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法国政府买下了达盖尔摄影术(银版摄影术)发明的专利权并正式公布，因此这一年被定为摄影术的诞生年，并且在法兰西艺术院宣布摄影术的诞生。

2019年，在摄影术诞生的180周年，为致敬传奇摄影家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经法国国民议会批准，法兰西艺术院设立了“威廉·克莱因摄影奖”。

2021年，第二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由摄影艺术家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斩获，于10月27日在法兰西艺术院大礼堂正式举行颁奖典礼。由于疫情，钟维兴无法去到现场，在成都当代影像馆线上参与授奖仪式。

钟维兴在成都当代影像馆线上参与颁奖典礼

为了取得威廉·克莱因的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奖项，钟维兴和另一位威廉·克莱因的老友与他沟通了多次，老爷子很高兴答应。之后经法国国民议会的批准，法兰西艺术院正式成立了“威廉·克莱因摄影奖”奖项。法兰西艺术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是法兰西学院下设的五个学院之一，通过组织竞赛、每年颁发奖项、资助艺术家驻留、发放补助金、关注及保护法国文化遗产等方式，推动各类艺术的发展。

该奖项由威廉·克莱因本人、法兰西艺术院全体摄影院士及特邀评委参与评选，由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钟维兴任“威廉·克莱因摄影奖”终身联合主席，旨在表彰和鼓励投身于摄影事业、并为其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师。参加者不限年龄或国籍。

由于疫情，第二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采取了线上、线下评选的方式。评选过程首先由法兰西艺术院组织评委会提名候选人，向重要艺术机构、艺术家等进行了大量保密的征求意见工作，形成一份候选名单。在这基础上，所有的评委一人一票，充分发表意见讨论并进行投票，经评议后票多者（原则上是过半）为最终获奖者。

左一：法兰西艺术院终身秘书长洛朗·贝蒂杰拉德 右二：安妮·莱博维茨

谈及对与摄影师的评价标准，钟维兴说评选是根据若干专家的整体评估，选出在当下摄影界中杰出的摄影师，同时他也表示，其中包括了评委的主观意识，一般来说比较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二是在摄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这个奖项不单是对于某件作品的评判，而是以摄影师一生的艺术成就作为衡量的尺度，对摄影师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个奖项评选出什么样的摄影师，基本代表了它的定位。”身为“威廉·克莱因摄影奖”评审团的终身主席，钟维兴在参与筹备奖项之初就认识到，法国政府及法兰西艺术院旨在面向全球的摄影师设立一个在摄影界最具有权威性的奖项。

本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得主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凭借其光辉的职业生涯铸就了当代肖像摄影的典范。在第一届评选中安妮·莱博维茨就已经得到多位评委会成员的认可。在钟维兴看来，安妮·莱博维茨既有深厚的功底，同时也是充满一个时代精神和当代意识的摄影师，她的作品众多，包括为演员、导演、作家、音乐家、运动员与政商界知名人士拍摄的写真，以及大量时尚摄影……这一幅幅作品凝聚成了当今社会的重要缩影。

2019年，几乎在“威廉·克莱因摄影奖”设立的同一时间，成都当代影像馆设立了“金熊猫摄影艺术奖”，以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为基础，推动中国摄影发展为目的，表彰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学术思想、独立精神、艺术创见的杰出摄影艺术家。

该奖项是为 30-60 岁持续创作的影像艺术者而设，由国内外业界、学界、批评界、出版界等重要代表进行推荐及评选，旨在鼓励他们持续创作，在复杂的中国当代影像文化语境下，不断实验和探索。

无论是从摄影创作、成立当代影像馆，还是作为摄影奖项的评委，钟维兴在不断尝试串联起中国摄影艺术的生态，从其过往实践中，不难看出他的国际视野与格局。

对话

Q:雅昌艺术网

A:钟维兴

Q：前天您在线上参与了第二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的颁奖仪式，能否请您分享颁奖仪式的现场？

A：前天的颁奖仪式让我很感动，因为疫情我无法到巴黎参与颁奖。一般来讲，法国的颁奖仪式通常会在下午6、7点举行，考虑到中国的时差，史无前例地定在巴黎时间早上11点半，北京时间下午5点半举行。其次，威廉·克莱因先生的生活习惯从来都是下午3、 4点起床，老爷子特地为了这个奖项早起，这也体现了他们最大的尊重。

Q：您和安妮·莱博维茨都是拍肖像的摄影师，您与她的作品会不会有共鸣？

A：安妮·莱博维茨的风格其实和我完全不同，我非常欣赏她的作品。从我的个人创作来讲，我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自己独有的风格。安妮·莱博维茨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名人，比如各国政要、演艺界名流等，我的关注对象是摄影师，并且我坚信今后有机会拍她的肖像。

