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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张辉:汉代坐具,走向人性的开端-中国家具史漫谈⑪

2022-05-19 16:11:42 张辉 

放眼望去,汉代床榻资料里,处处写着两个字“跪着、跪着”。典籍文献和考古发掘图像都展示,会见、宴饮、讲学、听课、侍奉,甚至驾驭马车、庖厨劳作等,都是跪坐,在床榻、席、马车、地上。

可以图示几例,四川成都青摃坡出土的画像砖《讲学图》中,师生相对而跪;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丸剑宴舞图》、《宴饮图》中的观者、饮者跪在席上;四川彭州义和征集的东汉画像砖《庖厨图》上厨师跪在地上;山东嘉祥宋山小石祠画像石《季札挂剑》(第二层)画像中,众人跪地;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专诸刺吴王僚》(第四层中间)中,专诸与吴王僚都是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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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四川成都青摃坡画像砖上的《讲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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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出土画像砖上的《丸剑宴舞图》

(四川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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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出土画像砖上的《宴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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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四川彭州义和征集画像砖上的《庖厨图》

父母与儿子也相互跪着(见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老莱子娱亲》)。国君(如吴王僚)也跪着,皇帝也跪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至夜半,文帝前席。”“汉文帝诏贾谊问鬼神事,也要跪着与贾谊交谈。”(朱大渭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仔细看看,这种跪坐却是源远流长。殷商时期,跪是人们重要的坐姿,“跪坐是殷人固有的起居习俗,并由此逐步演变成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祇(跪葬)以及日常生活中待人接客的礼节。 ”(李济《跪坐、蹲踞、箕踞》,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集1953年)商代甲骨文中的一些表现人或动作的象形文字,均如人形,表现了跪坐姿态,如母、女、兄、祝、飨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个跪坐玉人像,其中戴箍冠圆雕跪坐玉人像为上层贵族的形象,论者认为可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圆雕跪坐玉人像,注意,其脚掌立起。这些是供奉祖先、进行祭祀时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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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  殷墟妇好墓出土戴箍冠圆雕跪坐玉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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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 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圆雕跪坐人像

周代制礼作乐,保留了跪坐。李泽厚在《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说,“礼制”是通过殷商的祭祀祖先的仪式慢慢变成的,并全面规范社会生活,如服饰、食品、住房、步伐等。礼制神奇,维持周朝享国790年,而且余音漫长不绝,所谓“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但是,礼制负面作用太多,安稳对面是沉重。它阻碍、桎梏了社会的变革。跪坐礼仪的倔强,就是因为礼制太顽强。

跪坐礼仪,由殷商走过周朝后,像威力巨大的车轮,滚滚向前,贯穿春秋战国的战火纷飞、秦汉国家的大一统、魏晋南北朝大动荡,又进入大唐。如果从周代算起,到初唐,跪坐前后竞达1600年上下。时光真得停滞了吗?

盛唐依然乐此不疲,西安苏思勖墓壁画《乐舞图》中,反映盛唐时期贵族行乐生活,乐手跪在氍觎上,吹、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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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 西安苏思勖墓壁画上的《乐舞图》

下面细致说明汉代的坐姿:

一.坐姿

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一直在分辨上古时期“坐姿”名词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坐、跪、跽;二是箕踞(李永青《古人坐姿例说》《语文月刊》1997年第12期)。

(一)“坐”“跪”“跽”

“坐”“跪”“跽”是有他人在场时的三种坐姿,共同点是两膝跪地,区别是“引身”的姿势不同。

“坐”:是两膝跪地,小腿平置于地,双足在后,脚心朝外,臀部压在脚跟上。《管子.弟子职》:“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向)师,颜色毋怍。”危坐即直腰跪坐。《后汉书·向栩传》:“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言向栩恒读《老子》,跪坐长久,木地板上留下了膝盖、脚指的摩擦痕迹。裴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引自《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长期跪坐,膝盖把老木榻板都坐穿了。以上“板床”“木榻”都是指木质坐榻(床)。

