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张老红军的大肖像（200cm×180cm）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成了。庞大的工程在各种艰难险阻中终于顺利收工，感觉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蓦然回首，三年过往像是一次漫长的奔跑，全国24个省市、五万多千米的行程，只是因一次延安之行，一眼望去的宝塔山而开始的！

2018年的夏天，中央美术学院组织一批教员前去延安进行写生创作，当时我没有及时地和同事一起出发，几天后才只身前往延安，那天飞机没停到目的地，而是降落到了西安机场。我只能改道坐火车前往，辗转折腾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才到了延安。

第一次到延安，当见到宝塔在五光十色的荧光灯照耀下，心情十分感慨与澎湃，我连忙叫司机小秦绕着宝塔转了两圈，连看了两遍。它曾是民族危难时的希望之光，是那时代的象征！到了延安枣园美术馆，一见李旭冉馆长我就说，明晚要画宝塔山，他问要画多大尺寸，我不假思索说：“你要多大？”他也不客气，随手一指展馆的一侧大白墙，那面墙足足得放一幅240cm×120cm那么大的画！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随后我便在此连续画了一张180cm×340cm的大黄河，好几张100cm×80cm的老红军，大概我的速度和热情感动了李馆长和在场的延安宣传部干部，大家便萌发了要把全国健在的老红军全部画下来的念头。

回京后，我第一时间找到本院著名的策展人红梅老师及好友计华，就在全国寻找健在老红军进行现场写生以及创作方案、展览计划等展开了交流和探讨。对如何画，如何表现老红军，如何理解英雄这些话题，我们一拍即合，聊完之后大家都非常兴奋。三周后，我便带着行李，驾着吉普车前往延安。由李馆长负责寻找老红军，我带领团队从延安出发，开启了《英雄礼赞》现场写生创作之路。

三年间，我们一共出行了五次，从西北一直到祖国最南端，采访了125位老红军，完成了100位老红军的现场写生作品。我们到他们的住所、他们的病房，与老人交谈、与他们的子女沟通……

这批作品的创作非常不易。这些老人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人生经历，是一批不寻常的英雄！他们其实已经不具备做模特的基本条件，年纪太大，身体无法承受长时间坐着。很多时候都是在他们的病房里作画，空间有限。画巨大的头像时，人物比例和透视关系非常容易出问题。每次请我的导师詹建俊先生指点时，他都会很严谨地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并语重心长地表达如何理解和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形象的经验体会。中央美术学院范迪安院长、高洪书记也都非常关注项目的进展。两位都看了原作，并给予了很中肯的意

见和鼓励，范院长还欣然挥毫，为展览题写了“英雄礼赞”的标题。著名评论家贾方舟先生多年来一直很关注我的艺术探索，当看到这批作品后，充分认可这批大肖像的艺术分量，认为我“是用艺术家客观看待英雄的眼睛去真实地表达了自己感受……传达的是艺术历史的价值”。

这件事难度很大，但必须要把他们画下来，这是我们的初心。因为他们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是新中国的缔造者，记录和表现他们的机遇极其宝贵，不容错过。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一次实践，也是艺术真正为社会服务的一个机会。他们是让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浴火重生的英雄。作为当代艺术家应用何种艺术态度去直面具有政治色彩的历史英雄，如何能真诚地把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融入艺术表现，是令我困惑和反复思量的问题。好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得到师长、同行，尤其是策展人红梅老师自始至终的支持与鼓励！最后虽然并不是每张作品都令自己满意，但100张尺幅巨大的肖像作品，是用自己的手法与方式再现了英雄的历史人物。这一机会得以让自己探索多年的艺术手法贡献于现实社会，我感到很幸运！

非常感激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干休所的领导，他们在我作画时给予了充分的帮助。感谢热情的老人们的家属。中央电视台的杨东升老师、翟树杰老师等给我们提供部分老红军的联系方式，新华社《半月谈》的史总和他团队里精干的年轻记者们的拍摄和釆访工作……当然还要感谢团队成员，以及助手的全程陪同与支持，若没有他们，这极其艰辛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三年间，画中的老人们许多都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记录了这段历史，抢救性地留下了他们的风骨神采。他们就像是中国现代革命的“活化石”。把他们的形象用巨大的尺幅留存下来，让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更多地看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英雄！

潘皓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2021-4-20 于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