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倩

1939年1月9日，一个遥远的下午，从香港驶来的 “万福士”号邮轮拉着长长的汽笛，缓缓开进新加坡港，从船上走下一中年男子，他就是徐悲鸿（徐悲鸿艺术百科；徐悲鸿拍卖指数）。

从1925年首次到访新加坡，这已经是徐悲鸿第六次登陆新加坡。

这第六次旧地重游，成为徐悲鸿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环，他带来了千余幅重要创作，和历年购藏的近代中国及欧洲书画珍品。

在码头上，徐悲鸿受到了以南洋儒士黄曼士为首的友人团的热烈地欢迎。

黄曼士当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经理，是徐悲鸿的挚友。徐悲鸿与新加坡的不解之缘，便是由于结识了黄家两兄弟，黄孟圭与黄曼士。

新加坡因为岛屿地理位置优越，正好是东亚与欧陆交交界的一个重要枢纽；芽笼河有无数卸运货物的舢舨船只，既提供永上货物往来交通，也和当地的工厂有密切的关系，水道交通也给当地人带来很多便利和繁荣的经济。

像黄曼士一样的华侨商人早年因经商而在新加坡长留下来。南洋一带因为远离北方纷纷扰扰的战事，反而吸引了一些文人雅士在这里过境，留下隽永的作品与生活痕迹徐悲鸿是其中的一位。

黄曼士安排徐悲鸿住在江夏堂，二楼客房是他的居所，前方小客厅为徐悲鸿画室。

这里也成为徐悲鸿来往之间的第二个家。20世纪30年代，黄曼士在新加坡芽笼35巷筹建江夏堂，即南洋黄氏总会之宗乡会所，江夏堂匾为黄培松所题。

蒋碧薇曾回忆说：“黄曼士在新加坡的房子，宏敞华丽，显得气派非凡，一间宽大的客厅，全部中国式的布置，红木镶嵌螺钿的桌椅，古董字画，琳琅满目。”

“江夏堂”除了有英式殖民地建筑风格，也特别带有南洋马来住宅的特色，尤其明显是在于木构造窗户、屏栏、和遮阳百页的木框。木材在当时取材充裕，又是南洋传统的建筑材料，所以便广泛地运用在建筑上。 “江夏堂” 是当今在芽笼35巷硕果仅存的几栋带有传统风味的独立式佳宝建筑物。

徐悲鸿刚刚落脚，即引起轰动，高官显贵、豪商富贾、文学艺术家、青年学子纷至沓来。

从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悲鸿45岁至47岁，正当盛年，精力充沛，处于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在三年、1100多天的辛勤付出中，创作了超过1000幅艺术珍品，在相对舒适且安宁的创作状态中，不断锤炼和完善自己的艺术实践，他的水墨动物题材在写实观念与写意笔墨之间也达到了高度匹配和成熟。

这几年里，徐悲鸿还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四地举行筹赈画展，盛况空前，筹款总金额为 54000余元叨币，全部用于救济国内。后来，在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中，也专门有一部分撰写了徐悲鸿在新加坡的这段经历。马来西亚霹雳州民间组织——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有感于此，专门颁发给徐悲鸿感谢状——“仁风远播”。

近期，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就以“仁风远播”为主题，呈现徐悲鸿作为中新文化使者身份的特展，展览自7月26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出至9月18日。

展览展出徐悲鸿23幅原作，包括《追风奔马》、《侧目》、《斗鹰图》、《李惠望像》、《放下你的鞭子》等经典代表作，带观者走进徐悲鸿青年时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揭开这位艺术大师的南洋往事。

展览展出了徐悲鸿1941年创作的《追风奔马》，当时正值第二次长沙会战最艰难的时刻。

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长沙会战”。1941年8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时客槟城”的徐悲鸿十分关心国内的战况，希望战场再传捷报，满怀激情，大笔挥写出了此幅奔马图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他把标题定名为叫作《追风》，也叫《前进》，寓意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表现他对国家、人民的关怀和战争胜利的愿望。这幅作品也成了徐悲鸿奔马图的符号，代表了中国的精神和文化，中国人总说龙马精神，徐悲鸿的马代表了中国人民那种勇往无前，坚韧不拔的精神。

徐悲鸿《大树双马》 131x77cm 1939

展览中还展出了一件《大树双马》，是徐悲鸿创作于1939年的作品，以苍劲的水墨线条描绘古树参天和枝干，以写意的手法描绘枝叶茂盛，一黑一红两匹骏马在树下。

题跋中说“大树写于南京”“已阅四年”等，由此可推断此幅画中苍劲葱郁的参天的大树或创作于1934年的南京，南京城沦陷后客居重庆的徐悲鸿又在画中补画了两匹骏马在树下，此幅画的创作可谓颠沛曲折。

