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的时候我才十八岁。我跟荣宝斋接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二十岁，那个时候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从公私合营的时候就已经跟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生了关系，荣宝斋它是辅助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个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委会里头有郑振铎、萨空了。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谈到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的问题，这个在当时来讲的话，既是一个荣宝斋的传统的老问题，也是荣宝斋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问题。到底叫什么好啊？是木版印刷？木版画？这个郑振铎提出来，如果说叫木版画好像太简单化；木版印刷，那么跟一般的木版的印刷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最后研究了很长时间，定下来的名字就是叫木版水印画。

解放前也有木版水印，但是有一些东西比较粗糙一些。怎么把它提高？就要有分板、要有刻印的技术。这方面的话，从外面找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学习，一开始就培养人才。

老先生里面，当时画家比如有许麟庐、董寿平。就是说像这样的单位里头要有一些画家，它要有了画家，它才能够提高大家的鉴赏能力、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

当年领导人物也是不错的，公私合营的时候有个叫王仁山。他作为一个老板吧，他能够那个时候把这个事业坚持下来，我觉得就不容易。那么“公”的方面是谁？侯恺。侯恺是从解放区来的，那工作也是很敬业。

现在是350周年很不容易了，那是在康熙时代，那个时候叫“松竹斋”。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叫成了“荣宝斋”。在那个国家非常危难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民族特色的木版水印的荣宝斋，也是很不容易的。

荣宝斋到解放后，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清明上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韩熙载夜宴图》……这些都是很难的。《清明上海图》就要三四千块了，它篇幅大，里头的人很小很好。

荣宝斋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财宝。既有民族特色的，又有独创性的整个我们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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