我特别期待自己拍出独有的一种语言。但是这不妨碍我对跟我不一样的艺术家的欣赏和学习，学习他们骨子里对艺术最本质的理解和创作精神。昨天我也向安妮·莱博维茨发出了邀请，希望明年她的作品可以来中国展出。

Q：您的系列创作“Face to Face面对面”还在继续进行中吗？

A：这个项目是我一生要做的项目，据我观察，全世界还有无数优秀的摄影师，但是到今天为止好像没太多人去记录他们。当然我面对的对象是“内行”中的“内行”，我很幸运算是得到他们的高度认可。

Q：本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颁给了安妮·莱博维茨，是否意味着国际上会越来越关注女性摄影师？

A：我认为艺术不分国界，不分性别，更不能去讲艺术上的政治正确。我们从来没有从性别角度去考量，这不在我们的评选原则之内。

Q：2019年成都当代影像馆也创立了“金熊猫摄影艺术奖”，都与您有深厚的渊源，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请您分享这两个奖项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或者说它们产生何种对话？

A：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这两个奖项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中国的。“威廉·克莱因摄影奖”关注全球杰出的摄影师，“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关注的对象是当下中国杰出的摄影师，这里要强调它不是终身成就奖。

我们观察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奖项，其中质量高、受尊重的奖项大部分关注新锐摄影师。我认为现在的新锐摄影师受到了很多关注，成都当代影像馆每年的展览重点基本是本土、本地、年轻化，并且积极扶持青年艺术家。

中国还有一批杰出的摄影师，是改革开放初睁眼看世界与西方对话的当代艺术家。我们希望通过“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的设立，完整地去观察摄影的传承及其发展，促进摄影生态立体发展。作为我们独立设置的“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它的定位和出发点与“威廉·克莱因摄影奖”是基本一致的。

Q：成都当代影像馆有丰富的馆藏，并且一直在做系统性的学术梳理工作，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主要在做什么？

A：成都当代影像馆建立的目的是什么？价值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它首先是为艺术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第二，有准确的学术定位和强大的学术支撑。所以我们搭建好这个平台以后，首先是围绕初心做事。学术的基本要求是明确什么样的展览可以做，什么样的展览不能做？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要系统地去做分析研究。

Q：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学术定位”，那么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定位在什么方向，或者说您认为成都当代影像馆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A：首先，我认为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成都当代影像馆成为国际一流的影像馆。我们创立的初心就是要在中国有一个能够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美术馆。第二，我们必须按照西方一流的影像美术馆的标准，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不管有多难，不管花费多少时间，这个初心不能改。我认为如果要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就必须按照一流的目标发展。

第二，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要严格的控制我们展览的水准。我们认为摄影必须关注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代表了摄影当下的发展方向，一种实践性的探索性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艺术的未来。但是我们也不能丢掉历史上经典的传承的摄影，比如说成都当代影像馆设置了布列松的常设展，也花了很多精力办年轻艺术家的展览。做好学术的同时，公众教育也是我们非常注重的。每个周末有定期的公共活动。

总体来说，美术馆的展览功能只是基本功能之一，还要有收藏、公众教育、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等。真正做好一个美术馆，我们必须按照一流的国际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Q：无论是您个人的创作、奖项的评选、还是成都当代影像馆对展览的选择，都有一定理念的重合，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

A：我从来没想到我有那么多角色，摄影创作是艺术家身份，建立一个美术馆的责任和职责又不一样，做评委的感受也不同，包括现在还在尝试跟艺术家合作做策展人。

我特别鼓励从事这行的人多去了解这些身份，有了不同的实践以后，对整体艺术素质的提高有绝对的帮助。比如以前我是摄影师，那么我现在又是藏家，自然而然知道哪类作品更容易被认可；我作为美术馆的创始人，参观很多全球的一流的美术馆，我就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美术馆展出。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拥有多重身份可以让我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这门艺术，受益匪浅。

Q：您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中国摄影在走向世界的时候要掌握话语权。您觉得现在中国摄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和水准走出去的人很多，我观察了两类，一类是不愿意走出去，更多的是不愿意付出精力或勇气走出去，当然客观原因有疫情影响、语言交流等等。我还是鼓励中国的艺术家大胆走出去。

Q：谈谈您作为评委的感受？

A：作为评委要有公正公平的立场，如果躲不过金钱，躲不过人情，那么立场一定会出现偏差。有两方面注意的地方，做好人：通过规则维护奖项的公平公正；做好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