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古诗选：咏大禹并略谈《山海经》

四观文化 

  按：廖彬宇先生作此诗于2004年，由著名画家巩永孝绘制《九鼎万象》诗意图并书，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中天而立集》。

甲申岁咏大禹七律

龙马腾凌出大荒，遨游四宇著天章。

一言定鼎轻山海，几过家门忘女郎。

绩奠九州兴绝世，统承二帝首三王。

陶钧万国敷文命，华夏从兹享祚长。

      张红星教授注：

      腾凌：亦作“腾陵”，腾跃之义。《尉缭子‧兵谈》：“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唐颜真卿《赠裴将军》诗：“战马若龙虎，腾凌何壮哉！” 唐钱起《巨鱼纵大壑》诗：“巨鱼纵大壑，遂性似乘时，奋跃风生鬣，腾凌浪鼓鳍。”

      大荒：《山海经》篇名。指荒远的地方、边远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 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文选‧左思＜吴都赋＞》：“出乎大荒之中，行乎东极之外。” 刘逵注：“大荒，谓海外也。”

      四宇：天下、四方。汉枚乘《七发》：“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 汉王粲《荆州文学记》：“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

      天章：犹天文，指分布在天空的日月星辰等。引申为天书，也指帝王的诗文著述。南朝徐陵《丹阳上庸路碑》：“御纸风飞，天章海溢。” 唐岑参《送颜平原》诗：“天章降三光，圣泽该九州。”

      女郎：指年轻女子。《南齐书‧文学传‧贾渊》： “ 孝武 世，青州人发古冢，铭云‘ 青州世子，东海女郎’。” 此处分别指爱妻（女）和爱子（郎）。

       绩：功绩。

       奠：奠定、奠基。

       绝世：冠绝人世。《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唐钱起《送邬三落第还乡》诗：“郢客文章绝世稀，常嗟时命与心违。”

       统承：即继承大统。《三国志‧蜀志‧后主张后传》：“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奉郊庙社稷。” 《资治通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于是宣太后令，废帝为东海王 ，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 昱统承皇极。”

      二帝：尧舜。

      首三王：三王为夏之禹、商之汤、周之文王。禹居三王之首。

      陶钧：比喻治国的大道。《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 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以其能制器为大小，比之于天。” 司马贞 索隐引张晏曰：“陶，冶；钧，范也。作器，下所转者名钧。”

      敷：施予；施行。《孔子家语‧致思》：“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 唐 皮日休《原弈》：“ 尧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 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后有苗格焉。”

      文命：一语双关。本为大禹之名，典出《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 又指文德教命。《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孔传：“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 明 张居正《恭述祖德》诗：“武功既燀赫，文命迺丕釐。”

       从兹：犹从此。唐杜甫《为农》诗：“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享祚：犹享国。指帝王在位的年数或国家、民族存在的年数。《列子‧杨朱》： “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 ，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赵力能先生评：

      彬宇先生自幼喜读上古三大奇书，分别为天书《易经》，作者伏羲；人书《黄帝内经》，作者黄帝；地书《山海经》，作者大禹。彬宇先生说，这三部著作，极为经典且极其神奇，按常理揆度，一般人都不敢置信，尤其《山海经》，连大名鼎鼎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如是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彬宇先生自幼探究这三部上古奇书，认为大众对《易经》和《黄帝内经》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尊重，但对《山海经》的研究却远远不够，他少年时代便相信有朝一日历史会证明山海经不仅是神奇神秘的，同时也会是神圣而伟大的。

      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将《易经》思想结合《山海经》进行思考，提出了很多上古神话或者只是为了方便人们进行口耳相传去传说、流传的寓言而已。

      例如他对《山海经》中提到的“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等神话传说就提出了新的思考，他认为这是华夏上古先民对天文历法产生的一种寓言化的表述方式。《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右手拿着青蛇，左手拿着黄蛇。夸父和太阳赛跑，最终在路上渴死了）彬宇先生说，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夸父两手分持两蛇，追逐太阳的影子，直至死去。这是否有无一种可能，夸父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他手中的蛇，是被寓言化了，应该是一种计量工具，测量太阳的影长，进而进行天文历法的演算。夸父毕生都在天文测算的事业中不懈追求，是中华民族天文历法的追梦人。不然，不可能传颂一位伟大的人物“愚蠢”而无休止地去追逐太阳，也不值得代代相传，记诵这位先民。而文献中把他描写为“巨人”，也是寓言式表达，想要表达夸父这位先民是一位伟大（巨大）的人。

