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国际艺术界的热点话题主要围绕在“特纳奖”：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阵列团体”（Array Collective）成为2021年的特纳奖得主。

结果一经公布，热点话题不断，关于小组入围的讨论，关于艺术创作的边界，关于特纳奖的影响力等等。

2021特纳奖得主Array Collective（阵列团体） 图片来源：John Robertson/卫报

作为英国具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大奖，特纳奖为推动英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表彰当代英国艺术的突出贡献者而设。自1984年设立以来一直走在艺术界的前端，不断制造话题并引发争议，如今在国际艺术界具有影响力的安妮施·卡普尔、翠西·艾敏、达米安·赫斯特等都曾经是特纳奖得主。

中国艺术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首先在于本年度的特纳奖获奖和入围者均为艺术团体，与此前主要奖励艺术家个体的情况不同。同时，这些艺术团体的创作也与我们原有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样的变化并非突然出现，2015年，伦敦艺术家小组Assemble获奖，这是特纳奖首次颁发给艺术团体。Assemble由18名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组成，他们的身份也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关注都市环境下社会与市民群体多样化的发展方式，创作形式跨越艺术、建筑和设计等不同领域。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2019年，四名终选艺术家打破规则，联名向评委会表示希望将他们视为一个集体，共同领奖；2020年，奖项由于疫情被取消，奖金分给了10名艺术家；今年一份全部由艺术团体组成的入围名单更明确这一趋势。

Array Collective（阵列团体）获奖作品《The Druithaib's Ball》  展厅被改造成一个小型酒吧，顶部是横幅组成的浮动屋顶，放映的视频是关于贝尔法斯特的影像以及来自北爱尔兰国家影像机构Northern Ireland Screen的数字影像档案。摄影：David Levene

在颁奖典礼上，策展人哈马德·纳萨尔（Hammad Nasar）肯定了他们在社会参与中承担的责任：“本次入围展中的艺术家们并不满足于在画廊与博物馆传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此相反，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运用艺术的想象力构建小型乌托邦，以追求崭新的，更加平等、充满希望的未来。”

对于特纳奖所呈现出来的新现象，雅昌艺术网邀请了多位艺术工作者，谈谈他们眼里的特纳奖和当代艺术之变。

支持艺术团体 特纳奖的新趋势

雅昌艺术网：2021年12月1日，特纳奖揭晓了本届获奖者，来自北爱尔兰的艺术团体Array Collective（阵列团体）获奖，团体入围和获奖成为近3年来特纳奖被广泛热议的话题，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侯瀚如：觉悟虽然来的有点儿晚，但仍然是一个好信号。

不仅仅在英国，在世界各地这些年来都有这种自发的、草根的、民间的小型艺术团体。这也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近20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工作。

当代艺术的实验，本来就是从自发的、小型艺术团体开始的，只是随着艺术活动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这种自发的组织慢慢变成了机构、美术馆，比较大型的机构也出现了，还有市场的扩展，使艺术的生态随之发生变化。而当艺术发展至今，这些小型的独立组织是否依然还有作用？他们的作用是什么？此时将这个话题提出来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2000年前后，就做了推动独立自我组织工作，比如“运动中的城市”（1997-2000），“2002年光州双年展”（“暂停Pause”），到2005广州三年展，以及从2013起在MAXXI建立的“独立Independent”项目，等等。要真正支持艺术创作，支持艺术家的努力，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种小型组织和团体上，而并非单单花大钱去盖一些看上去互相类似的大美术馆。

2015年特纳奖得主伦敦建筑组合Assembly

此前，2015年的特纳奖也曾颁给了一个艺术小组“伦敦社会团体Assemble”，那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奖项系统地发生变化还是在近两年。

特纳奖关注到这些团体，支持和鼓励他们的艺术工作，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注意到他们的艺术工作方式，这是很重要的。他们理应受到更多鼓励。

董冰峰：2019年下半年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我们为广州影像三年展做的展览提案，主题就叫“重思集体”。当时这个题目的想法，主要还是对近年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些思考和反应。觉得艺术家和美术馆也非常必要的参与对这个现实的探讨。紧接着疫情的到来，其实是把这些问题放大和加速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很多美术馆和大型展览也在讨论关于“集体行动”“共同生活”等相似话题。这个时代状况下，大家似乎会有这种共识，艺术必须要和社会形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对话和参与的关系。

那么特纳奖最近几届也涉及到“集体”的讨论。比如艺术家的集体发声。今年的入围和获奖人也都是基于特定社会工作主题的艺术团体，涉及的议题更为广泛和多样化。我觉得关键在于：一个艺术奖项的目的是什么？艺术行业太长时间固步自封，那些由艺术家、美术馆及媒体构成的艺术界，甚至包括市场，必须要更了解和参与到现实当中，而不是強调与维护一些过时的专业门槛和狭隘的利益关系。当代艺术必须要在现实中提出更有“当代性”的问题和价值关切。

