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徐悲鸿写实主义阵营里的美术家、教育家，戴泽的主题性创作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其历史题材油画主要有《胜利的行列》《廊坊大捷》《太平军打败洋枪队》《大泽乡起义》《正义的声音》和《岔沟之战》等，而最为同道称颂的，反倒不是五六十年代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的这些历史画，而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创作的现实主题的《马车》《和平签名》《小会计》和《农民小组会》等。这几幅作品的可贵并非表现了什么历史大场景，而是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在那些普通淳朴的平民形象中深蕴的一种时代变迁。这种变迁不是靠画面上的情节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而是那些淳朴的平民形象本身被画家捕捉到了一种不可重复的真实而被永久地凝固在了画面上。在艺术语言上，这些油画也属于那个独特年代生产的土油画，他对徐悲鸿先生的追随，除了践行徐的写实主义主张、师其为人师表的师道之外，更重要的是研习其油画和素描的写实表现方法，但他的这种研习毕竟和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等留欧学习油画的经历不同，他从他们学得的油画已经具有本土的某些基质，但他的这种并不完全洋派的光色处理和显得有些“笨拙”的本土性，反倒成为一种时代艺术最鲜明的标记。这是后世难以复制的一种艺术真诚。

和平签名  布面油画  1950年  龙美术馆藏

农民小组会 布面油画  1949-1950年

　　戴泽的艺术人生随着他追随的徐悲鸿写实主义道路而走向高光，却也因苏联油画在中国50年代的逐渐施教与推广，而使徐的这一来自欧洲学院写实主义路线的油画深受挤压。戴泽的艺术道路正是在这种曲折中，始终守护着自己对真实的理解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如果我们不把写实主义的绘画单纯地锁定在历史画或主题性创作，而伸向他对生活的真切见证，那么，戴泽留给我们去重新翻检，那些看似随手所记的画面就显得异常生动和珍贵了。“相信你的眼睛，画你所看到的。”这是戴泽教诲其孩子画画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或可看作他自己的绘画态度与艺术理想。“相信你的眼睛”成为他留下这么多主题性创作之外，更见生活、更见性情的作品的注释。这些作品包括他所画的艺专的先生、同学、同事、家人、百姓与他自己。这些作品的生动真切，并不是被“摆画”而画，多出于他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个真实瞬间的感触而捕捉。

中大操场  纸本水彩  1944年

　　师友、同学与同事

　　其实，戴泽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从很早就显露出来了。他于1942年考取中央大学师范艺术系，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十分艰苦，但他留下的生活速写却特别抓人。《中大操场》（1944）那近前的两株不成材却颇显风姿的树和中景虚实有变的木制蓝球架，在看似不成景的空间里，却被他以虚淡的水色凝固为校园风景。在三幅画于同一年的《沙坪坝风景》（1943）中，既有阳光下晾晒衣物的宿舍一角，也有长满小树林的菜地，还有分布在蜿蜒山路上的平房教室。这些画面虽从记录起笔，却总能抓住某些触碰人的“情调”。[1]

沙坪坝风景  纸本水彩  1943年

　　尤其是那幅画于三年级的《我在中大艺术系的座位》素描，除了追求宁方勿圆的块面分析，画面中搭着衣服的座椅、伸出抽屉外的画纸和归置在墙内架上的琴盒等，这些在当时不以为然的场景，在今天已成为弥散记忆馨香却比记忆更加真切的画面了。

我在中大艺术系的座位  纸本素描  1945年

　　戴泽很注重这种日常细节的记录，也因这日常的易逝而使这种记录的写实形成一种恒久的魅力。这正像海德格尔所言，“首先必须‘在’，才有‘在者’；绝不可能根本不‘在’，就有了‘在者’。”[2] 戴泽的这些作品其实就是对“在者”曾“在”的痕迹描绘。在艺专，他把这种写实散化于对同学、室友的记录之中。在同学之中，他与韦启美最为亲近，这不仅因他们同时被中大艺术系录取，名次拉近了他们同学的距离（韦启美第一名、戴泽第二名），而且他们同室寝食四年，甚至他们日后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还做了一辈子的同事和邻居。

