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博考古长足发展，蓬勃葳蕤。

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开拓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领域，设立专门机构，开一时风气之先。

国博参与开展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在巩固做好传统优势考古项目的基础上，逐渐向西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展了新疆乌什吐尔、玉孜干遗址的考古工作。

恰逢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划“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在国博N9展厅7月2日起对公众展出。

展览按时间线索分为四个部分:初期草创、筚路蓝缕、与时俱进、时代新章。全方位展示国博考古的发展历程，时间跨度大，展品数量丰富。用240余件考古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国博考古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呈现国博考古从陆、海、空不同维度立体式找寻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的努力及成果。

展出文物例如江苏省泗洪县韩井遗址出土的距今8500-8000年的炭化稻；山西垣曲商城出土的研究商代前期礼仪制度的青铜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反映秦国早期礼乐制度的秦子鎛；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目前考古仅见的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作器——子车戈；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出土的东西方文化合璧例证——蓝釉杯；钜鹿宋城出土的宋代青白瓷瓜棱式执壶；“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碗礁一号”等沉船出水的外销瓷器；迄今所见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骆驼——金远洞巨副驼的骨架等等。

炭化稻

植物

顺山集文化一期（约公元前6500-前6200年）

2014-2016年江苏省泗洪县韩井遗址出土

江苏省泗洪县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供图）

韩井遗址出土部分水稻谷粒的时代为距今8500-8000年，是顺山集文化水稻栽培与利用的直接证据，反映了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水稻驯化实践，为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韩井水稻的野生与驯化形态还共存于小穗轴与植硅体记录中，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栽培与驯化过程有所区别，很可能暗示了稻作农业化过程中淮河模式的存在。

石

长1.3、宽2厘米。

兴隆遗址三期遗存（约公元前5550-前5050年）

2018年河北省康保县兴隆遗址出土

该组串饰发现于3号墓（M3）西侧个体头部，由约30件单体玉饰组成。单体玉饰多为扁长方体，少量为圆柱体。扁方体玉饰侧面均以两孔横穿以便彼此连缀，穿孔直径1-2毫米，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3号墓的三个墓主均在头部配戴了此种串饰，该墓的发现丰富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居室葬的内容与形式，为探讨早期玉石器手工业生产技术、先民的审美需求与精神活动提供了珍贵资料。

鼎

青铜

口径18、高19.2厘米。

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4世纪）

1985-1986年山西省垣曲商城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作为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青铜鼎是身份等级乃至国家权力的象征。商代前期的青铜鼎数量尚少，仅见于大型中心聚落之中。此件青铜鼎丰富了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资料，同时表明了垣曲商城的重要地位。与该铜鼎一同出土的还有青铜斝、爵等，共同构成了“食器”与“酒器”的组合，成为研究商代前期礼仪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铜炼渣

铜

大小不一，大者直径约5厘米。

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4世纪）

2018-2021年山西省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垣曲工作站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夏商冶铜工匠将铜矿砂与木炭同时加入泥质的冶铜炉中，通过高温氧化还原反应将铜与其他元素分离开来。待炉温下降后，毁炉取铜，丢弃残碎的炉壁及炼渣。科学分析铜炼渣中的成分，可以了解当时的生产工艺、具体产品等信息，成为进一步研究早期冶铜技术的可靠依据。

磬

石

长24、倨孔径0.8、左股博残长5.8、右股博残长3.5、底残长19.5、厚2.5厘米。

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4世纪）

2018-2021年山西省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垣曲工作站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磬多为石或玉制成，用木槌敲打奏乐。多用于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商代石磬多见于中心都邑的大型墓葬中，在宫殿、祭祀区也有发现，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等级。西吴壁遗址商时期聚落面积约70万平方米，是晋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商代遗址。此件石磬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该遗址具有较高等级，是一处区域中心聚落，统辖、管理着区域内其他矿冶遗址。

青铜

舞长径29.4、短径23.7、铣距37.2、鼓间距31.3、体高48.5、通高66厘米。

春秋早期·秦

2006年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

甘肃省礼县甘肃秦文化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陪葬乐器坑中出土钟镈一套13件，是迄今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秦子器。其中最大一件镈的鼓部有铭文26字：“秦子作宝龢/钟……”，故称之为秦子镈。此器规格较高，且铭文中带有“秦子”，是推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资料。此套钟镈系考古发掘出土，其置放位置等信息与掩埋时十分接近，为研究春秋早期秦国礼乐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子车戈

青铜

通长19.7、援长11.5、阑长11.3、内长9、宽3.3厘米。

春秋·秦穆公

2014-2017年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秦子车氏有三良，其中奄息是“百夫之特”，仲行是“百夫之防”，鍼虎是“百夫之御”，皆为贤臣，从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立下汗马功劳。穆公死后，子车三良殉葬。《诗·秦风·黄鸟》云：“……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便是秦人哀悼“三良”之语。此戈有铭文十四字：“秦公乍（作）子车用（严）武（灵）戮畏不廷”。“秦公”即秦穆公，为春秋五霸之一。考古发掘出土的穆公作器目前仅此一件。