      又如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这是《山海经》中关于“后羿射日”的传说，彬宇先生说，日在历法中代表天干，十日即为十天干。《尚书·尧典》中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表达了尧命羲和观测天象，并向人民颁布历法，从而指导农事。《山海经》中记载“尧命后羿”，《尚书》中记载“尧命羲和”，说明尧帝重视天文历法。后羿之时，十日并出，代表历法混乱，后羿持箭射日，或许就是使之为一、拔除混乱，定于一则的含义。后羿之“弓箭”，与夸父之蛇或许都是对天文测量工具的比喻。

      幸而，彬宇先生少年时代的这种猜想，在近年来广汉三星堆文明的出土，得到了一定的参考与印证。

譬如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神秘的青铜神鸟树，经过复原后，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干高384厘米，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这棵树共有三层，每层站一只鸟，三三得九，加上树的顶端缺失的部分，就是十只鸟。再加上两个下垂的果枝，枝桠有12条。很显然，青铜神鸟树就是传说中的“扶桑”。在《山海经》传说中，扶桑树是太阳栖息的地方，而青铜神鸟树上的火轮就代表太阳。那么这十只鸟代表什么呢？代表乌鸦，古人有“金乌负日”的传说，认为太阳中间是乌鸦。实际上，这个金乌就是太阳黑子。《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汤谷是日出之地，这里有扶桑，扶桑树上有10个太阳，其中一个太阳生活在上枝，9个生活在下枝。他们轮流飞到天空中，不断给人间带来光明。同时12个下垂的枝桠，简称12枝；10个负日的金乌鸟，称为十日。这就形成了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历法符号。枝干，都是树木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人为了省便，就写成了干支。

      这棵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高384厘米，彬宇先生认为也非巧合。青铜神树分三层，对应了《易经》的三才，两个三才卦重合而成一个六爻卦，八个六爻卦互相变化形成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六爻组成，64×️6=384。

      三星堆青铜神树，似乎在表达上古象数思想的高度文明。

      彬宇先生在他早年撰写并于26岁出版的《干支哲学》中写了关于干支的起源的思考，他在《干支哲学》中写到，《吕氏春秋·尊师》:“黄帝师 大挠 。”高诱注:“（黄帝命）大挠作甲子。”也就是说，在黄帝时代就创造了“甲子”，也即天干地支。

      而古蜀王蚕丛则是黄帝后裔，史书记载黄帝之子昌意与蜀山氏女子结合生颛顼，颛顼将自己后代的一支封为蜀王（古蜀历经夏商周在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直到汉代一部分蜀王子孙还自称是黄帝后裔）。古蜀王蚕丛在四川教民养蚕，而黄帝正妃嫘祖也是发明了养蚕。《史记·三代世表》禇少孙补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

      在《华阳国志》等文献中记载：“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段话的意思是，蜀王蚕丛的长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其目纵”，即眼球明显向外凸出，就像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很多学者根据这段记载，认为三星堆纵目面具的原型就是蚕丛。蚕丛的形象是“纵目”，即眼睛竖着向外长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史记》中记载大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大禹一说生于四川，创作了《山海经》，而于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明，又印证了《山海经》中的部分形象。

      由此彬宇先生提出了大胆的猜想，古蜀王蚕丛一来为了纪念黄帝创造了天干地支，二来也是为了在古蜀国运用干支历法发展农业，所以铸造了青铜神树。而大禹与古蜀王蚕丛同为黄帝之后，在大禹著作的《山海经》中，自然也出现了“扶桑树”的记载。

      《⼭海经·海内经》：“西南⿊⽔之閒，有都⼴之野，后稷葬焉。”杨慎《⼭海经补注》云：“⿊⽔⼴都，今之成都也。”

      《山海经》中记载了三种树木，一是建树，二是扶桑树，三是若树。对建树的形容大概就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

       而彬宇先生提出，中国古人的思想中认为，运用天干地支等历法手段，可以窥探天机，这其实便是沟通“天地人神”。换言之，天文历法是能够“通神”的，按《黄帝阴符经》的说法就是：“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也只有精通了天文历法，精通八卦甲子，也才能够有所“建树”。