1949年，标语前的戴泽与韦启美。

　　在戴泽的作品中，韦启美的形象不算少。从入学第二年开始的水彩写生肖像《韦启美像》（1943）、到勾画韦启美水彩写生时的水墨素描《韦启美像》（1943），再至1947年他们在北平艺专同寝时为其画熟睡中的《韦启美像》（1947）与素描《韦启美像》（1947），这四幅见证了韦启美学习、生活形象的作品，并不为了画肖像而绘写，而是生活中最真切的那种朴实打动了画家，使他运用水彩、素描这种最简便的绘画工具将其勾画出来。在戴泽看来，韦启美的形象之中有种不完美的美感，如瘦削的面颊，右歪的嘴唇，白里透红的肤色，打动画家的除了他们之间的同窗、同室之间的亲密友情，可能还有戴泽对那种并不完美，却充满了睿智、机灵并显露出青年艺术个性的形象的认同性。韦启美虽与戴泽同年考进中大艺术系，其干瘦的形象也显露了欠佳的体质状况，他学习中途休学一年，因而也比戴泽晚毕业一年。1946年戴泽从南京飞来北平因经济拮据，再次与韦启美同舍，画于1947年的这幅睡梦中的韦启美，正是这段经历的见证。

韦启美像  纸本水彩  1947年

　　同样，韦启美笔下的戴泽却忠厚而朴实，这便是韦画于1947年《国立北平艺专教具工作室一角》。韦启美在这幅油画中，几乎用逆光方式描绘了戴泽在教具工作室的情形。虽是教具工作室，但戴泽却端坐画架前思考，光线从窗外投来，勾勒出戴泽雕塑般的形象。此作不止印证了他们间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友情，而且显现了他们同出于徐、吴写实主义阵营对朴素写实画风追求的相近性，其用笔用色的“拙”“脏”“厚”均出自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教诲。韦启美比戴泽略小，却同时考进中大艺术系，他们从中大艺术系同窗到北平艺专同事，均受恩于徐先生的点拨与赏识。在徐悲鸿的眼中，戴泽和韦启美常被作为40年代中国有为一代画家的表率。在《1948年4月29日徐悲鸿为北平艺专等三团画展事答记者》中曾说：“应该鼓励一个青年努力，去挖掘他的天才。像戴泽、韦启美两年轻画家，便是我发掘出来的。”[3] 又在《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中说：“少年作家中，戴泽、韦启美，均在本展中大显身手。戴泽《缝工》《马车夫》，雪景及其大幅《韦启美像》，色彩丰富明朗，皆许其前程远大。”[4] 因受徐的赏识，韦启美在1947年中大艺术系毕业后即被聘至国立北平艺专绘画系任教，后曾任中央美院油画系教研室主任，其《模范饲养员》（1957）是继戴泽《农民小组会》（1950）之后又一徐派写实油画的时代经典。1994年韦启美在《美术研究》撰文《一个尊重自然的画家》，对戴泽评价说：“戴泽因他的勤奋、质朴，忠实于自然的画风而成为徐悲鸿赏识的学生之一。”[5] 韦启美去世前，这两位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至交在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最后一次相见。韦对其生有戴泽相伴相依而感慨欣慰，称其为“福将”，是他的知音。[6]

韦启美  北平国立艺专教具工作室一角  布面油画  1947年

　　除了韦启美，在戴泽绘画中还能感受到他对伴随其艺术成长的其他同窗友好那种真切的描写，如卢开祥、恽宗灜、游充常、向奉春、赵宜明和张兰龄等。水彩速写躺在床上的《卢开祥》（1946）和正在画架前写生的《卢开祥》（1949），与戴泽描写韦启美的那种细微不同，这两幅倒显得干脆利落。1946年的那幅，用笔虽简，形却抓得准狠；1949年的写生，用色虽简薄，但光色却丰蕴。卢开祥于1943年在重庆追随徐悲鸿先生，1946年考入北平艺专，1950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后，先后任职于文化部艺术局和中国美术家协会。

卢开祥  纸本水彩  1946年

　　画于1945年的水墨素描《恽宗灜像》，具有很好的透视感。画作的生动既在于抓住了恽宗灜写生时那赤裸着的圆实后背，也在于巧妙地通过镜子增加了镜像透视，而墙脚的画架及墙面悬挂的画幅又增添了更远处的透视层次。画作以淡墨统一画面，虽无色彩却无不具有色彩的调性。恽宗灜虽与戴泽同学，却应晚一届。抗战结束后，他随中大复员南京，1947年毕业于中大艺术系，后在南京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为金陵中学特级教师。

