲眼看到这类残破的瓷器，更有甚者用瓷器闲置雨伞。

据蔡一鸣介绍，1980年代中期，不少新藏家开始参与收藏中国文物，他们穿梭于各大古董商铺、拍卖场。而中国瓷器的单间成交价可达100万美金，中国字画则达30-40万美金，尽管与西方名家绘画动辄千万美金的境遇有明显距离，但中国文物开始得到重视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随着清翫雅集的建立，以及华人藏家的专业提升，包括中国文物在内的艺术臻品开始逐步赢得世人尊重。

“伴随兔首和四方罍的世纪回归，如今中国文物可以说是扬眉吐气。”蔡一鸣说：“如今，中国藏家如何利用自身影响力，成立一个正常的、有序的文物市场，将是重要一步，如果整个市场无序混乱，对中国文物是最大的伤害。这几乎是每一位华人藏家的使命所在。”

明朝正德年间的绿龙纹碗，全球孤品

“收藏要的是缘分”

蔡一鸣生于上海的一个收藏世家，对于瓷器和字画耳濡目染。香港敏求精舍的创办人胡惠春是他同学的哥哥，另一位同学邻居的祖父是创办庆云银楼的郭先生。据他介绍，当时在上海的收藏家们对于艺术品至亲至爱，只收不卖。这使他于1979年起，愿意迈出艺术收藏的第一步。

“我当时住在台湾，台湾没有瓷器，我第一件瓷器是在香港买的。当时我做贸易生意，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因此每个月出差住在文华酒店，这是蘇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场地。”蔡一鸣曾向媒体透露，第一次进入拍场买瓷器前，他已在当地观察了三年，在此之前，他常常在古董店收心头好，却交了不少“学费”。

1981年，蔡一鸣开始收藏字画。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字画的价格远不及瓷器。蔡一鸣的收的首张字画是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当时的起标价是4万元，最后以12.1万港元成交。这几乎刷新了当年香港书画成交记录，按当年的汇率计算，这件《龙女礼佛图》的价值超过120万台币。有趣的是，这件拍品的成交，还催生了两则小插曲。概括来说，是“身份的隐匿”与“真伪之辩”：由于当时台湾有外汇管制，在接受采访时，不会说广东话的蔡一鸣对媒体自称是新加坡华侨;而另一位收藏家的一句“是假的吧?张大千不使用那么鲜明的红色”，使其专门托人求见，上门拜访张大千，最终得以求证，并意外买下另一幅作品《红衣大师》。

类似的插曲还有不少。1982年春，蔡一鸣看中了一件作品，为参加女儿在加拿大的毕业典礼，他拜托了朋友替竞标。该件作品估价8万起，蔡决定出25万，大约是最高估价的两倍。最终，他错失了这件拍品，据说被一位外籍藏家以33万的价格买下。“那时我们没法来大陆，我是上海人，一到秋天要吃大闸蟹就得去香港，于是去了好友叶先生家，没想到看到那件作品。”蔡一鸣说。据他了解，2年后，好友叶先生不幸病逝，其弟妹并不爱好收藏，因此，他们将藏品委托拍卖公司拍卖，款项捐至一家慈善机构。最终，得知消息的蔡一鸣以30余万的价格买下了原先失之交臂的作品。“我痛心好友离世，但重新得到作品，这也是一种缘分。”蔡一鸣说。

明朝万历年间紫地黄龙碗，全球记录不超过4个

“收藏家难免自私，甚至病态。”

大约在四年前，蔡一鸣接受媒体专访时曾透露，当年82岁的他，依然会亲自去拍场举牌。回忆起初进拍场情景，蔡老直言“不痛快”。“刚开始收藏时，只要下个月有拍卖会，这个月就得存钱了。我们不是亿万富翁，每次去都要规划一下，买到一件东西但太贵，会心痛;买不到，心里又泛波澜。”蔡一鸣曾这么说。

蔡老提到的“纠结心情”，似乎是每一位艺术收藏者必经的心路历程。对于一位藏家来说，失去一件“眼中宝”的酸楚，很可能会一直铭记在心。四年后，他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专访时，又提到了一件“后悔至今”的事。

1984年，蔡一鸣的那位叶氏好友，将一幅王元启的山水画委托给拍卖公司，当时估价30万港元。“我直到后来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的一幅王元启。”这一句话，蔡一鸣反复说了几回。当时，与他一同竞拍的是香港美术馆的馆长。“馆长坐在我身边和我说，‘我们美术馆每次预算都要几层批复，就只有30万，王启元的作品太多了，你这次让给我，下一次，你买下一次。’我虽然想要买，但想想算了算了，就让吧。结果，我再也没遇到过那么好的王启元了，后来很多收藏家骂我，说我怎么那么那么傻，那么要紧的作品怎么可以让给他人呢?但没有就是没有了。”蔡一鸣说道。

蔡一鸣说，面对藏品，每一位都是 “病态”的。“就是要那种‘我有你却没有’的快乐。我买了不让人看，买了还藏起来，这就是‘收藏家’。”蔡一鸣以一位会员的故事加以佐证。“我们这位会员和政府说，你给我一块土地，我来盖一座美术馆，保证50年后还给你。政府喜出望外，结果呢?50年后，美术馆还回去了，但仅仅还了个空的美术馆。里面的藏品全都带走了。”

“很难说出收藏家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其实越是认真的收藏家越是自私。”蔡一鸣说。年过八十的他回顾以往的收藏经历时，感叹一句：“想要进入收藏圈的人，都不要太沉迷，再执著，心情平静容易长寿。我是不要纠结，也不要认真地当收藏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