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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2022春拍丨洁净恣肆 多所自得——姚鼐《行书兰亭序卷》

2022-07-08 09:15:35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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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2-1815)行书兰亭序卷

1806年作  手卷 水墨纸本

画心:27×93cm. 题跋:27×20cm.

估价:RMB 300,000-500,000

说明:

1.据题签“幼樗珍秘”可知,本作曾经方廷瑚收藏。方廷瑚,字铁珊,号幼樗,浙江石门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官平谷知县。有《幼樗吟稿》。

2.台静农题跋。台静农(1903-1990),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霍邱县人。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

3.据台静农题跋,本作为蒋穀孙旧藏。蒋穀孙(1902-1973)名祖诒,字谷孙,浙江湖州人。其父蒋汝藻(1877-1954),字孟萍,为浙江有影响的实业家,并为藏书世家,以密韵楼名世。蒋穀孙本人居上海期间,以精鉴碑帖、版本、书画闻名。1940年代末携家藏渡台,曾任台湾大学教授,著有《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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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台静农题跋

姚鼐,字姬传,又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学者称惜抱先生。清代文学家,桐城派“三祖”之一。乾隆十五年(1750),其20岁时,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33岁时,中进士。中进士之前,与朱孝纯和王文治相交,朱孝纯在泰安做太守时,姚鼐曾赴泰安,由朱氏陪同上泰山,写下千古名篇《登泰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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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2-1815)

王文治更是姚鼐在诗文和书画方面的至交,终生诗词相和不断。姚鼐自33岁中进士,授庶吉士,散馆后分兵部主事,改刑部郎中,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姚鼐借病辞去刑部广东司郎中及《四库全书》纂修官。在其后的40余年里,姚鼐先后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教书育人,宣扬儒家思想,倡导古文作法。姚鼐一生著作丰富,著有《惜抱轩文集》《九经说》等多部,辑成《古文辞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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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梅花书院(图片源自网络)

姚鼐以宋代儒家之学为治学根本,但无门户之见,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汉、宋兼取,在古文创作和理论上集大成,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同时他还是一位书法大家,其行书一直为世人所重。清初至嘉庆、道光以前,帖学占主导地位,康熙朝风靡董其昌,乾隆朝独崇赵孟。乾隆初年帖学书风的再变,客观上引导了帖学书法由单一地追随某一家趋向全面地学习晋、唐、宋、元各家。尤其是明代盛行的刻帖,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高潮,清代帖学书法渐趋鼎盛,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姚鼐、翁方纲、钱沣、永藜、铁保、张问陶等一批影响当时和后世的帖学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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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姚鼐书法以帖学为宗,并推崇董其昌, 20余岁的姚鼐在京城又相识王文治,并一见如故,过从甚密。而王氏亦极重董其昌,曾言:书之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无人焉。大环境的影响使得姚鼐书风由董其昌而上追唐人。其姚鼐行书手札自始至终保持着《阁帖》中“二王”的面貌,这反映出姚鼐书法走的是一条以王字为核心的正统帖学之路。他由近人而摹董其昌,由董氏而寻唐,再由唐人上追“二王”。晚年以草书创作为主,取王献之之势而运董其昌之法。学书之人,终归有一个“兰亭”情结,王羲之《兰亭序》是书家必临之作,本作姚鼐于1806年所临《行书兰亭序卷》以己意书写,始终有二王、董其昌一脉气息流走,气息贯通,用笔利索,牵丝引带清晰流畅,笔笔分明。正如他所创造的气清辞洁的桐城之文,没有繁缛陈式,削尽华丽外衣。“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态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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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姚鼐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并不少见,但多数以立轴、册页为多,手卷较少。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有14件,即行书12件,草书2件;形式以立轴为主,有11件。另外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桐城市博物馆也有较多收藏。姚鼐书作明确纪年的有:故宫博物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作《行书水经注轴》,嘉庆十一年(1806)作《行书杂录唐宋明诗》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乾隆四十七年(1782)《草书自作诗轴》,上海文物商店乾隆五十年(1785)《为梦楼行书自作诗轴》;桐城市博物馆藏嘉庆元年(1796)《临李北海缙云三帖册》;安庆图书馆嘉庆十七年(1812)作《行书录敬敷书院怀友旧作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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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行书水经注轴》故宫博物藏

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国朝书品”中,分书法为“神、妙、能、逸、佳”五等九级,列姚鼐行草书为妙品下,其上仅邓石如、刘墉二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分别列出了帖学和碑学的代表书家,虽然他这本书的精神是颂扬碑学改造书法之道,但就两派的代表书家,他并未简单地给予褒贬。文曰: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沙孟海高度评价了包世臣对姚鼐的评述,他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说道:“他(姚鼐)是个著名的古文家,他不专以书法为名,可是他的书法并不比他的古文差,他的书名被文名掩煞了。包世臣《国朝书品》把他的行草书列在妙品下是很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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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姚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散文流派——“桐城派”创始人之一,在研经、读史、著书、作文之余浸迷翰墨,并能达到“洁净恣肆,以尖笔作方阔字,多所自得”的境界,此不单单是过人的才智和超凡的笔墨技巧所能及的。唯其恬淡的心性、饱学的胸襟造就了他超然物外的艺术创造力。姚鼐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在于以他的现象证明书法作为艺术不是“小技”,而是熔书者身心、道德、学养于一炉的综合艺术。尤其是道德文章之气,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终成有清一代帖学代表书家。

(责任编辑: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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