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西夏，金庸迷会想到那里是梦姑的故乡，盗墓小说迷不会忘记西夏黑水城是鹧鸪哨的伤心地，还有让“铁三角”不惜为之涉险的西夏金书。都有巍巍贺兰山，还有广袤沙漠戈壁。这些充满了想象的文学演绎，为原本就很迷的西夏再添了几分神秘。

6月30日，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长沙博物馆、宁夏博物馆承办的“贺兰山下——西夏文物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的西夏文物展品共146件，其中包括一级文物24件，全面反映了西夏文化、经济、佛教、建筑等方面的成就，从不同侧面、立体、生动展示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西夏。

风雨西夏

西夏(1038—1227)是隋唐以来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作为中国后三国时期一个重要的角色，西夏在群雄割据之时挣得一份立足之地。

西夏最终败在了成吉思汗的铁骑之下。

1226年11月，64岁的成吉思汗带领大军第六次进军西夏国都中兴府，又一次遭遇西夏人的顽强抵抗，双方陷入僵持长达半年。1227年6月，西夏人遇上了天灾，中兴府发生大地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城中爆发瘟疫，本就缺乏粮草的西夏人战力急剧下降，他们再一次宣布投降。

在前五次的战争中，西夏也是这样做的：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投降，等到国力恢复，再次向蒙古宣战。凭着这股顽强和滑头，西夏与蒙古、南宋和大金这些强邻周旋多年。

这次西夏没能得到起复的机会。在等待西夏献城投降的日子里，成吉思汗病逝。蒙古军秘不发丧，在西夏末主李睍带领百官投降之时，尽屠皇室，一举荡平中兴府。自此，189年的西夏正式灭亡，西夏陵也惨遭毒手。

元朝建立后主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而独独没有为西夏修史，仅在前面三史中各立了《夏国传》或《党项传》。数百年来，西夏汉文史料匮乏。世人对其历史更是知之甚少。有明代安塞王朱秩炅《古冢谣》为证：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700多年之后，西夏文物遭遇了第二场浩劫。

1908年至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去而复返的挖掘，几乎掏空了黑水城。黑水城是西夏鼎盛时期在丝路上的重要城市。黑水城有中国存世最早的唐卡、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还有极为难得的木雕印版。据统计，被盗掘的文物编号多达6000余个，包含大量的西夏典籍、佛经，还有一本完整木刻板《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西夏文字典，是中国最早的双语双解袖珍字典，现藏于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谈起这段历史很是感慨：“由于缺乏丰富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形成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研究却在国外的局面。可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专家们的不懈努力，西夏学的主动权已经逐渐回到了中国。”

李进增介绍，我国目前发现和收藏的西夏文物主要集中在内蒙、甘肃和宁夏三个省份，总数不足万件。

“西夏文物较少的原因有三：西夏灭亡之后，典章文物被蒙古破坏严重，真正传承有序的文物尚未发现；元朝建立以后没有为西夏单独作传，我们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很多文献方面的缺失，还需要今后在考古工作中继续深入研究；西夏文物分布范围较广，全国各地都会有一些零星收藏，目前的统计也只是大概率，并不十分确切。”

此次展览是西夏文物在湖南首次展出，此展览分为“择地腾芳”、“塞上江南”、“梵音袅袅”、“东方金字塔”四个部分，从不同侧面生动揭示西夏神秘而灿烂的文化。

贺兰山下

走进序厅，迎接人们到来的是两尊个头不大却来头不小的铜造像。左为鎏金拾得铜造像，右肩斜挎结绳串联的五个葫芦，左腰胯下挂锦囊，左手执笤帚，赤足免冠，蓬头憨笑；右为鎏金寒山铜造像，左肩斜挎结绳串联的五个葫芦，右腰胯下挂一锦囊，双手各置左右，手中无物。面容幽默而诙谐，神态自若。这两件铜造像同时于1986年从宁夏银川市新华街窖藏出土。

寒山是唐代的诗僧，苏州城外寒山寺即因他居住而得名，在佛教禅宗史、中国文学史上皆有一席之地。拾得与寒山称为道友，生平充满传奇色彩。寒山与拾得、丰干合称“天台三圣”。清雍正十一年（1733）正式敕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

展厅的第一件展品是一件瓷蒺藜。蒺藜是用来对付骑兵的绊马器，表面皆是尖刺，有孔，内有中空可填充火药和导火索，可以当做地雷使用。尽管西夏在形式上必须向宋、辽称臣纳贡，实际上曾一度成为西北的一大军事强国，“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南宋范仲淹曾在西北地区主持军务、抵抗西夏，写下了“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豪情，最后却落脚于“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西夏文首领印