李振华：首先，团体获奖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不久之前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Raumlaborberlin也是团体得奖，还有之前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小组Raqs Media，和即将发生的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划小组Ruangrupa。我关心这一现象的广泛涌现，是否真的是去中心化的协作？以及这一选择是否创造了新的标准和风潮？再回到2019年的特纳奖，本来不是小组的四位被提名人，最终选择以小组的形式出现，并一起获得了奖项，让我更加深感艺术家选择的挑衅性和对自身处境的深省。

卢迎华：Array Collective获奖是英国艺术界直面自身艺术现实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也反映了英国在经历脱欧、疫情，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之后，迎来了通过艺术进行平权运动的时代。

程然：特纳奖是英国本土的一个艺术家奖项，以往更多的是奖励艺术家个人。今年关注到它也是因为以团体的方式入围和获奖，这是这个奖项的改变，也让我意识到当下艺术创作者，团体开始变成一种新的模式和可能性。

蒲英玮：在特纳奖结果公布后，部分争议源于奖项评选的“政治正确”性，特纳奖的评选结果也暗含了其中的政治立场，这种奖项或者是西方的机构对于少数族裔、社会介入性艺术团体，性少数群体的种种抵抗的承认，我觉得像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有斗争，也有规训，具有双重性。

同时艺术家的创作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所谓‘成熟’的艺术家身上可能都具备双重性，一方面有其突破的成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熟悉艺术的规则，并利用规则来发展。

刘亦嫄：对于团体的社会介入性艺术，围绕他们的争议大部分来自于这是否属于艺术范畴、其呈现方式和作品不值得获奖等等。从我个人而言，我是非常支持这种转向的，这也是特纳奖最近几年很明显的趋势，今年评委会的轮值主席也明确强调了支持团体创作的艺术。

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特纳奖是比较注重视觉艺术的奖项，而在视觉艺术里以小组/团体形式出现的比较少。第二，特纳奖更加重视社会介入议题的相关内容，这届最后颁奖的陈述里已经明确提出。

2021特纳奖入围艺术团体烹饪部门（Cooking Sections）摄影：Ruth Clark

Cooking Sections作品在透纳奖展览现场 摄影：Doug Peters/PA Wire

当代艺术的议题和艺术家工作方式之变

近年来，美术馆、当代艺术大型展览不约而同地探讨相似的议题：广州影像三年展提出“重思集体”主题，通过讨论集体行动反推艺术家的创作和时代的关系；上海双年展“水体”针对全人类共同经历的挑战，通过艺术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流通和交融形态；因疫情推迟一年举办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本届主题定为“我们如何共同生活”； 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谷仓”，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知识和社会、艺术作品和社会群体等关系。

能够看出整个当代艺术界都在不断思考，大时代背景下，艺术创作、美术馆、展览是否能够真正跟社会现实发生对话？艺术创作到底指向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当代艺术整套体系的问题。

考文垂赫伯特美术馆和博物馆，目前几组艺术家作品正在这里展出

当代艺术创作也呈现出相似趋势，比如本年度获奖的Array Collective，由11个人组成，2016年成立，他们的创作以表演、活动、展览等更加综合的方式来呈现，主题也围绕着女性堕胎权、社区士绅化、社会福利等问题展开，深度探讨北爱尔兰的社会问题。

这同样也是特纳奖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关于当代艺术创作方式之变。我们会发现，艺术团体的不断涌现还伴随着艺术创作者身份的跨界和艺术创作方式的改变，他们通过更加综合的行动来完成创作，他们的艺术关照社会问题，关注环境，进入社区，并和生活交融。

2019年特纳奖获奖得主，四位艺术家共同得奖

雅昌艺术网：就如本年度特纳奖入围者们，他们的关注点涉及黑人运动、酷儿团体、跨性别者、气候问题……也是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社会行动式艺术的重要关注点，这是否提示了艺术家的创作方向在发生变化？

2021特纳奖入围艺术团体Black Obsidion Sound System（B.O.S.S.）

侯瀚如：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限制，从整个社会的体系到文化、经济、政治再到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艺术发生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这促使我们对于一些原来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和做法提出问题，加以颠覆性的重新思考和改变。

由此我们意识到，近年来整个世界范围内，对草根文化、民间组织的关注度呈现出越来越高的倾向，比如2022年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团体ruangrupa，其实他们的工作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受到了实质性的重视。

其实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比如所谓的“艺术的繁荣”，很多人看到表面上大型艺术机构、市场经济的成功带来的繁荣，但是实际上，艺术真正的繁荣应该来源于艺术家作为草根力量的强大和独立独特声音的表达。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看待艺术，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尤其重要。

同时，很多艺术机构的视野和运行方式也在发生根本变化，艺术机构越来越强调机构组织的多元化，跟社会的直接结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这和过去全球化的文化消费主义模式产生了巨大区别，此时，如何衍生出既是全球又是地方的艺术创作新力量，就成为了很迫切的课题，而促进艺术和社区和公民社会的互动，是一个关键的建设性过程。

