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古时称“吉金”。

这种以红铜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合金制品，制成后呈金黄色，而随着时间的累积，出土的青铜器产生锈蚀变为青绿色。

随之颜色沉淀的，还有其背后的深厚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蔡侯青铜编钟（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青铜器有着5000余年的历史源流，而青铜器并非中国独有，这个古老的器物可以说是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以中、韩、日三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古代青铜器，在实用意义之上演化出独特而深厚的礼制和信仰内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青铜文明。

7月26日，来自中、韩、日三国的50件国宝级青铜文物在国家博物馆“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上震撼亮相。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一众珍贵文物带着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故事，向我们倾情呈现。

国博素来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收藏重镇，曾先后举办多场青铜器展览。而此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国博首次开创性地将中国青铜器与外国青铜器汇聚一堂，在同时空下为我们直观呈现东亚不同国家有着相近血脉的青铜珍宝，以青铜器为载体，呈现中、日、韩三个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内涵。

展览现场

展览以国别为划分，按照“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韩国古代青铜文化”和“日本古代青铜文化”的顺序，向观众展出中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古代青铜文化，呈现三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点。让我们走进国博，一同品味这场青铜文物盛宴。

展览现场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青铜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被大规模使用的金属材料，在早期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据记载，我国最早的青铜器产于距今5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相当于尧舜禹的传说时代。随着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发展，青铜器在夏商周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青铜铸造业高度发达，青铜器物尤为精美，因此商周也被称为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在那个手工业技术不成熟、物质匮乏的时代，青铜器为当时的农业和军事提供了重要作用，也因此为社会的进步发挥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但作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器物，青铜器价值较高，大多数被掌握在达官显贵手中，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因此被广泛的运用于礼器的制作之中。

蔡侯青铜尊

青铜礼器的使用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之特色。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青铜礼器仍尤受重视。我国古代器用制度与礼乐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孕育出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在展览中，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青铜食器、酒器、乐器、水器、兵器、礼器，管窥先秦时代礼乐文明之一斑。

展览现场

展览重点展示了安徽寿县蔡候墓出土的几组代表性青铜器。蔡侯墓是春秋末期蔡国君主蔡昭侯之墓，墓中青铜器多达486件，涵盖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多个门类，器型丰富，品类繁多，其中不乏制作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的美器，也有铸刻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极高的重器。

进入展厅，一件蔡侯青铜鼎和两件蔡侯青铜升鼎将展览第一单元拉开帷幕。

蔡侯青铜鼎

蔡侯青铜鼎是楚系青铜器的代表之一，是研究我国春秋时期周礼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鼎呈侈口、束腰、平底状，刻有铭文和精美的花纹，是春秋中晚期楚系青铜鼎的一类典型式样。据文献记载，将煮熟的牲肉放置在专门的鼎内叫做“升”，因此这种青铜器物应该是专门盛放熟肉的升鼎，同时也是高级贵族使用的礼器。

蔡侯青铜升鼎

簋是与鼎搭配使用的食器，这两种器物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食器组合。鼎用于烹煮食物、热水或盛放肉食、调味品，簋则用于盛放煮熟的饭食。所谓 “钟鸣鼎食”就是把鼎、钟作为青铜礼乐器的典型代表，击钟列鼎而食，形容了贵族的豪华排场，是对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高度概括。

青铜簋

在商周时期，各级贵族会按照等级秩序制作不同数量、规格的青铜鼎、簋作为祭祀、礼仪用器。据文献记载，周代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卿大夫等其他贵族各有等差。鼎、簋的价值和文化内涵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作为目常饮食器具的实用属性，被寄寓鲜明的政治、等级、礼仪、信仰色彩，甚至成为王朝最高政洽权力的符号和象征。

除了食器，酒器也是青铜器中的重要器物类别。在商代，酒器是最受重视的青铜礼器门类。在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变革影响下，周代青铜酒器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祭祀典礼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类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酒器的种类十分多样，壶的造型沿袭西周以来的风格，但装饰更为繁复华丽，艺术价值颇高。