恽宗灜像  纸本素描  1945年

　　有关女性形象，戴泽也速写了她们的青春和才情。画于1948年的《赵宜明像》捕捉了那个年代知识女性特有的神采，藏青色旗袍修饰出对象苗条的身材，双手的描写成为画面人物的另一种表情。赵宜明是戴泽夫人陈碧茵的闺蜜，后来成了韦启美的妻子。这幅画作的女主角也许当时已成为韦启美的女友了，其记录的深意或许今天才能感受得到。

赵宜明像  纸本水彩  1948年

　　艺专助教张兰龄，是戴泽初到北平艺专时的邻居。1946年他至少为她画了三幅画作记写了她绘画时的状态：油画《艺专女画家张兰龄》、水墨素描《张兰龄像》和水彩画《在北海公园写生的张兰龄》。在他的笔下，张兰龄是位稍长一些女画家，有着当时西画家的范儿，穿着考究，打扮时尚。这三幅画有着三种不同的作画姿态--拿着油画调色板写生的专注、室内画国画时的优雅、站立对景写生的洒脱，油彩、水墨、水彩，戴泽在描写她这个艺专老助教时似乎试图用不同的画材来表现对象的绘画方式，而这又似乎揭示了那个时代女画家及艺专教育打通中西的艺术理念。有关张兰龄，戴泽后来回忆说：“住我对门儿的张兰龄，她单身，可能大我十来岁，在艺专当助教当了8年。我常看她画画，看她临摹齐白石，齐白石给了她很大一张画，现在可不得了。我说四川说，她老学我的四川话。我们一块儿出去写生，在北海，她在那儿画油画，我画她写生时的水彩。”[7]

在北海公园写生的张兰龄  纸本水彩  1946年

　　而戴泽初到北平从远距离写生的《吴作人的家》（1946）油画，可能已暗含着他与这座房子的某种学术关联。这幅从远处写生的古观象台后的黑屋，是水磨胡同49号后门，本是萧淑芳家的老宅，吴作人来北平后一直居住于此。这个吴作人寓所--水磨胡同49号的客厅，曾是“十张纸斋晚画会”的发起处。

吴作人的家  木板油画  1946年

李斛  戴泽像  纸本素描  1949年

　　1953年11年某日，在画家李宗津建议下，吴作人、萧淑芳夫妇将这所住宅的后院客厅，开辟为供美院教师练笔作画的场所。开办时，几乎每周四、周五的晚上，有诸多中央美院的教师相聚于此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探讨。经常参加晚画会的有吴作人、萧淑芳、艾中信、李宗津、王式廓、董希文、戴泽、李斛、冯法祀、靳之林，而艾青、韦启美、黄永玉、蒋兆和、陈晓南、吕斯百、关山月、黎冰鸿、靳尚谊等也曾不定期参加晚画会活动。

董希文  戴泽像  纸本素描  1953年

吴作人  戴泽像  纸本素描  1954年

　　“十张纸斋晚画会”一直持续到1957年。有关“十张纸斋晚画会”创办缘起，吴作人曾说：“我们都是画画的，平时忙于教学和开会，业余生活别无他求，不过就是想多抽出些时间动动笔。我们来点国画，一张不行，两张，再不行三张，每次我准备糟蹋十张纸。”吴作人的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美院教师们（以徐派班底为晚画会主要教师）以此晚会相聚习画，二是强调了来点国画。从其时语境来说，美院越来越偏向苏联素描、油画教学体系，而于此相聚的大多是徐派画家，他们在此可以获得更多的有关欧洲写实油画或素描的方法切磋，尤其是1955年“马训班”开班之后，徐派写实体系和苏派写实体系发生了某种抵牾，这个晚画会实际上也是欧派写实在此获得学术认同感的出口。“十张纸斋晚画会”言明“来点国画”，这大概也是徐派写实油画阵营在此推进中国画改良的沙龙。吴作人自己正是在此阶段实现了油画本土化和中国画实践的转型，其《齐白石像》和水墨骆驼、金鱼、熊猫等都探索于这一时期。[8]