       彬宇先生说，西方人一直以来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妄图凌驾全人类之上，也妄想推翻、摧垮中华文明以维护他的霸权。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他们说中国的人种不行，然后文化不行，历史不行，什么都不行。最后，再来一套西方文明中心论，说文化的起源，在某个中心时代，这个中心时代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所谓西方那边出了个亚里士多德，中国这边出了老子、孔子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立场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起源跟西方的起源拉平，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至少我欧洲的文化起源跟你是一样的。因为否定中华文化历史的悠久太困难了，但是我给你制造一个文化假象，让你以为你中国的文化起源跟我欧洲是一样的，是容易让中国人认同和接受的。

      但近年来三星堆文明的出土，给西方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哪有什么轴心时代，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华民族每一个都是世界的中心时代。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央视访谈时发表公开言论说：“原来都认为山海经是一部神话传说的书，但是这些形象当中有一部分可以在三星堆当中得到体现，这就让我们意识到，《山海经》起码不是杜撰出来的。应该是当时流传的人们在信仰体系当中的思想，当然可能被神化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对《山海经》进行研究和认识。”

      彬宇先生提出，中华文明为什么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延续不断不曾断绝的文明？这其中他认为主要有几大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华文明由伏羲画卦开启。八卦源于阴阳，由阴阳产生二进制原理、辩证法关系、因果逻辑等等。从始至终重视道统，所谓“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包含了规律。换言之，中华文明极为重视信仰规律（信道）学习规律（学道）、掌握规律（证道）、运用规律（得道）。由此产生了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天人合一等哲学命题，不尚征伐、侵略。

      阴阳源于太极，太极是一统的理念，《廖彬宇先生太极图说》根据太极图提出了“只有用一统的理念，才能实现统一的追求”这一命题。中华民族素来崇尚大一统而反对分裂。

      第二，独特的地理优势。中国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中间有着广袤的大平原，这种地理环境，让华夏大地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其次，山与海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地抵御外侵，而即便是有外敌入侵，逐渐强大的主体民族，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人口以及文明优势，也能够将他们渐渐同化。

      第三，由于八卦的产生，产生了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开始观测天文，并创造历法，用历法指导农业发展，休生养息，几千年来，不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农富庶天下。中华文明是上古所有文明中最为重视天文历法并发展出极高天文历法水平的文明，所以其他文明都消亡后而中华文明屹立千万年而不倒。

      第四，中华民族上古圣人，每一位都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伏羲画卦，大道至简，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黄帝创造了中医，养护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神农遍尝百草，创造了中药，并制茶不断以提升中华儿女的免疫力；尧设天文历法及农耕，使民安居乐业；舜以人格立至孝，使人尊老爱幼、明礼知孝，社会和谐；禹除水患，使人掌握天人合一之法，趋利避害；商汤革命，使人懂得顺天休命，反抗暴政，使政治日趋完善；周文王父子几代人，集中华文化大成，大兴礼乐，几千年来中华儿女，无不荫受古圣之福，可谓恩泽万代。

      也正因此，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不断，绵绵不绝。

      彬宇先生同时进一步提出大胆猜想：

      大禹治水，曾命伯益派队分赴天下各地考察，记录天下所有动植物及世界各地情况。归来后汇集而成天下方舆万物总图，将图配以文字说明，遂成《山海经》。此经，既有经典、常道、准则之义；又指大禹各个考察团经历各地、行走天下，跋涉山海之义。

      伯益原本是禹的父亲鲧的同僚，但在鲧治水时伯益广涉山川未归，因而鲧不能博采天下山川走势，治水之法不完善，因治水无功被降罪。其子大禹子承父业继续治水，此时伯益已将天下态势完全记录下来，作为大禹治水的重要参考与指导，并让大禹治水患大获成功。大禹乃知天下有大九州，华夏只为九州中一州内之一国，于是仿造大九州而作小九州。大九州即全世界，小九州即为中华。小九州小于大九州，故名“亚洲”，也正是从大禹时代，有了“胸怀天下”的格局与实践，即亚洲当家；大禹建国，号曰“夏”，使全世界皆为夏之子民，统称“夏娃”，国人则称“华夏儿女”。合称“亚当·夏娃”，即天下由“亚洲的夏娃当家”（一笑）。

      大胆猜想，小心求证。

      这个说法其实源自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的记载：“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汉书·地理志》也记载：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得华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

      伯益在尧帝时期就是水官，和大禹的父亲鲧算是同事，舜帝继位，伯益不仅帮助大禹治水，还担任舜的“虞官”，可见伯益是尧舜禹时期掌管农林水利的最高官员，虞、夏之际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伯益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推举为大禹的继承人，主政三年后又让位给大禹的儿子启。