B.O.S.S的作品展出现场 摄影：David Levene

董冰峰：回望中国当代艺术40年，你会发现从80年代开始，中国艺术的群体化潮流就很重要：北方艺术群体、池社、厦门达达等等。九十年代就更多样化，不仅艺术小组很活跃，而且很多“自我组织”的艺术展览模式被创造出来：大尾象、新刻度、“后感性”等等。那么最近些年，更多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小组的工作也非常有趣和重要，思考和介入社会议题的角度更加的多元化。比如“点点宣传部”，很难以艺术的框架去解释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现实在剧烈变化，艺术必须要拿出新的思路和方法出来。当代艺术可以是一切形态。它远远没有被定义，也不需要。

那么奖项也好，现在的当代美术馆也好。也不再仅仅是从视觉艺术的框架来思考。今天的美术馆更关键的是要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可以及时传达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和公共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的视觉艺术只是一个问题的起点，它可以无限扩展开来，深入思考当下艺术和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精神意识。

李振华：我在2020年以来开始关心“黑人的命也贵”“stop Asian hate”的话题，这确实是一次很大的文化认知和社群全球化的逆转。社会参与本来就在艺术的范畴，不同的是最终这一方向是如何被艺术系统定义的。

所以，这一变革，也解释了社会认同的变化。前沿是特纳奖本身，自其出现以来就一直关注的社会争议性问题，一直是艺术领域的领航者。

卢迎华：自上世纪的不同阶段，参与式艺术就以不同的方式现身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这种艺术方式是二十世纪现代性的一个侧影，如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艺术家革命党，1930年代末在中国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而出现的艺术工厂等等。在欧洲出现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这些都是艺术参与社会的早期形态。这样的创作方式今天在英国被重新推向前台，这也反映了英国艺术界今天的一种心态。

蒲英玮：艺术内部的建制越来越完善了，之前获奖的很多艺术家成为很“精致”的职业艺术家，那么特纳奖为了保持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激进性，需要不断地扩延自身的范畴。艺术像一个“容器”般，一方面有文化内容本身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其中资本运作的扩展。

刘亦嫄：社会介入类型的艺术一直都有，只是没有受到主流的奖项、机构的关注，之前多数被归类为表演艺术，特纳奖在逐渐把它纳入视觉艺术的范畴，毕竟获奖者最后的作品是以展览的方式呈现，最后得奖小组Array Collective的视觉呈现确实是比较好的。

程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挺重要的改变，团体或者小组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个体艺术家的延伸。另一种则指向一种集体的缩影，代表一种新的趋势。我更关注的是第二种，也就是集体社群的微缩版，可能对艺术创作或者是社会结构产生一些影响。

马丁·戈雅生意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团体，社群性质的小组，聚合了一拨年轻的创作者，我们从四年前开始做，通过更加凝聚的合作状态，改变一些事情的发展走向。我们注意到，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也由艺术团体ruangrupa策展，形成了一种趋势和方向。特纳奖呈现出来的方向，对我来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认可，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儿是对的。

给中国艺术界带来的启示

雅昌艺术网：本届特纳奖所体现的艺术趋势和现象带给中国艺术界哪些启发？一个奖项的设立与评选需要从哪些方面维持它的专业度？

侯瀚如：当然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相关文章，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现实中存在的活跃力量，实际上中国这些年来也有很多非常活跃民间组织，比如广州的博尔赫斯机构、黄边站、上阳台，观察社，北京的箭厂空间、激发研究所、外交公寓等，在各个城市都有很多这种独立的艺术组织和空间存在，不是没有，而是如何去重视他们，如何把他们放到注意力的中心，这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也建议AAC建立一个支持独立艺术空间的奖项。

程然：其实对于这两年来入围特纳奖的艺术团队，有的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可能从市场和媒体的传播角度，更多的是关注艺术市场表现比较好的艺术家，但当代艺术的创作模式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

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市场和媒体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误导，会认为国外的所有艺术家都在画画，其实大家并不知道海外的艺术家有很多都在做非常前沿的作品，影响和启发更年轻的艺术家，作出更前沿的选择。

一个奖项更应该关注学术上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力，有很多艺术创作是很难被市场所关注到的，大部分支持来自奖项和非营利性基金会，艺术奖项也应该支持和鼓励这样的趋势，才能使艺术系统形成健康良性的循环。

可能在国内，我们往往看到的青年艺术家奖项，获奖和市场表现不错的都是同样的艺术方向。当然一个艺术奖项无论是由哪个主体创立，更重要的是这个艺术奖项本身的独立操作和独立思考。其实一个好的奖项需要比较严肃的去对待艺术，慎重的给出奖项。

卢迎华：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要良性发展，都要依靠有全球眼光，并着眼于本土问题的研究和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现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用全力去回答，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如何直面自己的问题，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