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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十年而已》之后，2018年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文集《处处尘埃》。这本文集内含三百余篇千字短文，分社会观察、艺文杂谈、生活百态三辑，这些文章是作者关于生活、文学、艺术、学术等诸多方面的体悟与认识。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朴素直白，体现了孙振华先生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文学艺术素养。雅昌艺术网经孙振华先生授权连载《处处尘埃》，《趣味可争辩》选自第三辑“生活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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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强烈向我推荐电影《中国合伙人》，让我务必要看。她说，太励志了，看了让人热血沸腾，立刻产生正能量；她有个朋友，电影还没有看完就坐不住了，恨不得马上从电影院冲出来，刻不容缓地开始个人奋斗。

影院档期已过，我在网上看的。这部片子很鲜活，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学外语，考托福，对于当代学子和前学子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新东方的神话和巨大成功，是发生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例，都是草根，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相信这就是《中国合伙人》对如今青年学子提出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它给人这样的暗示：既然“成东青”可以由一个地道的“土鳖”变成“土豪”，那我也应该有希望。

《中国合伙人》选了三位如今在中国极具人气的男演员分饰主要人物，本身就是很厉害的吸金之举，黄晓明还因为这部电影的表演，拿到了年度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而且，电影最后是一种“无差别境界”，三个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三个人都是对的，这种皆大欢喜的和谐结局，也助推了励志的正能量。

前两天，深圳《双城》杂志约我到香港和一个跨界文化人，著名话剧导演对谈，比较两城的文化，他在谈到香港市民的欣赏趣味的时候，恰好也举了《中国合作人》的例子。他说香港人看《中国合伙人》没有什么特别反应，他不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在内地如此受欢迎？在香港人看来，这种草根打拼的故事太普通了，他们在电影里面找不到什么可以让他们兴奋的东西。

我想也是的。《中国合伙人》除了青春、励志，它的背后还有些文化经验是香港人所没有切身体验过的，譬如“拒签”；譬如“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这种千万次的问……也许在香港人看来，如果想留学，又有条件，那就去好了，为什么要那么内心纠结，那么辗转不定呢？

突然想到，像《中国合伙人》这样的电影，在香港都很难有热烈反响，假如打国外市场呢？如果放在国际的电影市场上，国际观众会怎么看，会不会输得很惨？黄晓明还会不会因此拿到国际电影大奖呢？

西方有句谚语，“趣味无争辩”，说艺术欣赏见仁见智，见山见水，都是个人的选择，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可《中国合伙人》的例子告诉我们，每种趣味的背后，仍然有迹可寻，在看起来非常个人化的趣味背后，有文化经验、教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一部艺术作品，在这里反应很热火，在那里反应很平淡，这些不同反应的背后是可以找出决定人们趣味的各种各种蛛丝马迹的。

这位导演还说到了“大黄鸭”。霍夫曼的大黄鸭在香港展出时，颇得市民喜爱。有艺术馆同期展出了一件大型充气作品，一个巨大的黄色粪便，似乎正好恶心一下大黄鸭，出乎意料的是，它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香港，市民见怪不怪，你有展“巨屎”的自由，市民有不理会的自由。我想，如果放在内地城市，“巨屎”很可能抢走大黄鸭的风头，成为舆论的焦点。

大黄鸭在北京同样受欢迎，在颐和园展出期间，收入达两个亿。为什么大黄鸭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普遍欢迎呢？这说明趣味是可以分析和争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