武力开国，文以天下。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制。西夏文字共有6000余字，用于政府公文的同时还被用来翻译经典著作，不仅使西夏在民族语言文字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对西夏文化教育的兴盛、佛教的传播、印刷业的进步都有很大的影响。仁宗时期，为了方便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西夏编造了《番汉合时掌中珠》。

本次展览展出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拓片）、西夏文寿陵残碑、灵芝颂汉文残碑、木雕印版等文物，配合展陈中的西夏文和汉字对应比较，可以感受两种文字的同种同源。

西夏陵区9座陵共有碑亭遗址16座，曾屡遭洗劫，所得残碑极破碎，多为三五字，一二十字者十分少见。7号陵西碑亭遗址所出土的残碑，均为阴刻西夏文，有楷、篆两种字体。碑文楷书，结构饱满、匀称，书写工整。西夏文寿陵残碑由五块残碑粘接而成，共11行44字，是拼合后可读文字最多的一块。通过对残碑的考释研究，在7号陵残碑中发现西夏文篆书寿陵志文，后确定其为仁宗仁孝寿陵，这对其他陵主的研究，具有坐标意义。

西夏建立以后，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文学艺术一改以前那种简朴、纯厚的风格，出现了许多类同汉族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史籍记载西夏崇宗李乾顺亲自作有《灵芝颂》一首，中书令仁忠等作诗相和，但其全文已不见记载。西夏陵区发现的“灵芝颂汉文残碑”是这一史料的重要见证。

虽然西夏只存在了190年，但河北保定《石经幢》的发现，却证实了西夏文字延续使用了400多年，到明中期才最终消亡，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 直到清代著名学者张澍（shù）于嘉庆九年（1804）发现了封存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因入选《国宝档案》被更多人知晓，是最早发现、也是最重要的西夏文物之一，此次展出了拓本两件。

该碑立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5)，为双字碑，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文，每面约一千八百多字，内容略同，是崇宗修饰宝塔和庙宇的纪功碑，涉及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等，内容十分丰富，为研究西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相比之下，西夏文字的方块形状和构字原理和汉字是基本一致的，区别在于笔画搭配不同。它和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文字，多采用会意合成法。相较于汉字，它笔画繁多。

从本次展览中也可以看到昔日西夏人的一些生活细节。

党项族有“尚白”的习俗，他们以白为美、认为白色是万世兴隆之根本，因而西夏瓷器也多以白釉瓷为贵。尽管如此，西夏白釉瓷中纯白色的不多，仍多呈灰白色或牙黄色。

党项人奉行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立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从星罗棋布的佛塔寺庙，到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榆林窟和黑水城遗址，西夏的建筑、石窟、雕塑、绘画等精美的佛教艺术品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虔诚信仰。

这件彩绘泥塑佛头像独自拥有一个专门的展陈空间。贺兰县宏佛塔天宫中曾出土六尊西夏泥塑佛头残像，造型完好者仅两尊。此尊佛像头顶为螺髻，中间有一白色肉瘤，下眼睑上有黑色泪痕，系高温下眼珠釉料化滴流出所致。面部表情平淡、冷静，半闭双眼流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态，恬静而庄重，具有犍陀罗造像艺术的古朴风格，其面相富有唐代造像遗风。

展览以独立的一个单元展示了西夏陵。西夏陵位于贺兰山中段。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就在贺兰山下为自己修建陵墓，并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陵墓也迁移至此。在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9座陵墓布列有序，271座陪葬墓星罗棋布，是中国境内现存同时期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完整的陵墓之一。2001年在西夏陵区所发现的迦陵频伽，又名“妙音鸟”，相传它刚出壳的时候便能唱出美妙动听的歌声，歌声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引导人心向善、向佛。

展览中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文物，包括从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构件推测所在建筑的宏大，在剔刻釉瓷器等展品中找寻西夏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以及在西夏荔枝纹金牌饰、小铜牛、西夏竹雕等展品中看见西夏社会手工业水平的发展…作为长沙博物馆中华文明特展系列之一，这个展览为方兴未艾的西夏学交流打开了一扇文明之窗，便于人们关注西夏、了解西夏、研究西夏。

李进增表示，从展览可以看到，西夏继承和学习唐、宋文化，有选择地接受、有目的地改造，仿照儒家文化、官制设置等中原王朝的制度，有效推进自身社会发展，同时坚持游牧民族自身文化传统，保留独特的建筑形制、金属锻造、瓷器烧造技艺以及佛教艺术、绘画、书法、雕塑艺术等，表现出善于学习、传承有序、精于创造的多元复合特征，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

本次展览免费开放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至2022年8月21日（逢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观展需提前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网上预约，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全程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后入馆。长沙博物馆还精心准备了专家讲座、主题沙龙、青少年专场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