陈列在展厅里的蔡侯青铜方壶便是蔡侯申专用的盛酒壶。尽管壶身满是铜锈，但仍不掩其夺目的魅力。蔡侯青铜方壶造型精美，装饰繁复华丽，其侈口长径，颈部呈方形，腹部呈椭方形，壶身上雕刻有装饰繁缛的的蟠虺纹，壶两耳为兽形衔环，底部有四兽承托，相互应合，给人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的感觉。盖顶采用中原流行的样式，设计成镂空的莲瓣形，清新盎然。

蔡侯青铜方壶细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一直是古代非同寻常的大事，祭器和兵器也一直是青铜器中最核心的器类。

商周时期，青铜乐器在在祭祀等礼仪场合中得以使用。青铜乐器的使用是等级和权利的象征，乐器也被赋予礼制色彩，成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青铜钟是我国青铜礼仪文化中的一种较为典型的青铜乐器，展览展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件青铜乐器——蔡侯青铜编钟、蔡侯青铜钮钟。

在祭祀场合，人们还会用青铜水器盛水或奉行沃盥之礼。

藜大司马青铜匜

而除了祭祀，在战争方面，由于兵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征战频繁，青铜兵器制造空前繁荣，戈、矛、钺、剑等兵器在西周非常常见。其中，吴越地区的铸剑水平最为高超，其生产的兵器闻名天下，广泛流行于各个诸侯国。展览中这把出土于蔡侯墓的“吴光王青铜剑”，不仅是吴国铸剑技术的实证，也体现了蔡吴两国高级贵族之间，以婚姻纽带为基础的密切交往。

吴光王青铜剑

此外，此单元还展出了部分体现古代婚姻传统的青铜礼器。

这些种类丰富的器物，不仅承载着深厚的青铜礼乐文明照耀着华夏大地，也对其他国家、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韩国古代青铜文化

走进韩国青铜器展厅，韩国极具代表性的国宝级珍贵文物——青铜钟，给人的视觉带来了十足的震慑。

青铜钟

这座大钟高1.74米，重1.2吨，根据钟上的铭文，我们可知这座青铜钟制成于辽代统和28年，是韩国历史上最早的高丽时代的梵钟。该钟的器身刻有盛行于我国唐代的唐草纹和寓意吉祥的宝相花纹，边缘装饰有多瓣莲花纹，钟顶部，龙钮上的龙昂首远眺，嘴衔如意珠，充分体现了高丽时期的新风格。在器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刻有汉字。

无论从形制、纹饰，还是功能上来看，这件器物与我国早期的青铜器都有着很深的渊源。它与我国同时期的钟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接近，这座钟与可以说直接体现了韩国与中国青铜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始于公元前15世纪左右的韩国青铜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随着细形铜剑的流行，达到了顶峰。

展览现场

韩国青铜吋代的青铜器以剑为大宗。青铜剑是当时韩国统治权威的象征，在形制上可分为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两类。它们都采用分别制造剑身和剑柄，再将二者合为一体的制作方法，这与剑身、剑柄一体制作的中国青铜剑有所区别。

漆鞘青铜剑

在韩国古代社会，青铜剑象征政治支配权，青铜镜、铃则象征祭祀权。

与单钮式中国青铜镜有所不同，韩国青铜镜带有两三个钮，而且它们都偏离铜镜的中心。将目光投至展览中的多钮细纹镜，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件多钮细纹镜背面附带两个低矮的半环形镜钮，铜镜的纹饰可划分为内、中、外三圈，均为几何形纹饰。外圈环绕交错的三角锯齿纹，中圈、内圈装饰着密集排列的交错平行线纹，非常精美细致。

竿头铃和双头铃

以八珠铃、竿头铃、双头铃为代表的青铜铃，以及青铜鼓，是韩国的青铜礼器，也是韩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特征。

