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和“文章巨公”杨维祯都曾为一个叫李恒的青年儒生留下墨宝，并附有14位同时代文人题跋。而缘起，竟是这些活跃的文艺领袖们为了李恒所建“壶月轩”温居。

杨维祯 1369年作 壶月轩记 册页 （五开十页）

作者

杨维祯

尺寸

33×25.5cm×10

估价

咨询价

拍卖时间

2021-06-06

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维祯为李恒所书《壶月轩记》时，时年74岁了。那时的杨维祯早已成为江南文人圈的核心人物，铁崖派的领袖，文坛的领军，江南诸生大多拜其门下，可谓一呼百应。

杨维祯像  吴伟 《铁笛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随着北京保利2021年春拍杨维祯重要书迹《壶月轩记》现身，加上台北故宫所藏倪瓒《壶月轩图》，李恒鲜明地“出现”在视野的同时，也让人不解：年龄、阶层、社会地位差别如此悬殊，杨维祯为什么要为李恒所筑“壶月轩”撰写轩记？

我们尝试从杨维祯《壶月轩记》入手，透过元代文学艺术群体的交往找到答案。

李恒是谁？

关于李恒，历史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资料。除了杨维祯为李恒“壶月轩”所作轩记外，另有倪瓒为其所作《壶月轩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这两则记录，我们可以勉强拼凑出一个这样的李恒：江阴人、家境贫寒，因避兵祸徙居上海，以耕钓为业，书画自娱，不苟仕进，在清贫中坚守其志，求学日进，德行益明，有隐逸之风。李恒先裔由福建迁至上海，南宋大儒延平先生李侗为福建人，时人称其人品为冰壶秋月，李恒居处取号壶月，有倾慕向往之意。

杨维祯  壶月轩记 册页 水墨纸本 33×25.5cm×5 

北京保利2021春拍呈现

就是这样一位无权无势的外地青年学子，文坛盟主杨维祯却不吝溢美之词，毫无敷衍。

从行文来看，《壶月轩记》中，这一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余放舟黄龙浦达口海，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余于轩，繙校经典，辨书画已，则乞题其颜而併以记行。”

在尊亲尊老的文化氛围中，一位身居高位的长者，每次行舟到黄龙浦达口海，都要登门拜访，与李恒繙校经典，辨书画已，诗词相和，相谈甚欢。其豁达大度、不拘世俗礼节，提携后辈之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杨维祯  壶月轩记 册页 水墨纸本 33×25.5cm×5 

北京保利2021春拍呈现

行文真挚，书法方面，杨维祯也是一丝不苟。前边我们提到，撰写这篇轩记时，杨维祯已经74岁了。《壶月轩记》计十开，内有杨维祯五开，乌丝栏，行草书37行， 436字，每一字章草笔意浓郁，用笔老辣，气势奔放，可谓变化多端。然又字字珠玑，线条特性泾渭分明，笔锋锐利。

杨维祯  壶月轩记 册页 水墨纸本 33×25.5cm×5

 北京保利2021春拍呈现

有学者指出，自至正二十五年（1365）至其生命结束，可视为杨维祯晚年书作“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时，是杨维祯章草与行草相结合的章草书创格阶段。以《梦游海棠诗卷》、《元夕与妇饮》、《张氏通波阡表》、《壶月轩记》为代表，书写似闲庭信步洒脱自然，酣畅淋漓之处仍见其奇崛古拙之态，可谓人书俱老，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形式上，行草书中间杂草篆，使用古字、奇字、冷僻字，增加了奇诡怪异之态；章草笔法和行草书笔法充分融合，使得书写更加流畅、更加富有抒情性。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书风令人耳目一新。杨维祯书法最为值得注意的成就，也在此时呈现出来。

杨维祯  壶月轩记 册页 水墨纸本 33×25.5cm×5 

北京保利2021春拍呈现

可以看出，之于《壶月轩记》，杨维祯并非磨不开面子，草草撰写，敷衍了事。他非常认真，甚至有些郑重其事。

事实上，当我们翻看杨维祯所作札记时， 如此饱含热情地赞扬后辈及底层人物可以说是常态。元代万年，寓居松江的杨维祯曾为嘉定“剃头匠”王辅撰文，称世代不以耕地为主业的人很多，并列举渔人、商人、工匠等业，以此证明，剃头匠并非低等职业。

