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宝斋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老一代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陈毅、王震、薄一波、宋任穷、谷牧、方毅等，亲自对荣宝斋作指示，或予以具体的帮助；江泽民、李鹏、乔石、荣毅仁等同志曾为荣宝斋题词；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主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刘云山同志，亲临现场，对荣宝斋如何适应新形势，把事业做强做大，作出具体指示。毫不夸张地说，荣宝斋始终是在党和国家阳光的沐浴下，受到保护，得到发展、壮大的。特别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周恩来总理对荣宝斋的保护。

荣宝斋在十年浩劫中遭遇厄运，差点儿被当作“四旧”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是敬爱的周总理力挽狂澜，才得以幸免。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荣宝斋被当时的“军宣队”列入了“撤销单位”​的名单。曾经风风光光、影响很大的荣宝斋王府井门市部被砍掉了，那里的工作人员、房子、货物、设备，一概交给北京市二商局处理。琉璃厂荣宝斋本部的一部分干部和工人，也被送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去锻炼。这时的荣宝斋，实际上处于被判死刑、等待执行的状态。

在这命运攸关、千钧一发之际，是敬爱的周总理站出来说荣宝斋对国家是有用的，不能撤销！

1971年4月12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当有关负责人汇报到荣宝斋书画装裱、金石篆刻、木版水印等业务时，总理说：裱毛主席的字是成绩，也是一套本事，还有别的好的字画也可以裱；用石头刻图章，是废物利用；木版水印，大搞不必，如有销路，为什么不搞？荣宝斋对国家是有用的。（总理这段话，是原“出版口”工作人员方厚枢同志为撰写《周恩来总理“文革”时期对出版工作的关怀》一文，从当时国务院出版口所记的会议记录抄下来的，有方厚枢给笔者的信为证。——笔者注）

荣宝斋原副经理王士之同志的笔记上，还有这样一段记录：总理在中央文艺戏剧口大会上讲话提到荣宝斋时说：木版水印是中国的传统技艺，要继承发扬；装裱精修历代、现代书画，是一项特有技术，要保留，为社会服务；经营古今书画业务，多年来给国内外人士留有很好的影响，要继续经营好，为国内外服务。总理这段讲话，具体日期已弄不清了，但与1971年4月12日的讲话意思是一致的：荣宝斋对国家有用，要保留，不能撤销。

据王士之同志回忆，出版工作座谈会之前，荣宝斋按当时上级领导的指示，准备将全斋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八十送“干校”锻炼，百分之二十留守。总理指示以后，将这个比例倒过来，只百分之二十下去，百分之八十留下坚持工作。荣宝斋的牌匾“文革”中被取消了，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一门市部”代之。总理讲话后，重新挂起了“荣宝斋”这块牌匾。

出版工作座谈会之前，周总理曾派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同志来荣宝斋调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当时的荣宝斋负责人王士之同志向他作了汇报。（笔者曾与庆彤同志通电话，证实了此事。——笔者注）总理对荣宝斋在发展传统的木版水印艺术、团结书画家、繁荣书画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十分了解，荣宝斋的继续存在，对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所以保护荣宝斋的态度那么鲜明，那么坚决。总理的指示挽救了荣宝斋，再次保护了这块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品牌。

总理一直关心荣宝斋。他曾将荣宝斋印制的木版水印画《簪花仕女图》当国礼赠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缅甸总理吴努。总理的一对图章，是郭沫若推荐荣宝斋的篆刻家徐之谦刻的。《簪花仕女图》的印制者之一、荣宝斋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于1956年4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接见时，总理照名单念到田永庆的名字时说：你是荣宝斋的，好，你们的工作有成绩，我要到荣宝斋去看看。

据知情者称，总理说过，毛主席对荣宝斋为他印制的给外国元首的贺年片很满意。总理曾几次要到荣宝斋来看看，都因为工作忙，没能来得了。

后来有一天，荣宝斋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总理要来看望大家。全斋上下一片欢腾，个个喜气洋洋，迎接总理来视察。大家从白天等到晚上，天黑了，生产车间和营业大厅灯火通明。经理侯恺在店堂里等候，一直到晚上九点，也未等到。侯恺以为总理实在太忙了，可能又抽不开身不来了，于是下令大家回家。大家走完，他也回家歇息了。

不料，次日上午一上班，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告诉侯恺：昨晚总理去你们那里，见大门已关闭，估计大家都回家了，所以没有让我们叫门，便回来了。侯恺一下子懵了！他恨自己为什么不让大家多等一会儿，为什么不打个电话问一下，而主观估计总理来不了，错过了一次聆听总理教诲的机会，他后悔极了，难过极了。这也成了侯恺一生最大的憾事。

总理好不容易在百忙中拨冗到荣宝斋看看，却吃了“闭门羹”，未能如愿，但仍把荣宝斋挂在心上。1964年春节，荣宝斋举办画展，给总理寄去了请柬。总理没有时间来参观，便用毛笔在请柬的背面写了一首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们不妨猜测一下总理当时的心情：或许看到这张请柬，联想起多年来要去荣宝斋的心愿未能实现，未免有些许的惆怅。现在荣宝斋办画展，又因事不能去看，未免产生些许的歉意，于是借书写毛主席的词作，聊以排遣心中些微的郁闷；或许因看到这张请柬，想起荣宝斋的书画，勾起作书的兴致，信手挥洒，略抒情怀。总之，总理在荣宝斋的请柬上书写毛主席词一事，应理解为总理的荣宝斋情结。

后来，总理的秘书将这张凝聚总理对荣宝斋的感情的请柬送给荣宝斋副总经理米景扬，米景扬又转赠荣宝斋。现在，这张请柬被嵌在两片有机玻璃之中，装在一个锦盒里，成为荣宝斋珍贵的藏品。

20世纪60年代，荣宝斋用木版水印技艺复制总理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还曾受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委托，复制总理为“中国电影金鸡奖”题词“闻鸡起舞”，送给“金鸡奖”获得者和有关人员。这两件复制品的样本也被荣宝斋珍藏着。

荣宝斋人每当见到总理的这些墨宝，便感念总理的恩泽。

（选自郑茂达《百年荣宝斋记忆》，荣宝斋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