　　1953-1957年在吴作人水墨胡同49号客厅曾举行“十张纸斋晚画会”，图为客厅一角。

　　经常参会的戴泽在此创作了大量素描、速写，甚至他的水墨人物实践都在此得到发展。1954年2月1日晚画于“十张纸晚画会”的《萧小惠像》，正是戴泽将水彩与水墨相结合的画作。画面中的吴作人继女天真可爱，水红的毛衣对孩子天真形象的刻画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而毛衣背光阴影与盆栽绿植的茎叶则体现了水墨人物画洒脱畅快的笔法。

萧小惠像  纸本水彩  1954年

　　作为徐夫人廖静文无疑是这个晚画会的特殊人物。她在此不仅可以得到徐派弟子们对她的心灵慰藉，而且她也常成为被画模特儿之一。1954年2月8日晚，戴泽画的《廖静文像》头像素描，正可看到失去夫君半载的廖静文那双清澈、端穆，却仍透着悲伤的眼神，画作和苏联契斯恰可夫全因素素描完全不同，注重提炼的勾形，略施笔触便可呈现体积；而虚实轻重的边线处理，也颇得徐悲鸿素描之神髓。

廖静文像  纸本素描  1954年

　　画于1953年11月18日的《董希文像》素描，从时间判断也应是晚画会之作，更可能是成立之初的素描。灯光下的董希文神态自若，既注重明暗中的体积处理，却不停留于苏式素描的三大面五大调子，形象尤其强化了一些结构的黑线运用。这或许表明，晚画会的教师在不断践行异于苏派的欧洲素描的抓形特征。

董希文像  纸本素描  1953年

　　而1955年在课堂上捕捉的詹建俊画写生的情景《詹建俊像》，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图像文献性。这里，一方面呈现了徐派从法国带回的简约生动的素描勾画方法，另一方面这个未来对中国油画产生极大影响的画家在课堂写生时被其辅导老师（戴泽）勾画下来的形象，不止是珍贵，更是这位敏于观察的学生（詹建俊）形象打动了老师。画面内外，似乎蕴含了丰富的意涵。

詹建俊像  纸本素描  1955年

　　学生画老师倒很正常。比如1946年，刚来北平艺专未久的戴泽，以油画描绘了课堂写生中的《艾中信像》。画面构图极为有趣，艾中信的脑袋和模特儿脑袋都塞在极窄的空间内，为加强这个空间，画面还在艾中信头像后增加了一位学生的侧面形象。绘画特有的空间趣味，在此得到了很大发挥。但老师画学生却可能超出了练笔的可能。从《艾中信像》到《詹建俊像》这之间的关系，颇能揭示戴泽“画你所见”的某种情趣或深意。

艾中信像  布面油画  1946年

　　侯一民于1946年考入北平艺专，其艺术才能使他成为1950年中央美院更名后的第一批留校教师。在经过1955年至1957年的“马训班”培养后，他于1958年始任油画系副主任。相比之下，戴泽不是苏派体系的画家，其教学地位可能时刻存在被边缘化的险境。1962年戴泽画了正在作画时意气风发的《侯一民像》，并沿用徐式古典写实油画的色彩语言，没有丝毫向苏联油画色彩靠拢的意思。这或许说明了戴泽在艺术方面的某种执著。而他画侯一民也属和画詹建俊一样，是一个不太受宠的老师来画学生，意味深长。

侯一民像  布面油画  1962年

　　戴泽的水墨头像写生也应当始于“十张纸斋晚画会”阶段。现在可见到较早的一幅，是1956年为《李铁根像》造像。此作是画在高丽纸上的，A4大小，灯光下的李铁根光影分明，鸭舌帽下的阴影遮住了他的眼睛。画幅刻意强化了灯光下的形象效果，用笔十分洗练，且墨彩厚朴。李铁根于1955年进入中央美院任油画系副教授，是第一位留学苏联列宾美院的中国学生。[9] 他1934年与徐悲鸿相识于列宁格勒，并在50年代初回国之际得到徐悲鸿襄助才辗转进入中央美院。他与徐悲鸿的缘分也促成了他与徐派教员们的亲近。1950年戴泽出访苏联期间受徐悲鸿委托曾去拜访他，[10] 这成为戴泽画这位年长油画家的缘由，且在画作上题签了“石门苦雨写铁老”。画面为何题写“石门苦雨”？根据戴泽1956年“笔记”，该年他曾到京西戒台寺山下石门营实习两月，同行教员有李宗津、李铁根、沈叔羊，同学有潘世勋、宋怀桂等。那么题签中的“石门”应指“石门营”，“苦雨”是指当日天气还是隐喻李铁根身世？

