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毕业季，立志成为艺术家们的当代青年们，纷纷聚集在北上广都艺术发展较为繁荣的城市，但是何以立足？这不仅仅是当下命题，也是那些选择成为北漂、沪漂的民国书画家们要解决的问题。

雅昌艺术网专栏作者朱浩云特别撰文【民国书画家的生存之道】一文，揭秘民国书画大家的润格，以及当时举办一场画展能挣多少钱。

民国书画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平、南京、天津、重庆、广州、成都、香港等地。其中上海最为热门，原因主要是上海当时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重镇，同时有着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在国际上甚至可以与纽约、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并肩，也有着“东方巴黎”的美称。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随着海上画派的崛起，在艺术界营造了书画家只有在上海走红才能代表在全国走红的氛围，彰显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格局，故那时海派风靡大江南北，并吸引了全国各地书画家的蜂拥涌入。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自江浙两省的书画家较多。据杨逸的《海上墨林》记载，当时聚集到上海的这些人群多达600多人。正是这一大批名家的加入，给中国书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第一排左起汪慎生、陈半丁、徐燕荪、张大千、周肇祥、张善孖（右四）、于非闇（右三）、张恨水（二排左六）、胡佩衡（二排右五）、寿石工（二排右二）、王森然（二排右三）、王君异（二排左三）、李苦禅（三排右八）、及姜妙香、赵梦珠等

除了各地书画家蜂拥云集上海外，还有一些书画家背井离乡，选择北漂北平，主要是北平为历史上古都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明清两朝是距民国最近的两个朝代。

最著名的“北漂”齐白石

从沪京两地书画家的情况看，发现有一些书画家如徐悲鸿、俞明、汤定之、祁崑、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叶恭绰等先后在上海和北平两地都居住和经营过书画，但这些书画家中最多只能在一地走红，只有张善孖和张大千昆仲在沪京两地闯荡都成功，实际上张氏兄弟不止京沪两地，即便在天津、南京、重庆、成都、香港等地都很吃得开，成为民国画坛和市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令众多的书画家望尘莫及、羡慕不已。那么，民国书画家究竟靠什么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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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工资收入

民国时，纯靠自己书画作品赚钱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有一份其它的固定职业或兼职工作，其中有不少书画家就职于各地美术院校，有的担任教授或是讲师，还有的担任兼职的教授或授课老师。

以上海为例，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艺术院校主要有三所：分别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曾在这三所艺术学校任职领导和教授的书画名家如下。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乌始光、刘海粟、汪亚尘、张聿光王济远、丁悚、徐咏青、沈泊尘陈抱一、傅雷、李金发、李超士庞薰琴、张弦、江小鹣、周碧初潘玉良、滕白也、方干民、郑午昌关良、吕澂、倪贻德、贺天健朱屺瞻、陈之佛、陈盛铎、郑曼青诸闻韵、诸乐三、黄葆戉、蒋兆和唐云、马公愚等等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俞寄凡、张聿光、汪亚尘、潘伯英汪声远、吴恒勤、郑午昌、谢公展朱屺瞻、吴青霞、颜文樑、张善孖王个簃、贺天健、应野平、陆一飞李叔同、郁达夫、吴湖帆、唐云朱天梵、汪日章、关良、张充仁来楚生、王独清、倪贻德、诸乐三陈抱一、姜丹书、徐仲年等等

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

王一亭、吴东迈、黄宾虹、潘天寿王个簃、贺天健、诸乐三、汪日章曹拙巢、吕大千、贺天健、任堇叔汪仲山、商笙伯、姚虞琴、胡汀鹭吴仲熊、薛飞白、诸闻韵等等

由于当时人们对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对学校老师格外尊重，故他们都有不错的工资收入。有资料显示，民国大学教授的收入最高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二三十年代教授每月工资在300—500大洋之间，北大校长蔡元培每月工资高达600大洋，仅次于总统的收入。南京中央大学的收入仅次于北大，教授每月收入200—360大洋，三四十年代徐悲鸿、吕凤子、陈之佛、张大千、潘玉良、张书旂、吴作人、蒋兆和、谢稚柳等先后在南京和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其中徐悲鸿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时，每月工资为300大洋，这个收入在那时也是很高的。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1934年时教授每月工资为120—300大洋，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在1934年时教授每月工资为120—250大洋，两所学校的顶格收入一般为学校领导，教授总体收入低于北大和南京中央大学。尽管如此，养家糊口绝对没有问题，有资料显示，那时即便一个县长也只有四十大洋。

