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黄帝内经》，发现“内”字意义深远。虽然《汉书》中有《外经》的记载，传世明代也有陈士铎《外经微言》，但《内经》仍成为中医的主脉，是核心。

　　那么，“内”的内涵是什么？

　　这就不得不想到中国阴阳哲学中有一对范畴：“内”和“外”。

　　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时会发现一个问题，“内外”二字在用意上，似乎更强调“内”的一面。比如道家修炼，虽有“外丹”，但仍以修“内丹”为归依，佛家也将自己的经藏称为内典，佛学又称“内明学”。

　　儒家哲学讲的“中”，本质亦即是“内”。

　　这个“中”与“内”，在古代汉语中具有共通的内涵。汉代《说文解字》中，“内”与“中”是能够同意互训的。中者内也，内者中也。

　　许慎又将“？”定义为东西。将“▏”定义为南北，东西南北交合为“中”，故曰：“四方中央备矣。”

李毅峰 《摄山川之气生》

　　《黄帝内经o素问o五常政大论》中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所谓“神机”，相对于“气立”而言，主要指“神”对生命体内气化活动的调控与主宰。机，即关键。一切事物之“内”，都是“根于中者”的神机，是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据和根本，即生命力。治病的根本，是向内寻找能令“神”动之“机”，其为何者，“气”也。

　　“气”能“立”，则可通，则有“精”，则生“神”。“神”是自“内”起而外显。明代吴昆曾言：“五脏阴阳谓之内”，一切治疗手段，都是为了调动人自身五脏阴阳“内”的气机，使五行相生，五气相求，五脏相合，完成自我治疗，完善自我生命“神机气立”的操控体系，这才是上医大境。

　　所以，明代张介宾注《内经》云：“内者，性命之道”，“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而经气不应，此其神气已去，则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已尔，是即所谓神不使也。”

　　可见，“神应于中”是治疗人身疾患的关键，“神”就是“内”的核心，“神”之“使”与“不使”，就是“中”与“不中”，是治疗获效与否的“内”在决定因素。

　　《黄帝内经》的思想与《易经》《道德经》都是一脉相承的。

　　人处天地之“中”，要与自然合一。宇宙大道规律，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万物负阴而抱阳，在阴和阳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内”在的“中”来调动、协和万物的生长和变化。

　　《易经》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王纯甫注《道德经》曰：“中也者，中也，虚也，无也，不可言且名者也。”

　　老子讲：“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黄帝内经o素问》谓：“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之“中”，则元气激荡，周流六虚，循经通络，合于天地大法。“神”之“守”，则中正平和，正气内守，外邪不干。

李毅峰 《秋山入诗心》

　　佛家更讲究“内”，“禅定”就是向“内”修行的一种方式。“禅”意即是沉思、静虑。《坛经》曰：“外离相曰禅，内不乱为静。”其要求对自身、对外物，要“返照内观”，这样才能“明心见性”，达到无我无物的“中观”境界。

　　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言：“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这个“守中”就是“守神”，就是“守内”。只有“守中”，才能保持内心的虚无清静，通达“内外合一”“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健康大道。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关系系统对社会存的影响和认知，反映到由身体之“内”、之“中”、之“神”，而延展至社会，这便形成了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易经》：“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儒家讲实现“内圣”的纲领和途径，即“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内圣”是人格理想，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只有自内而出的“精气神”，才能把握由外而内的“天地人”，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故而对于“外”而言，“内”才是根本，而“外”为枝叶。“内”是“质”，“外”为“文”，“内”是“里”，“外”为“表”，文者形也，质之始者，太素也。文质相应，内外合和，表里如一，才能回归“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的身体状态，达到老子所言“冲气以为和”的“内”境。

　　这也是《黄帝内经》“内”中之“神机气立”的境界。

　　可见这个“内”、这个“中”才是天下万法之根本。

艺术简介

　　李毅峰，画家、学者。 

（李毅峰 《云岩高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