杨维祯  壶月轩记 册页 水墨纸本 33×25.5cm×5 

北京保利2021春拍呈现

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剃头匠”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更何况王辅祖孙数代都在下层社会以理发为业。自己身居文坛霸主，却用如此笔墨颂扬“百业平等”，杨维祯之不落俗套、标新立异，跃然纸上。

《壶月轩记》中的元贤题跋 

北京保利2021春拍呈现

这种致力于泯灭人群、阶级的差别，追求平等的自由观念，是杨维祯思想的核心。因为长期混迹于市民社会，与市民、商人、工匠互相帮助，相互借重，杨维祯很少传统文人的傲慢和偏见，其倡导平民意识，鼓吹劳心与劳力平等，也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进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后辈李恒费心费力地撰写轩记，也是其平等观念的体现——位尊者并不为尊，后进者亦非为卑。

李恒与倪瓒

《壶月轩记》的背后，是杨维祯的先锋性品格，更是一个雅集的黄金时代。

这篇《壶月轩记》中，除杨维祯亲书外，还另有五位元贤题跋。且仅在此轩记的两年后，倪瓒就同为李恒所筑的壶月轩作画，且另有数名元贤题跋。如果这两组作品结合在一起，杨维桢书法、倪瓒绘画包括14位元人题跋，这几乎圈出了元代晚期松江地区文艺活跃的领袖们，也间接代表了他们的交往范围。诗坛画坛领军人物特地为同一年轻人撰文作画，并非一种巧合。

元末的江南，雅集活动有多繁盛？史上曾有这样的记载：

“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仲瑛、无锡倪元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三百里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寓公锚衣黄冠，与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为归。”

江南巨贾，雅好文事。何良俊提到的徐良夫达左、吕磺溪、曹知白、杨谦竹西、都是和史上赫赫有名的顾瑛相似的著名的雅集主人，这些雅集之间的参与者又多有重合和交流，共同形成了以雅集为联系网络的江南文人圈。倪瓒、杨维祯便是其中重要组成人员。

雅集期间，文人泛舟清游，置酒张乐，众人分韵赋诗，以诗画相和。江南文人圈内，像杨维祯、倪瓒这般为同一人赋诗作画，十分多见。在倪瓒晚年长期的漂泊生活中，徐达左的雅集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杨维祯也是此地的常客。倪瓒曾为徐达左画《耕渔轩图》，图后还有多位文人所写的《耕渔轩记》、《耕渔轩说》、《耕渔轩铭》等众多诗文题跋；朱德润也曾为徐达左画《耕渔轩图》，倪瓒有跋曰《题朱泽民为良夫作耕渔轩图》。

元末文士杨谦的竹西草堂同样是雅集的重要场所。建成不久，杨谦请张渥作画，又请杨维祯书《竹西草堂记》于其后，赵雍等人的书画唱和都是后来造访草堂的时候留下的。在《杨竹西小像》后有元郑元佑、杨维祯、马琬、王逢等题九段题跋，这些人与《竹西草堂图》上题跋的几人一样，也都是玉山雅集的常客，而且在其他雅集中也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王绎、倪瓒 杨竹西小像 元 纸本墨笔

纵27.7厘米，横86.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顾瑛的玉山雅集，常被人与宋王诜的西园雅集相提并论。在这场雅集中，张渥作《雅集图》，杨维祯主笔《雅集记》，文中记载，此次雅集期而不至者中便有倪瓒。

那么，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老朋友，共同为外乡学子李恒挥笔，背后透露出什么信息？

这还要提到，元末江南雅集的民间性质。同宋代雅集相比，元末江南雅集更多的是民间主导的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交流活动和文化氛围。

杨维祯《竹西草堂记》（局部）1349年作 

辽宁省博物馆藏

同宋代士大夫们聚集于驹马宅邸时所具有纵横裨阖的庙堂气象相比，元末雅集中，只有少数文人曾在中央任职，即便如此，这类人在雅集中，也是“为人不事奔竟,淡然以诗酒为乐”。也正因为江南地区并没有浓烈的党争气息，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因此，雅集中更多的是从容与惬意的享乐态度，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阶层一直在淡化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转而关注自身心性和精神气度的超越——建功立业，最后不过过眼云烟，留存于世的，只有文字相酬、弹琴挥洒间的风流气度。