青铜鼓

随着佛教信仰传入韩国，用青铜制造的香炉、净瓶和烛台等各种供养用具在佛教信仰广为流行的高丽时代顺势而生。这一时期，匠人们制造青铜工艺品时灵活掌握了银入丝技术。

银入丝技术即是我国在西周时期便已经出现的嵌错工艺。在高丽时期，用银入丝技术作为装饰的青铜净瓶别具特色。青铜净瓶这类长颈水瓶器具，是佛教传入韩国后，僧侣必备的日用品之一，后来则被用为礼佛器具。展厅里的这件青铜净瓶，表面雕刻有工笔画，荡漾的芦苇、成群的飞鸟、水面滑动的船、戴斗笠的钓鱼人等等物象，以银入丝技法生动地呈现了一组非常闲适的水边风景。银入丝工艺作为韩国青铜器的特色，表现出了高丽精湛的金属工艺技术和高丽文化本身的独创性。

青铜净瓶细节

在韩国青铜器单元展厅，我们可以顺着这些颇具代表性的展品，洞悉韩国青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演进轨迹。

青铜小塔（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日本古代青铜文化

在日本列岛，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器产生于弥生时代。日本古代青铜器的产生以及发展演变，是在与中国、朝鲜半岛的交流和影响下，自主地选择取舍，融入自身特色而形成的。

展览现场

展览的最后一单元集中呈现了日本的青铜器物，重点展示了日本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中国、朝鲜半岛青铜文化的交流。

其实，日本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直接来源于朝鲜半岛的青铜文化，但和朝鲜半岛相比，种类和数量都极少。在弥生时代中期初段，日本从朝鲜半岛舶来少量的铜剑和铜戈，作为武器使用；而到了中后期，日本多数工具和武器都开始用铁来制作，青铜器成为一种专门的祭祀器具。金属制品的生产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源自日本列岛以外的异域影响，这也成为了弥生时代的特点。

宽型青铜矛

弥生时代的青铜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武器等舶来品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身份象征物，如展览现场的宽型青铜矛和中宽型青铜戈；另一类是以铜铎等本土产品为代表的祭祀器具。

青铜铎

花纹繁复，充满对称美的青铜铎便是弥生时代聚落中用于祭祀仪式上的青铜祭器。器身上由并排成列的三角形构成的锯齿纹及连续的涡纹被认为是独具特色的铜铎纹饰类型。日本铜铎的祖源可以追湖到朝鲜半岛的小铜铎，日本列岛上最早出现的铜铎承担着乐器的功能，但在弥生时代后期，人们越发重视其外观形象，因而铜铎逐渐向更大型化、更华丽的方向转变。展览现场这件青铜铎，兼具乐器、祭器功能，能够体现这种器物在功能变化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附铃青铜镯

进人古坟时代以后，祭祀器具逐渐消失，多数青铜器成为统治阶层的身份象征。青铜镜以及马具、冠、带扣，戒指等金、铜佩饰物开始逐渐增多，铜碗等佛教相关器物也开始出现。

其中，青铜镜作为身份象征承担了重要功能。

从弥生时代中后期到古坟时代前期，汉代、三国六朝时期的中国青铜镜，源源不断地大量输入日本列岛，日本随之兴起了大规模的仿制浪潮。

鼍龙镜

鼍龙镜是日本参照中国环状乳丁神兽镜的纹样制成的青铜镜，以围绕乳丁分布的回首状神兽纹为特色，神兽于神像共用头部，并将其作为一组图像来表现。在鼍龙镜中，从中式铜镜图像中继承而来、用于分割内外区域的环形里，原本存在于中式铜镜上的吉祥词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半圆方格带状纹饰。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在青铜文化输入过程中，加以取舍，融汝自身元素的文化特征。

  结语

在中国红色调的展厅里，红色的背景与青色的文物交相辉映，衬托出一种历史的庄严肃穆。置身国博珍宝荟萃之地，我们得以从“青铜器”这一独特的角度，追溯中、韩、日三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挖掘三国共同的文化记忆，在领略青铜文物的独特魅力的同时，更能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中，感受到青铜文明的厚重和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览现场