有趣的是，有不少书画家会在多所学校任教。如王个簃、朱屺瞻等先后在上海三所学校任教；柳子谷则在上海美专和南京美专任教，同时兼职在南京中央大学讲课；贺天健、郑午昌影响更大，他们于1929年共同发起成立了著名的“蜜蜂画社”，并应上海及外地多所美术院校之邀担任教授；陶冷月二、三十年代尽管未在上海任教，但受聘各地多所学校任教，历任长沙雅礼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暨南大学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河南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又与谢公展、吕凤子等创办南京美术专科学校。

除此之外，还有的画家在政府和企业及报社担任重要职务，不仅有一份固定收入，而且也有不错的收入。如谢稚柳曾在监察院任于右任先生的秘书一职，他属于政府公职人员。于非闇在北平担任《晨报》编辑，也是华北著名的记者。黄宾虹、吴待秋、黄葆戊，杭稚英、金梅生、胡也佛、颜文樑、金雪尘等先后就职于商务印书馆，高野侯、丁辅之、贺天健、郑午昌、沈子丞在中华书局任职，其中像高野侯、郑午昌、黄宾虹、吴待秋、沈子丞等先后担任过美术部主任，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白领和金领，每月收入基本在200大洋以上。

还有不少画家任职于外企公司，收入待遇不菲，如上海身价最高的月份牌画家胡伯翔，他曾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职，收入是同行的百倍，也是外国人的座上宾，上海青帮头领杜月笙的座上客。胡伯翔的月薪高达500大洋，当时佣人月薪仅2块大洋。而这样的高薪条件仅仅是：一年完成一幅大月份牌广告，而且只画中间人物部分，四周图案都由别人完成。据说当时英美烟草公司还为他一人特别做出规定，如特许他进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上海外滩公园，特批允许其使用洋人专用厕所，允许其乘坐洋人渡轮等。

与胡伯翔同时代的郑曼陀、杭穉英、谢之光等也曾在中外公司任职，收入也不菲，他们每幅月份牌动辄300或500大洋的价格。不过，最厉害的要数王一亭，年轻时做经营海运业务的天余号跑街，后升任该号经理。三十岁出任日清公司总代理，也是有名的洋买办，后涉足电器、金融、保险诸业，二次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跻身清末民初上海最大实业家之列。王一亭也是海上众多书画家的赞助者和贵人，当年吴昌硕能立足站稳上海，主要是靠王的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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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润格收入

润格是指书画家出售作品所列价目标准，又称润例、润约和笔单等。这是民国书画家最常见的糊口的方式。一般润格会通过报纸杂志和有关社团平台发布，有的书画家会将润格书写后挂在家中，还有的会在印刷后给南纸店与笺扇庄，像上海的朵云轩、九华堂、锦云堂、锦润堂、天宝堂等；北平琉璃厂一条街中南纸店是书画家挂笔单最为集中的地方，知名的有荣宝斋、静文斋、清秘阁、宝晋斋、同古堂、萃文阁、豹文斋等。

民国时期，笺扇庄为书画家代为收件并推销

润格一般是按平方尺来计价，这方便人们计算。几乎每个书画家都会有自己的润格，包括字写的很好的知名学者、政要。据记载，清末民初写得一手好字的郑孝胥，在书坛如日中天，名望一时无两，1908年，郑受交通银行创建人梁士诒邀请题匾，为交通银行题写“交通银行”四个字，润格四千两银子，一个字一千两，这不要说放到现在，即便在当时也是一笔天价润笔费。

这还不是最牛的，早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曾请他题写“商务印书馆”五个字的馆名，每个字润格居然开价2000两白银，商务印书馆也答应了，五个字共合计1万两白银，但是，郑孝胥却因商务印书馆提出落款注明“民国某某年”而生气，一把火将写好的墨宝付之一炬，1万两白银瞬间就化为灰烬，但郑孝胥却丝毫不在意，由此可想而知他的字有多值钱！当然，有时候他也会降低价格，比如，1915年刊印的初版《词源》两个字，他仅仅收了润笔费500两白银。康有为的名望是仅次于郑孝胥的，他的润格也很有代表性。康有为1926年所订书法润例为：

中堂，七尺者三十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楹联，四尺者十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并附有说明：但书下款，若书上款者加倍计。来文及金笺均加倍，色笺加半，限字限行，当照杂体例以字计。单宣劣纸不书。寿屏寿文，不撰不书。墨浓淡或墨渍不再写。纸破不赔。磨墨费加一。

有意思的是康的润格比较苛刻，其中明确“单宣劣纸不书。寿屏寿文，不撰不书”，从中更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文人应有的尊严。