      《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所以古有伯益行天下，后有郑和下西洋。

      伯益回来后，大禹命将各队人马所记录的天下万物地理情状汇集，分刻于九鼎之上，并昭告天下，世人应当知道，这个天下地图博物总志不是天方夜谭，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真切真实考察得来，看似光怪陆离，但却真实不虚。以九鼎为证。

      这也正是成语“一言九鼎”的来源。

     《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九鼎虽然“沦没”了，但《山海经》却流传下来了。

      明代大学士杨慎说，“九鼎既成，以观万国”，意思是，九鼎是让人们看到天下无数的国家的“镜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时阴阳家代表人物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战国时期，驺衍就知道整个地球有多大、多广。

      他认为，在中国之外，像是赤县神州的地方共有九个。这才是所谓的九州了。在这里都有小海环绕着，人和禽兽不能与其他州相通，像是一个独立的区域，这才算是一州。像这样的州共有九个，更有大海环在它的外面，那就到了天地的边际了。也即上文提到的“大九州”概念。

      清代的吴任臣、毕沅、孙星衍和郝懿行等，他们在 《山海经》注释本的各种序跋中，基本上也否认 《山海经》的 “语怪”性，大多强调了其 “质明有信”、强调其 “非语怪” “未尝言怪”。不过，他们的否认，是把其中的内容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来解释的。如吴任臣 《山海经广注序》，就有这种开阔的地理学视野，他说：

      “抑闻之九州之外，复有九州，斯经所具，特亚细亚一隅耳。若乃纪葱岭之西，夸印度之北，占西海孔雀之星，侈南极大浪之异。抵掌而谭，纵横四表，则瑰奇吊诡，将更有超于耳目寻常之际者。余则有志未遑矣。”

      宫玉海认为：“夏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曾经直接覆盖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北部的广大空间；其内涵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也是无与伦比的。”“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有四十大发明，四百大发明，并是所有宗教、理念的源头”。（《<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

      而神奇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大融合，《山海经》的故事逐渐走出国门，为世界其他国家带去了同样的震撼。

      或许是我们局限于中国的界限，没有深刻理解《山海经》的真正意义。如果放眼世界去研究《山海经》，我们也许会发现另一番景象。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女博士亨利埃特·默茨上世纪50年代在图书馆查找文献时，无意间翻到了维宁的《山海经》译本，也由此，让她踏上了一条探寻东西方，去伪求真的有趣之旅。根据她的踏勘结果，《山海经·东山经》中记载的四条山脉，极有可能就在北美洲：

      第一列山脉，起自今美国怀俄明州，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

      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

      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航行，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所列第三条山脉相符。

      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除了这四条山脉外，默茨博士还找到了其他很多类似的证据，比如《大荒东经》中记载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她通过对比，认为这条大壑指的就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又比如后羿射日的传说，与墨西哥奇瓦瓦州流传的“十日浴于扶桑汤谷”极度相似。

      比如，在丹麦达尔宾德的一处教堂里，一个“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壁画形象，与《海外西经》中关于战神刑天的描述不谋而合。而在欧洲的不少地区，也都出现过类似的生物绘画。此外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大西洋里常见的飞鱼等，都能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记载。

      1953年，默茨向世界宣告：“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这一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著名宣言，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

      她说，《山海经·东山经》中具体地形容了美洲大陆中西部地区的四条山脉，分别是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和海岸山脉，上面具体记录的山峰、河流、植物、动物，基本上完全吻合。

      在这之后发布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知名论题。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长期以来这也是个争执比较多的话题。

      默茨博士的研究，不仅仅是颠覆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路和广阔的领域。中国学者们也用一个个新的证据表明，《山海经》不是简单的中国古代人文地理文献，而是一部横跨整个世界的全球风物地理志。

      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也许正如默茨博士所说，智慧的中国先祖，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周游世界，继而将一路所见作文记载成册，代代相传。

      因此，对于《山海经》，学术界的评价很高，认为只要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它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志，又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学价值；在宗教学的研究中，它被视为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提供依据；无论在科学还是文学等诸多领域，《山海经》都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