徐悲鸿以雄肆的笔法绘粗粝的树干，以豪放的墨色画浓密的树叶，尽显大树的苍劲与质感。双马分立在树下左右两边，一只低头食草，一只远远相望，刻画得细致入微、变化丰富，形体结实有力，神态自由抖擞。枣红马又使画面在色彩上更加丰富多彩，但不失整体色调上的统一。

徐悲鸿《立马》 130x76cm 1939

这幅《立马》画一匹立马静静伫立在秋草之上，大笔浓墨挥扫出的鬃毛极具动感，挺拔的身姿，修长的四肢，雄健的肌肉，充分展现出这是一匹善于奔跑、向往自由的矫健骏马；目光坚毅，这也是一匹颇有英雄气概、心怀志向的威武骏马。

“我马瘏矣”语出《诗经国风周南卷耳》，“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即为“登上高高的山头，我的马儿已难行；我的仆人疲困不堪了，多么忧伤啊” ，其中“瘏”指因劳致病马儿不能前行，是一首描写妻子想念远行丈夫的诗。

此幅作品在徐悲鸿描绘马的画作中构图十分罕见，画面布满山岩，占据了画面约三分之二，一匹骏马独立在高处的崖边，眺望远方，背影孤寂。作品绘于1939年元旦左右，适时徐悲鸿几经周折，终于要奔赴南洋。在归期无定中，旅程显得尤其遥远，画中之马或许就是画家的自写，陡峭坎坷的岩石正如旅途的艰难险阻，孤独站立的瘦马正如国破家亡之际漂泊在外、前途未卜的徐悲鸿，其中蕴含着画家“此去天涯将焉托”的天问，以及对家国故人的不舍和思念，整幅画面充满了国难之伤、流离之忧、思乡之痛。

徐悲鸿应该也是喜欢画“狮”的画家，他青年时期在上海观看马戏时，狮子的尊威气概给徐悲鸿留下了深刻影响。欧洲留学时，只要天气晴好，徐悲鸿必到动物园对着狮子写生。纵观徐悲鸿艺术生涯，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随着祖国情势、个人情感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画，由个人热情升华成对家国情怀的寄寓，每遇重要历史事件，徐悲鸿必然画狮以抒忧怀。

徐悲鸿《侧目》 111x109cm 1939

其中《侧目》就是徐悲鸿雄狮题材中的经典作品，他把自己的家国情怀融入雄狮的体态与神情中，狮子英姿勃发，双目怒视前方，绷紧的肌肉、粗糙的鬃毛和身体厚重的质量感，使画面洋溢着刚劲雄强之气。

动物中徐悲鸿偏爱猛兽与猛禽，被其独特的气质和形象吸引，飞鹰勇猛孤傲。

徐悲鸿《鹰扬》156x82cm 1939

抗战期间，徐悲鸿用鹰的形象表现抗日战士的勇猛无畏，势不可挡，徐悲鸿在诗句中也感叹自己满腔抱负却无法上阵杀敌的遗憾，愿化为一只雄鹰，一飞冲天，决胜千里。即是对自身的遗憾调侃，又是对战况焦灼的忧心和希冀，以物言志。画面中的雄鹰振翅高飞，爪子、眼睛和嘴的细致刻画，表现出鹰的凶猛和坚定，大笔铺陈而出的蓬松羽毛和坚硬的利爪形成很好的对比效果，气势蓬勃而出。

徐悲鸿《斗鹰》155x82cm 1939

徐悲鸿画鹰则突出它们锐利的双爪以及凶悍的眼睛，在《斗鹰图》中，徐悲鸿把在空中的格斗表现的惟妙惟肖，相互怒视的眼神、倾斜的身姿和处于上下剧烈透视关系的动态。鹰向观众方向飞来的角度形成画面的大角度透视，但两只雄鹰环首振翅，一高一低，一前一后，丰富的变化更显鹰的气势。浓淡墨色染出鹰羽毛的质感及明暗。徐悲鸿画鹰，以没骨与勾勒相结合的方式，以大笔的提顿、皴擦，着意表现出雄鹰敏锐的眼睛、有力的双爪及振翅翱翔的雄姿。把雄鹰好斗争胜的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徐悲鸿赋予了它们英雄般的勇气和力量。