李铁根像  纸本彩墨  1956年

　　应当说，水墨写实人物画是“十张纸斋晚画会”同仁们将素描和传统水墨相结合的“中国画改良”主张的继续实践，而在这种沙龙学风中，戴泽也同时并举两种画路。现在看到的他于1957年画的《马兰村的小姑娘》、1960年画的《老艺人》和1962年画的《作画的陈碧茵》等，都可谓是他习练水墨写实人物画的作品，尤其是《作画的陈碧茵》不仅画出陈碧茵生动的专注神态，而且画作本身的艺术修养也颇见笔墨之韵。

作画的陈碧茵  纸本水彩  1962年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美术研究》2022年第1期）

　　注释：

　　[1] 韦启美曾回忆说：“黄（显之）先生在评讲我们的习作时，总是看是否有‘情调’，并不多作阐述。我们也从未想到老师为什么不讲得更多些。假如我们终于懂得了‘情调’，也只是由于不断地薰陶和领悟。‘情调’就这样地成为我们行进中的第一个路标，使我们没有走到‘匠气’的岔路上……戴泽的画，经常被黄先生肯定为‘蛮有情调’。”见韦启美《一个尊重自然的画家》，《美术研究》1982年第4期。

　　[2]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第10页。

　　[3] 徐悲鸿《1948年4月29日徐悲鸿为北平艺专等三团画展事答记者》，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30页。

　　[4] 徐悲鸿《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40页。

　　[5] 韦启美《一个尊重自然的画家》，《美术研究》1982年第4期。

　　[6] 《戴泽笔记三》中记述，家属提供。

　　[7] 有关张兰龄，《戴泽笔记三》中记述：“张先生叫张兰龄，艺专助教，来教具组借石膏像，学我说四川话。住宿舍楼，在我房的对面，我们交往同事两年（46-47）。不知她的年龄，不知她的家世，听说她在艺专做了八年助教。学齐白石的画，有齐的大幅松鹤图，未见她找过齐白石。我们一同北海写生，随学校去八达岭长城。去象鼻子坑看她的朋友，我帮她画佛油画像。她帮我补皮袍，请我们吃炸元宵。我给她画了速写像，油画像，艾中信先生说，画得好。她的隔壁是黄警顽，这是一个二层楼，全是艺专教职员，有黄养辉、王丙召、李可染、叶正昌、李贞伯、万庚育、谷俊泰、白兴仁、卢光照、徐觉、贾居仁、陈令娟。第一年她作助教，第二年她作女生管理员，48年就没聘她了。后听尚爱松说，她调到科学院嫁一专家，剖腹产了一个儿子，儿子比她先去世，她活了90岁。” 《戴泽笔记三》由家属提供。

　　[8] 吴宁《“十张纸斋”的目的及吴作人在“十张纸斋”中的艺术实践》，朱青生编《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第384页至464页。

　　[9] 晨朋《列宾美术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美术》2019年10期。

　　[10] 《戴泽笔记三》中曾记述：“在去苏联前，徐先生说，在苏联有个李铁根，他说他要回国来教书，你们去看他一下。到了列宁格勒我们去看望李铁根。那是古老的欧式建筑，进门的木质楼梯已磨损成很深的弧形。经过掠着许多洗衣的房屋过道，我们弯着腰走进了他的房间。房间宽度小于高度很多，窗外有一排大柱子直到一层。房中一张单人铁床，一把椅子，不记得有桌子。他从床下面拉出皮箱，把他的画铺在床上给我们看的是他的毕业创作，画面上是一个女人在缝衣服，窗外是外国人常画的那种中国风景，女人的衣着像清末民初的。他说是表现现在的中国。罗元桢（冯玉祥女婿）曾介绍李铁根的情况，二战结束后，他表示要学画，到列宾美术学院，工作室的教授都不要他，最后约干松说为了给中国培养人才把他收下来。四年后毕业获得艺术家称号。《戴泽笔记三》由家属提供。

　　本文作者尚辉，现任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术学院、首都师大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和澳门科大人文艺术学院等特聘教授、博导等。先后出版《颜文樑研究》《松江画派研究》《20世纪，一个民族的审美视野》《构建·尚辉美术研究与批评文集》《之间·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困扰与重建：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等专著，先后荣获首届全国青年图书奖、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一等奖、2019年度”中国好书“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