蓝釉杯

陶

口径5.6~5.8、底径3.8、高10厘米。

战国晚期

2006-2014年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出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通体为亮蓝色，器身中下部和足部饰多周紫色联珠纹。此类纹饰源自西亚、埃及早期玻璃器皿上的装饰母题。杯子表面的蓝色和紫色即一般所谓的“汉蓝”和“汉紫”，非自然色，而是我国东周及两汉时期人工颜料合成色。此类颜色广泛应用于陶器、壁画、珠饰等表面，如秦始皇兵马俑之所见。马家塬的这件汉蓝、汉紫釉陶杯形制和纹饰母题应该来自西方，颜料则为本土制作，生动的展示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图景，是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

玉人（男性）

玉

长12.3，宽2.4，厚0.4厘米。

战国至西汉时期

2018年陕西省宝鸡市吴山遗址出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此类玉人多为长方形片状，线刻出五官及服饰，主要以头部特征区分性别，主要发现于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遗址，如甘肃礼县鸾亭山、陕西宝鸡吴山等地，是研究秦汉祭祀活动的重要物证。有学者认为这类玉人是祭祀活动中的巫师，职责是引导侯神。此件玉人为一成年男子造型，头顶右侧束偏髻，长方脸，阴刻五官，中部刻画菱形纹博带，背面中部阴刻菱形纹博带，表面残留朱砂。

锸

铁

边长13.1，宽6.2厘米。

战国至西汉时期

2018年陕西省宝鸡市吴山遗址出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铁锸即臿。据《释名》记载，臿是插地起土的农具，相传为神农氏所做。早期的臿为木质或骨质，秦汉为铁质。此件铁臿整体为直口一字形，长方形銎口，锈蚀严重。其作为祭品出现在祭祀坑中具有特殊的含义，表明该遗址祭祀的对象与农业相关。炎帝号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神，由此可以判断吴山遗址为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

骨卜具

骨

长7.2、宽0.6厘米。

魏晋（公元220-420年）

2019-2021年新疆乌什吐尔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疆库车工作站暂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以往多认为这类器物是在博戏中使用的一种博具。但根据新疆出土的骰子占卜文书推断，此类器物应是占卜用具。这类四面骰卜起源于印度，原本具有浓厚的婆罗门信仰色彩。这种占卜方法后传入西域，又经新疆传入西藏东北部。这件骨卜具出土于新疆库车乌什吐尔遗址，是魏晋时期多元文化交汇于龟兹地区的生动见证。

青白瓷瓜棱式执壶

瓷

高23.2、底径8.7厘米 。

北宋（公元960-1127年）

1921年河北省钜鹿故城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直口长颈，瓜棱式椭圆形腹，肩部一侧置短流，另一侧置曲柄。胎质细白，釉面莹润，釉色白中泛青，每瓣瓜棱间饰刻划纹，在颈肩拼接处、腹中部拼接处也随形刻划数道线纹。这件执壶造型端庄大方，制作精细规整，当为景德镇窑产品。

委角弧边方形镜

青铜

直径18.8、厚0.6厘米

北宋（公元960-1127年）

1921年河北省钜鹿故城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铜镜是宋代百姓生活中常见的生活用品。委角方形镜出现于唐代，宋代较为流行，是宋镜在形制方面灵活多样的例证之一，素面镜也是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种镜式。这件铜镜出土于北宋大观二年被黄河水患淹没的钜鹿古城，是宋代平民阶层社会形态的珍贵物证。

金远洞巨副驼骨架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80万年）

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巨副驼是副驼属的属型种，是唯一属种均以中国材料为模式的骆驼。百余年来，巨副驼零星发现于旧大陆北部，北美也有报道。金普金远洞发现至少45件巨副驼化石，最小个体数5，是该种最丰富的遗存。我馆学者主持了巨副驼研究，复原出该种全球唯一骨架，头高超3米，体型约1.5倍于双峰驼，大于北美几类大型骆驼，为迄今所见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骆驼。

初期草创（1921——1949）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同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派裘善元等人前往河北钜鹿（今河北省巨鹿县）发掘宋代古城，开我国历史考古风气之先。此后数年，又相继在河南信阳、湖北枝江开展古代墓葬发掘，前往京、冀、晋、蒙、豫、鲁、新等地开展文物调查等工作。

筚路蓝缕（1949——2003）

1956年设立考古部，后几经撤立，于1979年稳定下来，并逐步发展壮大，以渑池班村遗址为“试验田”探索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影响深远；成立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研究中心，总揽并牵头实施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国博考古开始在多个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与时俱进（2003——2012）

2003年2月2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事业继续蓬勃发展。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向晋南、关陇、苏皖等地，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水下考古工作迅速发展，足迹遍布国内沿海多个区域，积极拓展肯尼亚拉穆群岛等国外水下考古业务，承担培养国内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任务。遥感与航空摄影中心也在晋、蒙、陕、新等区域开展工作，为探寻古代遗址，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续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科技考古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时代新章（2012至今）

紧跟时代脉搏，着手格局重塑，流程再造，组织重构。2018年成立考古院，下设民族与边疆地区、田野、科技、环境四个考古研究所，以及公共考古办公室。强化了考古院在博物馆中的职能和作用，逐步形成了考古工作的新格局。

所展内容涉及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主持或参与的约70个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从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到清代水下沉船发掘，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用考古学语言、考古学方法、考古成果和考古资料向观众呈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讲述悠久灿烂的中国故事，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