1925年吴昌硕《润例说》

堂匾三十两，斋匾二十两，楹联三尺六两、四尺八两、五尺十两、六尺十四两。横、直幅三尺十八两、四尺三十两、五尺四十两。屏条三尺八两、四尺十二两、五尺十六两。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点景加半，金笺加半。篆与行书润例：刻印每字四两，题诗、跋每件三十两，磨墨费每件四钱。（每两作大洋一元四角）

有专家以当时的银两换算成大洋，1两银子折合1.4元大洋，1922年时，吴昌硕一幅4尺作品要价30两，也就是42元大洋。横向对比当时的物价水平，吴昌硕一幅4尺作品，约值756斤上等大米。难怪连鲁迅都说，吴昌硕作画润格贵。

1929年齐白石润例

当然，吴的高润格配得上海派的地位和影响，另据统计，吴昌硕为了提携后辈，曾为85位书画家订立过润格，其中两度为王一亭制订，最后一位是为月份牌大家胡伯翔制订，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为齐白石制订的润格。齐白石1917年初到北平，在琉璃厂挂单价格很低，画一幅扇面才两元，还不好卖，而当时丰子恺一幅扇面也要三元。1921年秋天，齐来到上海，欲拜吴昌硕为师，吴婉言相拒，但却为齐白石书写了《齐白石润格》：

齐山人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擅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过八尺另议，屏条视整减半，山水加倍，工致画另议，册页每件六元，纨折扇同，手卷面议，吴昌硕。

应该讲，那时齐白石尚未成名，当然也无法在市场上与吴分庭抗礼，早前甚至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吴老缶一日不死，齐木匠就不敢南下而卖画”。说明在吴昌硕活着的时候，齐白石不敢到上海卖画。

黄宾虹自订润例

1931年朱复戡《静戡润例》

吴湖帆的润格是：立幅3尺90元，4尺160元，5尺250元，6尺360元。屏条3尺80元，4尺120元，5尺160元，6尺200元。册页每页24元，折扇32元。

吴待秋同一年的润格是：堂幅3尺72元、4尺108元、5尺132元、6尺168元。册页每页30元、扇面28元。

吴子深成名稍晚于“三吴一冯”中的其他三人，1930年吴还未来上海，1934年他的润格是：堂幅3尺80元、4尺140元、5尺200元、6尺300元。

冯超然同一年的润格是：堂幅3尺80元、4尺100元、5尺140元、6尺240元。折扇30元。人物同例，仕女加倍。

从“三吴一冯”润格看，吴湖帆最高，其次冯超然，再次是吴待秋和吴子深。

1944年陈少梅润例

与此同时，在北平润格最高的大多是皇室家族成员，价格最高的当推溥心畬。据台静农《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讲述：“溥心畬先生的画首次在北平展出时，极为轰动，凡爱好此道者，皆为之欢喜赞叹。”特别指出的是：“他的润笔在北平琉璃厂肆固然是居第一位。” 上世纪30年代初，溥儒就订下如下润格：

堂幅六尺120元，五尺80元，四尺60元，三尺40元，三尺以下30元，屏幅减半，以四尺为一堂，单条照常幅例，册页每方尺20元，手卷每方尺20元，成扇每面10元，细画题诗加倍，先润后墨。

溥心畬先生

令北平其他画家难以企及。其次是陈半丁、萧谦中、齐白石、周肇祥等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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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画展收入

书画家一般都是靠润格获取主要收入，如康有为、吴湖帆、冯超然、齐白石、张石园、吴青霞、郑慕康、冯文凤等，其中冯超然一生都没有举办过画展。不过也有不少书画家屡屡通过画展获取丰厚的收入，如林风眠、陈半丁、溥心畬、于非闇、郑午昌、陶冷月、柳子谷、周愚山等。

柳子谷先生

像柳子谷属于民国办展比较多的画家，其第一次是在1934年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画展，一时盛况空前，海内社会贤达名士纷至沓来，各大媒体也是接二连三报道。冯玉祥、于右任、何香凝、蔡元培、陈树人、经亨颐、柳亚子等人纷纷在柳先生的画作上题诗作赋，远在上海的好友张大千、高剑父、梅兰芳等艺术界的大腕专程也赶来祝贺，全部展品不到5天便被订购告罄。