应该注意,“坐”是在人与人在一起时的跪姿。但是有人独处时也如此,《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说陶侃:“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讲萧藻:“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

可见,“坐”很痛苦,很伤害,也很残酷。“殷墟花园庄54号墓的出土的墓主亚长人骨研究,其第一跗骨(脚掌骨)前部因长期采用跪姿,而烙下明显的痕迹,俗称‘跪踞面’。”(何毓灵:《亚长之谜——殷墟贵族人骨的秘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王明辉说:“历史的上跪坐习俗会对骨骼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在没有椅子的先秦两汉时期,基本以跪坐为主。一般会在髌骨(也就是膝盖骨)上产生严重增生,同时在脚趾骨的跖趾关节产生‘跪踞面现象’,也就是脚掌骨和脚趾骨长期挤压导致的接触面变形。一些个体会产生“o”型腿的骨骼变异,有点像类似日本女孩的腿型。”(《澎湃新闻》 2021年6月23日)

跪“坐”直接伤害膝盖骨、脚趾关节,其黑暗可与宋代出现的女子裹足、束胸同论。

“跪”:在“坐”基础上,臀部提起,不落在脚跟上,有尊敬之意。《战国策·魏策》“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

有人根据《说文解字》说,“跪,拜也。从足危声。去委切。”认为跪就是跪拜、跪礼,由“坐”变成俯身向下。

“跽”:长跪。长时间双膝着地,上身挺直。《史记·卷十九·范雎列传》: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怎样看待坐跪跽,若是今天冷眼人,一定触目惊心。代入的话,亲身去跪一下,会感受残忍。人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受苦受罚。它让下肢麻木,血液不畅。这与人追求身体舒适、精神愉悦之本性相杵相抵。它是赤裸裸的逆自然、逆健康的姿势,没有任何合理性,完全反人体功能、反人性。如果不虚饰地说,坐跪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历史灾难。一个槽糕的坐姿起点,形成长期的身体暴政。

有人解说,当时人穿着开裆裤,只有跪在地上,垂下外衣,才可以防制走光。以往的论者,多是平静的叙述。但是,还有人称颂它,这十分可怕。传统社会规范中的陋习陈规,是糟粕,不必以宽泛无际的“文化”说来说去,仅以人性标尺就可以立断是非。

当时,跪坐与“奴性”无关。但是,它以摧残、委屈身体为基础,很容易与“奴性”走到一起。金元明清时期,下跪成为下对上的卑贱行礼模式。

(二)箕踞、踞

历史记录中,当然有让人放松舒服的坐姿,即两脚微曲地前伸,屁股落地,当时人称其为“箕踞”“踞”,因为其形态像簸箕而得名。但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不恭敬的、没教养的、对他人不尊重的,甚至是非礼。

春秋《论语宪问》载:“原壤夷俟----以杖叩其胫。”言鲁国人原壤伸开双腿(有一种说法,箕踞是东夷人的坐法。吴大澂《夷字说》云:“东夷之民,蹲居无礼义,别其非中国人。”)而坐,等待着孔子。孔子指责他,还愤怒地抄起拐杖敲打其腿。“夷俟”就是“箕踞迎接”。

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记:孟子回家时,见到其妻子独自在家箕踞而坐,“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孟子竟然想把“无礼”的老婆“休”了。

《史记·高祖本纪》:“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言刘邦箕踞洗脚见郦生,郦生责备他失礼。

二.坐具

汉代国力强盛,物质丰富,风气“务崇华侈”,文物琳琅满目。但是,与坐姿配套的床榻形态一直平实朴素,可能与单调死板跪坐方式相关。跪坐影响影响了坐具,坐具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它也影响整个古代家具,以坐具为主轴的家具系列缺少光彩,发展缓慢。