      彬宇先生曾据《易经》思想，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中提出后世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现象和作用理论，没有跳出中国先秦典籍《周易》“天地人”三才的范畴，天地人同时也分别代表了真善美；后世西方哲学提出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实际上就是中国先秦儒家提出的大人、君子与小人；后世西方哲学提出的辩证法、量子纠缠现象、因果论、二进制原理等，都没有跳出中国先秦典籍《周易》提出的阴阳学说。廖彬宇先生曾在“读懂中国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说，提出《周易》中最核心的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包含着大智慧，道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换言之，道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阴阳却可以揭示这个规律，那么道是规律，阴阳就是基本原理。后世西方哲学提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实是先秦典籍《易经》中提出的“大观”“中观”与“下观”，这三者相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终极奥义即“天下观”，彬宇先生说，一旦建立起天下观，就能观天下，就可以实现《大学》的“平天下”。他2014年以《周易》四观为基点，结合领袖的和谐四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观两论，创办四观书院，弘扬四观精神，提出了“以四观精神开启四知智慧，成就四为人生”的理论。四观书院，正是彬宇先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而他更是在2017年撰写、2018年出版的《大成之道》一书中收录并发表了洋洋五万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理论文章。

      彬宇先生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中提出了天下观，并解释了天下观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与实践的总括，天下观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

      同时，彬宇先生也说：

      中国的《易经》是“天下观”的智慧源头；《道德经》是“天下观”的注解；《黄帝内经》是“天下观”的人体运用；《尚书》是“天下观”的政治发挥；《诗经》是“天下观”的美育和情操培育；《周礼》是“天下观”的制度呈现；《春秋》是“天下观”的是非评判依据；还有一部神奇卓异的奇书《山海经》，是“天下观”的世界实证。

      当然，彬宇先生强调，猜想也毕竟是猜想。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是中华古圣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却是永恒而不可磨灭的。

      西汉晚期刘向和刘歆父子相继担任校阅图书的职务，刘歆向哀帝进呈《山海经》的奏章，成了这部书的序文。《山海经》成书的目的，按照刘歆的说法是当初大禹为了治水，因而要考察山川河流，实质就是一个资源调查报告。不光是为了治理洪水，也是未来治理“天下”的需要。恰如每个朝代建立伊始，都要为前朝修史一样。《山海经》这个资源报告，同样地起到了历史记载的作用。《五藏山经》记载的是黄帝到尧、舜、禹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山川河流以及风土人情等。而《海外经》则记录了少数民族及异域的情况，以道听途说为多，因而显得离奇。《海内经》的很多内容，可能来自于《海外经》和《五藏山经》，条目上多有重合甚至冲突之处。就概念而论，“海内”即指中原，而《大荒经》中的大荒，甚至比海外还远。

　    《山海经》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无法按常理解释的怪兽、怪人、怪事。对于《山海经》成书的经过，一般认为先有《山海图》，再由后人据图注解，所谓《山海经》。不料《山海图》后来失传，留下了《山海经》，后人据经补图，也就讹传为今日所见的各种形象。就怪物而言，可能确有其物，也可能是图腾、祭祀形象、民族服装，甚至是象形文字本身。《山海经》这份关于“天下”的资源报告，图文并茂更为可能。黄帝时期有仓颉造字，说明文字已经出现。结合一般的地理图，在山川河流至上绘有当地代表性的出产，注有简单的解释，该是《山海图》最早的形式。

　　这种珍贵的图样，应该是多页的，会被小心地珍藏起来，有重要的管理乃至军事作用。待流传出来，这些能完全解释这些图的著作者已经湮没于历史洪流之中。而后来的注解者，只能根据离散的知识，乃至流传下的神话加以注解，以致成为混乱的研究局面。

       现在文字学、神话、历史、生物学、地理学、水文学等各种工具和资料的完备，又为《山海经》的当代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其他古代资料的出世，其他民族文化的获得，也可以为《山海经》之佐证。这对于古人是不可想象的。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文明的出土，有大量的贝壳钱币被挖掘发现，已证明中华上古先民的疆域已通达太平洋与大西洋。而令人惊奇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如果将之放在阳光下，会投影出一个甲骨文的“夏”字。夏王朝恰恰是由大禹所开创的。三星堆文明与《山海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到底三星堆文明与夏王朝是怎样的关系呢？需要历史进一步的证明。

（图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与“夏”字甲骨文）

      彬宇先生指出，历代注释《山海经》的大家，都是当时的聪明才绝之士，其研究的功底和毅力不是现代人能比得上的。他们所匮乏的只是资料的欠缺，而不是本身的推理能力。对原有的结论都只能是姑且存疑，不可断然否认。

      所以彬宇先生提出，在上古的时代，中华祖先是否周游过世界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没有过也不重要，老子在道德经里有句名言：“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也许，这也正是《山海经》留给世人的启发。

    （作者：廖彬宇先生，著名文化学者，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