也正因如此，元末江南雅集中，取士的标准不再是其人背后的政治势力，更多的是，是其高迈品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清贫中坚守其志，德行益明，有隐逸之风的外乡学子李恒，能同时得到两位前辈青睐的重要原因。

杨维祯与文徵明

杨维祯与倪瓒&李恒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文徵明&仇英——两人生活年代相差不远，人物关系均为前后辈，对后辈都有提携之功。

长期以来，文徵明被认为是仇英的挚友、前师，对其极力提携。被人们引用最多的题跋为下：

文徵明在《题仇实父“玉洞烧丹图”》中写道：“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雨窓（同窗）无聊，据案展阅。不觉情思飞扬，漫赋短句”。

文徵明《小楷“赵飞燕外传”跋》  

2020年北京保利拍卖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拍品

在《小楷“赵飞燕外传”跋》中写道：“精细合矩，不爽毫发。龙眠复起，亦必心服。余故喜而备书。全文析而各系其图。之后聊以娱目，非敢云好奇也”。

然而，这两个题跋的共同点在于，在写到仇英技法之前，文徵明花了大量笔墨，为画面意境赋诗，且诗文与仇英毫无关系。更何况，对于仇英的《玉洞烧丹图》，文徵明再喜欢，也是“雨窓无聊，据案展阅”；而在《小楷“赵飞燕外传”跋》中， “精细合矩，不爽毫发”指的是仇英临摹李公麟，能做到丝毫不差。对其本身的技法，没有丝毫评说。

在文徵明给仇英的题跋中，确实也有仅论述仇英才情的，在《题梧竹书堂图》中，他写道：“年来无梦入京华，才尽文通敢漫夸。但得池头频赋草，不须笔上更生花”。但细阅后会发现，此画有三人题跋，王宠、文徵明、彭年，三人语句相差无几，少真诚点评。

甚至，在文徵明给仇英画作的题跋中，还有这样的描述：

嘉靖己亥(1539年)六月十又三日,偶避暑于竹林精舍。石峰毛君出仇实父所画春江图,精妙入神,索余题之。遂录二作于后。仓卒应命,殊觉无赘可笑。徵明。(文徵明跋《春江图》)

嘉靖庚子(1540年)春三月六日，文徵明书于停馆。(文徵明跋《双骏图》)

此卷乃实甫所摹王子正笔也。人物清丽，树石秀雅，台榭森严，画中三绝，兼得之矣。国光兄宝而藏之，出而示予者三。遂心会其意，为录孝经一过，徒知承命之恭，忘续貂之诮何。时嘉靖丙午二月既望，徵明书。(文徵明跋《职贡图》1552年)

这些题跋可以看出，部分仇英的作品有文徵明的题跋并非仇英的请愿，而是仇英作品的收藏者;其次，文徵明题跋是为满足他朋友的要求而作，对于仇英作品的评论大多泛泛而谈，少真诚评价。

甚至，很多时候，对于仇英作品的评论，文徵明会直接忽略不说，如《题双钩兰花图》、《题写经换茶图》、《题钟馗图》（此画为仇英 陆治合作）、《题春江图》等等。

仇英是1552年去世，那时文徵明还神完气足地进行“粗笔山水”的摸索，他1559年去世时还在为一个陌不相干的人撰写墓志，可他却对仇英的去世几乎没有表示。

唐伯虎一生落泊潦倒，死后还有袁宏道帮助修葺墓地，整理诗集。然而，传为仇英挚友的文徵明，甚至连仇英的生卒年份，都没有为后世留下。

【后记】

在很长时间内，赵孟頫的光辉始终笼罩着元代书坛。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维祯特立独行，追求个性，在书坛和文坛突围，成为当时东南地区文学和书法领袖人物，受到文人及底层人群的拥戴，其人格魅力和艺术格调想而易见。

这件创作于杨维祯去世前一年的书迹，《壶月轩记》隐藏了太多信息。在杨维祯存世30余件书迹中，《壶月轩记》是署款最晚的一年书迹。在这件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东维叟”印章，较早是“东维子”或是其他印章。《壶月轩记》也是杨维桢唯一一件保留下来使用“画沙锥”书写的墨迹，这是杨维桢经常使用的毛笔，和“铁心颖”一样，对学界研究制笔技术对书写状态的影响非常有价值。

预展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

北京保利

2021-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