汉代重礼制,跪坐资料四处可见,似乎突出被表现,超越其他朝代。有形资料表明,汉代床榻有几种形态:一是出土的石质、木质床榻。石质坐具为冥器,并非实用器。二是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图像资料。后者显示的多为座榻。因为图像中少有卧室主题,少有表现卧床、卧榻。独坐的榻之外,还分别有榻屏组合、榻几屏组合、榻几屏帐架组合。这些家具都是围绕着跪坐形态而建立。

从春秋开始,床榻坐卧功能合一。至清代,罗汉床仍然有坐卧两种功能。

下面观察汉代床榻的形态,大致分为座榻(桌形)、围子床、卧榻(案式)两部分。

(一)座榻(桌形)

“桌形结构”榻是指在榻盘四角下有腿足的榻。相关资料颇多,分别有四面平式、喷面式、覆斗状木台式;腿分别有外直内弯腿、直腿;座榻的高度都在20厘米上下,长度不超过人体高度。

1.四面平式

四面平是指前后左右四面的构件自上而下平直的式样。又称为“四平”。有正方形、长方形。

实例如山东嘉祥宋山小石祠西壁东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羽人图》(第一层),西王母坐在四面平榻上,直腿,有角牙。河北望都东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为典型的座榻,各为正方形独坐,四面平式,面上铺席或垫。腿外直内弯,上端有角牙,足端内勾,称为牙脚。

参考其他石质榻冥器,可知汉榻腿足截面如曲尺状,像是放大的“三角铁”截面。这不是后世所称的“挖缺作”,挖缺作是整块方木头挖去一角。

长方形榻实例有河北望都二号东汉墓出土的石榻,长 159 厘米、宽 100 厘米、高 18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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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嘉祥宋山小石祠西壁画像中的《西王母羽人图》(第一层)

《季札挂剑图》(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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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河北望都墓壁画中的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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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河北望都墓壁画中“主簿”榻

2.喷面式

喷面是指向牙板、腿子向外探伸的桌面、榻面等。

河南郸城砖券古墓中发现西汉青石坐榻,上有喷面。直腿横断面是矩尺形,腿上端有牙头。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十二字,其字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榻”字。其长87.5厘米、宽72、高19厘米。典籍载:“床三尺五曰榻。”此榻长度87.5厘米,虽然与汉尺的三尺五相合。但因为是孤例,这很可能是巧合。出土石坐具是明器,不是实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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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河南郸城西汉墓中的青石坐榻(效果图)

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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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河南郸城砖券古墓中的青石坐榻(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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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榻榻面上的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拓片)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后汉书·陈蕃传》:“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字而不名,特设置一榻,去则县(悬)之。”言陈蕃为高士特别设置一榻。可以悬挂之榻,应该是小型木榻,也说明东汉时,榻是尊贵的。

3.四平方木台式  覆斗状木台式

前面展示的四川成都青摃坡东汉画像砖《讲学图》中,讲学长者所坐是四平方木台式榻 ,没有腿足。覆斗状木台式榻主要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上,如《老莱子娱亲》、山东《专诸刺吴王僚图》,而且这种榻身后都有独扇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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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上的《老莱子娱亲图》(第三层左中)《专诸刺吴王僚图》(第四层中间)

4.合榻  连榻

汉代铺席而坐十分普及,有独席、两人坐席,三五人的合坐连席。床榻同样有此类形式。一人独坐榻之外,还有两人合榻、三五人合坐的连榻。当然独坐为尊。

江苏徐州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洛阳玻璃厂东汉壁画墓《夫妇宴饮图》中都有合榻形象,腿外直内弯。徐州汉墓出土画像石东汉图像上的榻腿上端有角牙,足端内勾状,这种形态称为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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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江苏徐州汉墓出土画像石图像上的合榻(石刻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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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洛阳玻璃厂壁画墓《夫妇宴饮图》中的合榻(摹本)

《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5.榻屏几帐组合

榻前置几,榻上周围置屏风,这是高贵人家的坐具配置,形式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墓东汉壁画、东汉山东诸城汉阳太守孙琮画像上的榻屏几组合。