1939年10月3日和14日，驻守在成都的苏联志愿军和中国空军联合执行轰炸任务，出动重型轰炸机对驻汉口机场的日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奇袭轰炸，我方报道共炸毁日军机137架，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徐悲鸿在新加坡听闻报道欣喜欢腾、挥毫泼墨、一气呵成一幅神鹰图歌颂抗战志士的勇猛无畏。这幅鹰的技法既有东方传统笔墨的韵味，趁墨色未干大笔潇洒铺陈出几只翅膀的主羽，浓淡干湿相互依托，笔墨气韵十足。细节处又有类似西方技法对鹰爪和鹰嘴的细致描绘，用笔干脆，辅以淡墨衬托出坚硬的质感和体积感。

《秋蝉》此幅作品1939年元旦作于香港，是徐悲鸿先画成“秋树”之后在香港见到赵少昂，赵少昂在画上补写了“秋蝉”。画面上，大面积红黄相间的霜叶与一只飞在枝边的蝉动静相生。构图开合有致，浑似天成，堪称佳妙。枝杈的浓淡交错凸显出了画面的空间感，大写意的墨笔描绘出了灿若云锦的红叶，细笔勾勒的小蝉轻盈灵动，极具点睛之妙。新年伊始的创作饱含画家美好的祝愿与希冀，也洋溢着两位艺术家相知相交的契合与愉悦。

《三鹅》这幅绘画徐悲鸿创作于新加坡，画面描绘三只鹅游弋在长满芦苇的水中，数片长长的苇叶描写出空间环境。

鹅的形体用简练疏朗的线条勾勒出来，墨色浓淡交融，徐悲鸿用线条长短、粗细、浓淡的变化，对鹅的形体边缘进行勾勒，再在关键转折部位稍加晕染，使鹅身的体积感突现出来。几笔浓重的树叶既营造出了空间感，又与鹅形成了轻重和谐的关系，增加了画面的喧闹感，使画面更具魅力。桔红色的鹅喙、绿色的叶片、紫蓝色的水是画家精心安排的色彩关系，它们互为补色，形成画面中和谐、亲切的氛围。水面上露出的纸的底色与墨蓝笔触的交错叠插，尤其巧妙地描绘出鹅掌划水时泛起的一片片微波。浅淡的设色，使画面显现出一种和谐的美，带给观众一片清凉惬意的感觉。

徐悲鸿笔下的鸡，造型极为写实，尤其冠与爪之刻画，笔法精细严谨，尾巴以浓墨大笔扫出，冠红如火，尾黑如漆，在粗与细，红与黑的对比中呈现出一种和谐。鸡嘴是非常的生动的，多以写实为主、而且以中锋行笔寥寥数笔生动活脱，最后加以淡黄色渲染。而画鸡冠时对其造型也是十分的讲究，画的极具美感，首先用墨色勾勒出鸡冠的形状，而后再用较为鲜红的颜色进行均匀的涂染，这样看起来既简洁又大方。徐悲鸿画公鸡的脖子和背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中锋的笔法苍劲有力的勾画出来，公鸡的胸脯以及大腿则用带有墨韵的重色来进行绘画。

徐先生画鸡尾的造型也是特别的讲究，三、五成组并且层次分明，简单几大笔就栩栩如生。

这幅作品是典型的徐悲鸿兼具写意和工笔技法的彩墨动物画方式，鸡的精细刻画和石头的粗狂表现形成对比，既有画家对写实的追求又有对意境的深厚表达，画面丰富多彩。画面上公鸡和母鸡有五只之多，公鸡的顾盼和母鸡的俯仰，让画面并不单调而是错落有致。两块巨大岩石的形状，使画面有一种平中见奇的险峻，而岩石间的树丛，使画面在奇险中又获得平衡。这样的构图，凸显了两只公鸡的气势，也让画面产生很强的空间立体感。

众所周知，徐悲鸿热爱画动物，动物单纯、直接，喜爱动物是艺术家对真善美的向往，徐悲鸿把自己的种种情绪、意愿寄托到动物身上，以物托情，以画言志，这是浪漫主义绘画的表达方式。

李惠望是南阳大亨陆运涛的第一任夫人——克里斯提娜·李惠望。陆运涛是新加坡和香港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国泰集团、永华电影和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鸟类学家及摄影家。此件作品为徐悲鸿在江夏堂的油画创作之一。1939年李惠旺十七岁，因父亲从事摄影行业，报纸上不时刊有她的照片。记录徐悲鸿在江夏堂作画的摄影照片中，最多的便是徐悲鸿画李惠旺时的情景。徐悲鸿在1940年除夕最终修改完成此画。