1935年上海教育、社会两局联合举办柳子谷第二次个人画展，各界名士20余人联名在上海报纸刊登《柳子谷先生国画展览会启事》。展出作品300余件，与第一次一样好评如潮，大获成功。四十年代后，柳子谷又在各地多次举办了个人画展。由于柳子谷在画界声望极高，所以党、政、军、商的上层人士及柳子谷好友都会亲临祝贺捧场，且作品销路十分好，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大洋。据陈大羽等老画家回忆，四十年代中后期，柳子谷的画价在南京可谓傲视群雄，售价之高已与画坛盟主张大千不相上下。1948年李宗仁得知柳子谷的作品多年来在党、政、军、艺、商的上层人士中颇有知名度，竞相收藏，得之为快，便及时亲临展览会，订购了非卖品以外的全部展品，用以答谢支持他竞选副总统的国大代表，由此可看出柳子谷当时有多红。

不过，最值得一提的当推张善孖、张大千昆仲，他们在20年代也有润格，其中张大千20年代属于起步阶段，他1926年首份润列很低，几乎为吴昌硕1922年润例的十分之一，连他哥哥张善孖润例的一半都不到。但是三十年代后张氏兄弟润格几乎不起作用了，他们犹如脱了缰绳的一匹野马，在市场上狂奔。这一时期张氏兄弟办展之多、售价之高，销路之好，恐其他画家难以比肩。

1939年张善孖在美国办展为祖国抗战募捐活动（其中美国华人社会最大社团“安良工商会”当时出资国币壹万元购藏《虎踞龙盘》作品，张善孖遂以其太太名义，将募款悉数捐赠内政部赈济委员会，环宇轰动。

张善孖最成功的要数1939年在访法、美期间为抗战募捐办展卖画，法国总统伦白朗称他是“东方近代艺术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设“专宴”招待他。在法和美期间共举办100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20余万美元（其中个人义卖画虎就得款10多万美元），全部寄回国内支援抗战，要知道20余万美元在当时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向张善孖颁布了民国时期最高规格的褒奖令。而美国纽约佛恩大学特赠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华盛顿黑人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等校也纷纷聘请他担任名誉教授。可惜，1940年9月张善孖回国后因劳累过度而过早离开人世，终年59岁。

张善孖去世后，他的弟弟张大千开始独自闯荡中外市场，这当中办展卖画是他的强项，也是大千一生最重要的一条赚钱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画家中南北市场通吃的恐怕只有张大千。其中最为轰动的卖画展是1946年、1947年、1948年三次在上海的画展，他的画少则每幅以两（黄金）计，多则每幅以条（黄金）计。尽管价格昂贵，但销路很好，无论是在北平、天津、南京，还是在上海、重庆、成都，只要举办画展，作品每每告罄，有的甚至被复订多起，其中张大千与女弟子叶名佩合作的《子猷观竹图》（大千画人物，叶名佩画竹）曾在1947年上海画展上被复订27起，可见大千画作受欢迎的程度。

而1948年5月8日至11日大千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内举行为期四天的“张大千近作展”，当时上海众多媒体都有报道，共展出九九件作品，作品绝大多数为工笔重彩，辉煌夺目。每天参观者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订购的红纸条贴上了“满堂红”，有些画还被复订三至五起，盛况空前。红极一时的名画家吴湖帆也当场选定了三大幅，后又请别人代订了几幅。展览会上有人为画展所得试作估计，认为约可等价于市上的黄金达一百几十条之多（高达约一千几百两），这一奇迹在那时实为前所未有，也难怪有人称“大千是一台印钞机。”最让惊叹的是，今年在苏富比3.75亿港元成交的《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和即将在嘉德闪亮登场的《拟周文矩戏婴图》两件作品，就是张大千1948年上海画展中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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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收徒授课收入

民国很多知名书画家都会广收门徒，据《美术年鉴》记载，赵叔孺的二弩精舍，张大千的大风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郑午昌的鹿胎仙馆，吴野洲的小瓶花馆，江寒汀的荻舫画社，李健的鹤庐，张充仁的充仁画室等门徒人数众多，洋洋大观。北平的金城、陈师曾、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于非闇、萧俊贤、徐燕荪、吴镜汀等也各有一批数量不等的弟子，其中金城麾下惠柘湖、陈东湖、刘饮湖、李枕湖、陈梅湖、李五湖、张湛湖、赵明湖、李晴湖、陈升湖等有琉璃厂“十大湖”之称，说明当时金城这些弟子已很有市场和影响。

1941年2月8日摄，梅景书屋师生合影。中坐者为吴湖帆，左起依次为：沈思明、朱梅邨、俞子才、陆抑非、徐玥、王季迁、赵公绂、徐邦达、陆沁范、潘志云、叶藜青、张守成、黄秋甸