更考究的,还配有帐架,如河南郑州市新密打虎亭东汉墓壁画中的榻屏几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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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墓壁画中的榻屏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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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山东诸城汉阳太守孙琮画像中的榻屏几

(选自《文物》198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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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河南郑州市新密打虎亭墓壁画中的榻屏几帐组合

(二)围子床(案式)

有围板称为床,腿收在床盘里面称为“案”。江苏仪征胥浦西汉墓出土的围子床,床板四块料拼成,背面和右侧面有低矮的围板,为围子床。长114厘米、宽90厘米、高26厘米,为坐具尺寸,也表明坐具上会使用围子。腿收在床盘板里面,上端以榫卯与床盘板结合,床与床盘连接处有方木穿带,以增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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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江苏仪征胥浦墓出土一件案式围子床

(王勤金等:《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01期)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 “宴乐图”中,有多个仕女坐在桌式围子床中。床体巨大,可以坐卧两用。《释名·卷六》:“人所坐卧曰床。”此时座卧具功能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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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宴乐图”中的围子床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06年05期 )

(三)卧榻(案式)

前面说过,当时的资料多是反映坐榻,少有表现卧床、卧榻的图像。但是有个例,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的案式卧榻,上卧一人,人头下有枕。腿高于一般榻,床腿与床盘连接处置有方木穿带。看来方木穿带在案式结构中使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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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李宗山:《中国家具史图说》第172页,湖北美术出版社 )

北京大葆台一号汉墓发现2件漆木卧床。一件长273.5厘米、宽207.5厘米。另一件长300厘米、宽220厘米,是目前发现最大尺寸的两件汉代木床。从长度看,这应该是卧床,但发掘报告中,没有披露更详细内容。

三.转变

《后汉书·郭林宗传》谈到一群人在树下避雨情景,“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三国志·简雍传》记简雍“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言简雍简傲自由,在刘备旁,也随意箕踞。可见,箕踞在日常中应该经常存在,因为它自然舒适,就是像今人放松地坐在地上。但当时在文献中,它被视为违礼害俗,起码是随意散漫。被礼仪化、神圣化的跪座,似乎没有谁可以对抗。

常言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其实,更容易从上层突破,价值体系的堡垒更是如此。“不靠谱”的皇帝往往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汉灵帝就是。他喜欢西域胡人的用品,《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这有两个含义,一是汉灵帝好胡床,京城的国戚贵族竞相使用。京城出现了健康、舒适的垂足坐曙光。域外器物经常是先被上层接受;二是在史官眼中,那些胡人器用是“服妖”,违背礼制,最终导致“其后天下大乱。”

“胡床”与今天的马扎类似,用绳索连接座面,能折叠。元代胡三省所撰《资治通鉴注》说:胡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坐在胡床上,自然两腿张开,就是被礼制深恶痛绝的“箕踞”。

最初打击了坚冰一样的跪坐,不是来自直接的箕踞,而是胡人用具,这样间接地否定跪坐,形式含蓄一些,遇到的对抗也小。魏晋时期,使用胡床屡屡见于典籍上。曹操便是爱好者。

“胡床”开始了垂足坐家具的新纪元。但这种外部文化的撞击仅仅是打进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楔子。在巨大的转型中,它仅仅扯开体系的一个裂口。

高座家具刚刚开始,前路依然漫长。价值亮点来得晚,提升又缓慢,直到唐代以后,箕踞、垂足坐用具才大为普及。

就人体而言,由席地而坐,到盘腿而坐、垂足而座,就是腿足尻腰逐部放松、解放过程。它是先民身体解放历程的缩影。着眼进化的价值,坐具发展就是人性与规训斗争过程。坐具史明确有着革命性和进步性。从汉唐,至宋明清,再至民国,家具一次次完成了阶段性革命。延展开来,一部家具史的意义,就是逐渐解放身体、顺应人性的发展史。

(责任编辑: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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