画家在此幅作品的构图、角度等方面的处理上都颇费心思。作品中的人物交臂扭身，端坐在一张南洋地区常见的木椅上，透过椅背的空隙，观者可以清楚地看见少女婀娜的姿态。画面上人物的坐姿很有性格特点，年轻女子的脸和身体分别朝向几乎相反的方向，右手臂随意地搭在高高的椅背上，这样的姿势使女子显得十分富于活力，她微微上扬的脸庞、蓬松浓密的卷发、闪烁明亮的双眼和色彩鲜艳的着装，显示出其爽朗干练的性格。

徐悲鸿在绘画人体时大胆使用紫色和绿色，不仅不破坏画面上人体皮肤的暖色调，反而使人体的肤色更加逼真，仿佛有生命一般。特别是画家对于离观众最近的女子手臂的处理，在衣服和木椅的映衬下，显得额外白润细腻，和少女泛着红晕的面庞一起，在柔和的光线下显示出青春焕发的圆润和光泽，传神地表现出女子朝气蓬勃的健美风貌，整个人物的塑造可谓五彩斑斓、熠熠生辉，更显女子爽朗热情的性格特征。

徐悲鸿《母女图》油画 121x104cm 1941

《母女图》1939年作于新加坡。图中的母女二人为新加坡画家张汝器的妻子和女儿。

张汝器是潮州人，是一位受群众拥护的爱国艺术家，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张汝器被日寇杀害，年仅39岁。张汝器和徐悲鸿是留法时的好友，1939年徐悲鸿到新加坡后，两人往来更多，感情笃深。1939年8月，徐悲鸿为张汝器的夫人及女儿画油画《母女像》。

这幅画中，徐悲鸿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了母女二人衣服面料的区别和扶手木椅的质感，使画面主体突出又具有一定的空间感。穿蓝色旗袍的母亲和穿粉色碎花连衣裙、头戴紫色蝴蝶结的女童，又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与对比，烘托出了母亲的温婉知性和女童的羞涩可爱，同时，母女两人相互依偎的亲昵姿态也被传神地表现出来。

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 48x31.7cm 1939

《放下你的鞭子》是剧作家田汉根据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独幕剧，后被陈鲤庭改编成抗战街头剧。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画中的女性形象为中国电影、话剧女演员兼作家王莹。据记载，1939年徐悲鸿在新加坡独自拜访郁达夫先生时，不期而碰见王莹，郁达夫请他为王莹画像，徐悲鸿慨然答应。隔日，郁达夫、王莹、徐君濂约报社摄影记者到红灯码头拍合影照，然后顺途往江夏堂让徐悲鸿为她画像。郁达夫的安排之下，成就了此幅流传于世的名画，也促成了徐悲鸿与王莹的莫逆之交。

徐悲鸿一生淡泊清高，生活质朴、节俭，画画有个习惯，每次研墨当天都要用尽，因为画画讲究新墨旧纸，墨要当天新研，纸要陈年的宣纸。画完画后砚台中还有余墨，徐悲鸿都要想办法用完，于是就书写一些对联，条幅，甚至找一些纸头画小作品练习，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很多他的真迹作品只有邮票大小，都是他余墨的即兴之作。这幅对联便是余墨的练笔之作。

徐悲鸿的书法兼具魏碑与行草书气质，自成一派，笔意在行草之间，圆润中见方拙，飘逸天成，浑然一体。他曾经临摹研究大量碑帖如《爨宝子碑》、《张猛龙碑》等碑学名录。现在徐悲鸿纪念馆藏上万件图书资料中大部分都是徐悲鸿先生收藏的各种碑帖拓片，可见徐悲鸿先生一生一直致力于书法的研修和进步。此幅对联两句，上联出自杜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丹青宛转麒麟里，光芒六合无泥滓。下联出自李商隐《韩碑》：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1941年8月，由于国内抗战爆发，徐悲鸿继续滞留新加坡，一方面是对二战时局的关注，一方面为赴美举办“中国绘画展”进行创作。这件作品颇有几分古代文人画的气质，用色清秀雅致，描绘细致入微，书法绘画，相得益彰。徐悲鸿绘画中花卉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见，在这幅画作中，水仙花卉设色淡雅，笔墨古朴自然，包含他对艺术的执着和求真之情、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之情、对朋友和爱人的忠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