民国时齐白石与弟子合影

徐燕荪的弟子也可观，不少颇具实力。如刘凌沧、吴光宇、王叔晖、王凤年、任率英、黄均、金协中、卜孝怀、李天成、潘絜兹等都是功力深厚，身怀绝技。齐白石弟子人数最多，阵容庞大，其中以李苦禅、王雪涛、李可染、娄师白、陈大羽最有名。民国画坛一般拜名师有很多规矩，比如要有人引荐推荐、送拜师礼等等，如上海的谢之光，他在民国身价很高，影响很大，连影后胡蝶都曾做过谢之光月份牌画中的模特儿。那时，谢之光一张广告画价值是500大洋，他的兄弟姐妹全靠他供养。他开设画室，招收学生，学生一次性交学费要500大洋，拜师时还要办酒席，让众多海上画家羡慕不已。

陆小曼是拜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据说，拜师时，贺天健为了防止陆小曼偷懒，师生还约法三章:一、老师上门，杂事丢开；二、专心学画，学要所成；三、每月五十大洋，中途不得辍学。就这样，小曼卧薪尝胆，一心绘画十年后，终于在1941年于上海大新公司（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楼上，举办了一个饶有意味的个人画展。

1948年大风堂部分门人在上海合影，居中者为张大千(左六)

应该讲，拜师方面张大千特别讲究，像曹大铁1936年拜张善孖、张大千时，是经陈迦庵引荐、吴湖帆作保的。同时要三叩九拜，要送上拜师礼，还要摆上几桌酒席。另据大风堂早期门生，有章姐之称的章述亭回忆，她在昆明拜的师，那时二老师善子先生也在。因为章的夫君吴肖园先生是银行家，任昆明中南银行经理（胜利后回上海任上海交通银行副理），家境富裕，她献的封仪是银元两封（中国尺寸，银元厚一分，一百元满一市尺，重七钱三分，每封一百元），燕窝席两桌。大风堂还规定进门不论先后一律以师兄相称，以示平等、相互尊重。不过，张大千对送拜师礼会视弟子的家境情况区别对待，比如早年何海霞就曾用借岳父的钱送上100大洋作为拜师礼，后张大千又还给了何海霞。

从张大千的经历看，张大千收徒授课的收入并不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润格、兼职大学授课也是如此。他主要赚钱渠道是不断地在各地开画展卖画，而画展作品定的价格远远高于润格标准，这才使得张大千养得起一大家几十口人，包括雇佣管家、厨师、裱画师等，据家人回忆，张大千在重庆时还同时聘了三个国内顶级的御用裱画师，其中裱画师周龙昌每月最初工资是200大洋，后涨至300大洋。

张大千先生和御厨陈建民先生合影

此外，张大千时常要应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还要接济有困难的好友，若是在市场上遇到心仪的古代名迹，他往往动辄数两黄金予以收购，并成为了那时古字画最大的买家之一。同样画家柳子谷也是，三四十年代他先后举办了10多次的画展，让他收益不菲，据他家人透露，那时他家除了管家和佣人外，甚至还有几名保镖，这在那时画界也是极其罕见的。

以上笔者仅是从四个方面列举了民国书画家收入来源的渠道，实际上还有不少，比如吴子深、周愚山，他们都是书画家，也是沪上名中医，那时他们一边开设诊所，一边挂笔单、开画展卖画，吴子深还以巨资创建苏州美专，自任校董及教授；周愚山则与父亲周钟麟一起经营着沪上著名的“求古斋书画碑帖局”，两人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耽误，至于收入自然也是非常可观。

同样，北平的金城弟子胡佩衡也是如此，他既挂笔单卖画，又开画展卖画，还历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评议，先后在北平师范、私立华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艺专等多所学校任教，主办过“中国山水画函授学社”，又在北京琉璃厂创办豹文斋书画店。胡非常欣赏齐白石，1928年出版的第一本《齐白石画册》就是胡佩衡编辑的，可以说，胡佩衡的艺术生涯多姿多彩。而那些单靠书画润格养家吃饭的书画家，他们生活的压力无疑要大得多，有的甚至步履维艰，像闯荡北平的王梦白卖画卖到穷困落寞，又苦于疾病缠身，47岁就离开人世，比王更惨的要数一生靠润格卖画的蒲华，死得时候都没钱安葬，最后还是好友吴昌硕出手解决。所以，民国书画家生存之道还是值得后人细细品味的。

文中图片来自拍卖图录及网络

2022年6月20日写于上海五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